蔡琛讲得对，权文胜确实对北京有陌生感。虽然以前来过北京几次，但那只是看看故宫，走走长城，而且匆匆忙忙的，不像去皖南黟县看徽州老房子那样仔细，所以现在走进北京的老胡同区，就觉得新鲜好奇。
这大杂院肯定是以前大户人家的独立住宅，只要在想象中抹掉院子里那些横七竖八的矮小房子（江南人把那叫披间，当厨房用的叫灶披间），就能感觉到这深宅大院的庄重、森然、私密等古老气息。现在是好几进老宅子的每一进，都住着十来户人家，显得拥挤不堪。权文胜从晾衣绳底下钻过去，绕到男人衣服那边钻。
詹志平父母住最里面一进的一间东厢房，门口加砌了一个不到五平米的灶披间。两位老人已经提前一刻钟关了电视机，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墙上的石英挂钟。还有五十秒，就要到八点半了。这在这时，他们听到权文胜在外面喊：“这是詹先生詹林根家吗？”
詹林根活到七十三岁了，好像没人喊过他先生，这听起来怪别扭的。现在没人讲他儿子詹志平了，好像这孩子没来过这个世界。今日突然有一个记者来他家，要问詹志平的事，他和老伴都觉得奇怪。是不是志平没死啊？是不是搁通县的那个骨灰盒，装的是别人的骨灰？公安局有搞错的时候，火葬场也会搞错。
詹林根走路颤巍巍的，但比他老伴好，还能走出来冬天晒晒太阳，夏天乘乘风凉，老伴要扶着墙壁走，不然就要坐轮椅，而家里没轮椅给她坐。詹林根把权文胜请到屋里来，里面请，里面请。因为窗子外面是灶披间，屋里就很暗，詹林根拉了拉电灯线，一盏萤火虫般的八瓦节能灯亮了起来。他老伴坐在一张垫了软东西的木椅上，欠了欠身子，仿佛觉得应该是她给客人沏茶，而不是老头子去沏。詹林根把一杯白开水递给权文胜，开水很烫，应该是刚烧开的。
权文胜坐到那盏节能灯底下，不然光线太暗，记不了笔记。
“我们知道詹志平是作家，想了解他生前的写作情况。”权文胜开始采访。
“他是写文章的，也发表过文章，还拿到过稿费呢。”詹林根说。这时他有点紧张，生怕讲错一句话误导记者。你说错了，记者就会写错，领导就会批评他。一生中没害过一个人，今儿不能害记者。
“那么他发表文章，用的是他自己的名字吗？”权文胜问。
“是啊，用的是詹志平。”老爷子觉得奇怪。“还能用别人的名字么？”
“你看到的文章，是他结婚前写的，还是结婚后写的？”权文胜问。
“结婚前。”老太太插话道。她坐在黑暗的椅子里，眼睛明亮有神。
“他跟郭芸是哪年结婚的？”
“那是1990年2月18号。”老太太已经夺得话语权。“那年志平二十四岁，郭芸二十六岁。”
“一结婚他就搬出去了？”
“是啊。那时候我们闺女还住在这屋里，我们没结婚房子，幸亏郭芸家有，她父母给她一间有一个房间的公房，在西直门那边。”
“詹志平结婚前做什么工作？”
“在街道模具厂做木匠活儿。”
“业余时间搞写作？”
“是啊。”老太太觉得挺骄傲。“他聪明，勤奋，喜欢看书。你说个什么事，他就随手记下来。你说个什么词儿，他也随手记下来。厂里的黑板报，全是他一个人写。”
“后来呢？”权文胜问。
“志平结婚后，郭芸叫他别做木匠了。郭芸在医院里工作，她收入高，条件好，叫我们志平一心一意搞写作，说她的工资养得活两个人。这样的好媳妇，给我们志平碰到了，是前世积了德。”
“你们知道那时候詹志平主要写什么？”
“写小说。”老爷子插话道，试图夺回话语权。
“你们看过他写的小说吗？”
“没给我们看，他晓得我们识字不多。”
“你们知道詹志平出事时候的详细情况吗？”
“他是不小心从山上掉下去的，掉到深沟里，好几天才找到。”
“这是郭芸给你们讲的？”
“是啊。当时郭芸哭得死去活来。我们志平对不起她，活着的时候没给她挣过一分钱，到头来还叫她当寡妇。”
“结婚后，詹志平发没发表过小说，或者其他文章？”权文胜喝了一口水，然后把水杯搁一张矮凳上。
“好像没发表。他自己没讲过，郭芸也没讲过。”老太太说，“我们志平是苦孩子，我们闺女讲，他小说写得好，但总是发表不了，越发表不了，他写得越好。闺女跟我们讲，我哥的小说只要发表一篇，就能出名，写得好呀。这我们懂，以前我是先锋无线电厂的，我们有个技术员技术好，厂里就是不用他，还说他啥活也干不了，不给他分房子，不给他添工资，后来人家去了前卫无线电厂，在那里当了总工程师，一下子出了名。所以说，不是你做得好，就会有好结果。”
