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家
一个家或者说一院房子对于一个经历了多年颠沛流离的老人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不胜寒冷的人在寒冬腊月里不可或缺的睡袋。听我岳母的讲述，我知道他们在落户老马场之前还在好几个地方有过一院房子。
我们最早的那个家，就是沿恰普河路出新源县城，在316省道约三公里处一个叫哈萨（克）一大队（当时属一区，今天属于新源镇）的地方。
我和你爸结婚一年多了，但一直没有一所真正的房子，我们还在流浪。后来我怀了明月，那时候正是大冬天，我正发愁没有一间温暖的房子我们如何挺过这个冬天，走到五区（现在的哈拉布拉乡）的时候，我们遇上了好人家，是雷明宝收留了我们，雷明宝来自四川，他让我们在他家里住，生孩子。那年秋天，八月，明月出生了，说来也奇怪，她出生的时候，天上好像响起了雷声，所以我们除了为她起了一个乳名叫明月外，还给她取了学名叫蕾生，就是为了让我们记住这户雷姓人家的恩情，也是借了雷声（雷生）的谐音。这家的男主人还要求认明月做他的女儿，还给她上了他们家的户口。
这时候，伊犁地区的政治风暴已经风起云涌了。不久，我和许多姐妹们因为“三无”而被送进了伊犁当地的收容站。明月爸在这之前因为被划分为“五类分子”而被强迫到老马场的羊场参加劳动，夫妻一年很难见上一面。整你的人、关你的人，都不会考虑到妻离子散的残酷。收容站虽然名声不好听，但起码进去的人都有饭吃。然而收容站内也不是那么好过的，被收容进去的许多人常常挨骂。大概因为我的长相善良和朴实，收容站的负责人不但一点儿也不刁难我，反而吩咐下面的人给予了我很多照顾。当时，从广西盲流来的张庆禄、岑进军等一帮人待在伊犁许久了也找不到活路，想进收容站混几口饭吃，但收容站也不是随便收人的，几经周折，还是进不了。这时候，是我，凭着站长对我的信任，我竟然撒了一个“善良的谎”，说这六个广西人全是我的亲弟弟或者堂兄弟，并在介绍时一一把他们改成了自己的吕姓。收容站的站长还真相信了我的话，收留了他们，让他们暂时有了饭吃，有了活干。现在我想来，那个站长肯定不是糊涂人，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了我的话，十有八九因为他给了我这个面子，是因为可怜我们，因而默认了这些其实非常容易识破的谎话。
哎，你别说，那时候在收容站真能吃饱饭。那帮广西老乡把才四个多月的明月抱来抱去，明月就像一个过手宝，那帮人都戏称明月是“收容站之花”。平时他们省吃俭用，咱的东西也不多，但都能经常送来一些奶粉、饼干、糖果之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帮人又有人不同意了，说叫啥“收容站之花”呀？多难听，应该叫“人民公社之花”才对吧？大家拍手称好，于是大家又改称明月为“人民公社之花”，你说有趣不有趣？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收容站按照上面精神，把这些从全国各地盲流过来的人一一安排到各大队落户，我和那些被我称为弟弟的广西人基本上分到了新源县十月公社一大队，也就是人们后来常常说到的新源镇哈萨（克）一大队，因为这里聚居的大部分居民属于哈萨克族。
当时，我还带了从南方来投靠我的一个远房表妹一起住。在刚刚住进去之时，附近的一些哈萨克族人、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都来好心地劝我和表妹：这里住不得，这房子闹鬼哩。幽默的维吾尔族人还伸长脖子，瞪大眼睛，吐出舌头，用手比画着上吊的样子，然后说他们常常在晚上远远地看到房子里有一个白衣女人在上吊。听起来很恐怖。然而，对流浪生活充满恐惧的我和表妹说啥也不顾了，应该说是顾不上怕了，硬是住了下来。住在周边的那些广西老乡们也为我们壮胆，说真要有什么事有他们呢。
啥？你问明月那时候怕不怕？那时候明月还很小，根本不懂得啥事情，当然就谈不上怕与不怕了。
说来也怪，我们三个苦命的女人一住进去，居然啥事也没有发生。当时全国不少农村生活十分困难，饿死人是常事，吃不饱饭的人到处可见，谁家养几只鸡或者种几棵果树、蔬菜、玉米什么的，被偷被抢是平常事。但令时人奇怪的是，我和表妹在房前房后种下的南瓜、豆子和洋芋，长得特大特好，却没有一个人来偷。收获时，一个一个硕大如锣鼓的南瓜堆了大半个房子，最大的重量达三十多公斤，种出的黄豆洋芋吃不完，还送给附近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邻居品尝。所以明月的童年是在南瓜饭、黄豆子和洋芋的喂养中度过的。
2006年春天，南瓜花爬满各个院落遍地盛开的季节，我和明月专门走了一趟当年生活过的哈萨（克）一大队，明月为我回忆她记事的那些日子。
我记忆中的那些年，南瓜花总在盛夏时节满山满坡地绽放。而每到秋天摘了南瓜，我们总是把最大最漂亮的南瓜留给爸爸回来时候吃，他也吃得最开心。所以，南瓜花盛开了我就想念我的爸爸了，可我爸只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被允许回来探亲，才能吃上我们种的大南瓜。而由于我爸的省吃俭用，每次回来总能捎上几十斤面粉，一家人这时候就可以改善改善生活。
看到我们一家住进去后啥事也没有发生，相反却在以后的日子里凡事顺利，附近的人们都感到十分惊奇。慢慢地他们也敢过来唠家常了。那时候，我已经长到五岁多，每天和一群少数民族的孩子在屋前屋后的杨树林里疯玩。有时候，孩子们都回去吃饭了，我就坐在自家房子院墙外的土坡上，看那位天天从身边经过的哈萨克老太太，背着个孙子佝偻着腰经过，我就喊：“阿帕亚克西！阿帕亚克西！”（“阿帕”在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中都是“妈妈”的意思。那老太太背上的小孩肯定是她的大儿子的长子，按照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风俗，大儿子要把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长孙或者长孙女送给父母，他们称呼祖父母为爸爸、妈妈，而称呼自己的父母为哥哥、姐姐。）每次我喊这话的时候，老太太便会停下来，咧开已经没有牙齿的瘪嘴笑笑说，亚克西，亚克西。然后把她枯枝般的手伸进兜里摸出几颗奶疙瘩，颤巍巍地递过来，我常常高高兴兴地蹦过去抓在手里，看老太太蹒跚着走远了，便有滋有味地啃起来。
但是也不能说啥事都碰不上。有一年甚至有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发生了。据广播的消息说，这个地方将发生大地震。消息把我妈和表姨吓得惊慌失措，我那时候还不是很懂啥叫地震，所以也算不上很害怕。我妈匆匆忙忙带上当时才五岁的我和一岁多的光旭去一位哈萨克朋友的毡房里住了五天五夜，那几间房子里的东西几乎啥也没带上。我妈想这下子房子彻底完了。但值得庆幸的是，地震虽然发生了，却很微弱，房子一点儿也没有受损。回到家里，在那个年代当时的情景和心情是用语言不能表达的，我妈和表姨一连说了好几句谢天谢地。那时候我的确还不怎么懂事，一进房门之后便找了根黄瓜咬个不停，仿佛刚刚过去的几个夜晚仅仅是一场游戏。
很快，我们的家成了许多来疆的南方人的旅馆。那些从南方逃难过来的广西人、广东人、湖南人、湖北人和四川人都非常可怜，没有户口，也没有活干，因而常常把住在这里的老乡当作