“你们知道郭芸现在的情况吗？”
“知道的。”
“她在哪里？”
“在上海。”老太太说，“郭芸的母亲是上海人，退休后回上海去了。郭芸给我们志平办完丧事后不久，也到上海去了。后来她又找了人，再婚前跟我们闺女通过电话，到现在还过年过节给我们寄点钱来，而我们啥也没给过她。她结婚的时候，连个戒指也没有。”
这时詹志平妹妹詹亚英来了。她手里拎着一个搪瓷罐儿，给老人送莲心红枣汤来。她在一家电容器厂当操作工。她抱歉来晚了，不巧上夜班，地铁又挤，公交车也挤，路上耽搁不少时间。权文胜对她说：“打搅你们了不好意思。”
“为啥采访我哥的事？”詹亚英问。
“我们给广州一家报纸写文章，调查当代小说作家的生存状况。”权文胜说。
权文胜每次决定说谎时，都表现得如此坦然自若。若此刻如实说出真相，告诉这家人家，现在红得发紫的小说家张桐，就是他们家的詹志平，其后果不堪想象。若出了什么事，他担待不了。即使要讲，也要等到见过郭芸之后再决定。
“我哥已经死了。”詹亚英讲，“再说他的事，我们确实知道的不多。”
“你看过他的小说吗？”权文胜问。
“看过的。”
“啥感觉？”
“他是写得好，我看了流眼泪。不过我文化低，说不来到底好到啥程度。”
“他生前至少发表过一篇小说，你知道吗？”
“不知道，他没跟我讲过。”
“发表时用的是笔名。”权文胜忍不住就讲了。
“啥叫笔名？”詹亚英问。
“有的人发表文章时，喜欢用另一个名字，那是他自己起的，不用他的本名。”
“我哥的笔名是啥？”
“张桐。”
“这两个字怎么写？”
“张是弓长张，桐是木字旁合同志的同，也就是梧桐树的桐。”
“我哥好可怜。”詹亚英说，“他那么用功，那么辛苦，写了那么多小说，写得那么好，却是啥结果也没有就死了。”
“你嫂子郭芸呢，她怎么看待你哥写小说这件事？”
“她是一心指望我哥出人头地，不要我哥上班，不要我哥做家务，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就像厂里做电容器一样，只做了一半，没做好，用不成，成了废品。我哥是白费了十几年工夫，我嫂子是盼来盼去结果一场空。”
“你哥出事的情况，是郭芸跟你们讲的？”权文胜再次问这个问题。
“是啊。”詹亚英说，“她捧着我哥的骨灰盒回来，泪流满面，哭成了泪人儿。她是南方人，做事情心细，想问题周到，她给我们一个电话号码，叫我们给华阴市公安局打电话，核实我哥出事的情况。我们都相信她的，知道她对我哥好，知道她从没哄过我们，哪会对她起疑心呢？可我男人对我说，还是打个电话好，对你哥负责嘛。他没用郭芸给我们的那个电话号码，而是打114去查，然后打到华阴市公安局对外咨询室。结果那边讲的情况，跟我嫂子讲的一模一样。那边还把我哥摔到山底下的现场照片，用电脑传过来。虽然我哥给摔得脸上都是血，鼻子也破了，眼睛也没了，牙齿也掉了，可我认得出那是我哥。起先我不给我爸我妈看，怕他们受不了，可他们硬要看，后来给他们看了，他们也认得出那是我哥。”
“你认为有没有这种可能？”权文胜一面记笔记一面问。“你哥不是不小心掉了下去的，而是自己跳下去的？”
“这我就吃不准了。”詹亚英说，“有时候他情绪差，很失望，甚至朝我流眼泪。他觉得自己写得差，写不好，没达到自己的高要求。又觉得对不起郭芸，非但没给郭芸挣过一分钱，还成了她的累赘。我问过他，是不是嫂子有时候要说你几句。他说郭芸从没说过他什么。他说郭芸学过心理学，知道他心理压力大，没埋怨他半句。他说郭芸认为，叫他辞职写小说是她的决定，所以啥困难她都能自己克服。即使他们两个人偶然有磨擦闹别扭，我嫂子也能克制情绪，不扯到我哥搞创作的事情上去，怕我哥受不了。”
权文胜告别时，詹亚英送他走出那个大杂院。她感谢权记者还记得她哥哥。她那发黄的稀疏头发，被胡同里的风儿轻轻吹起，看得权文胜心酸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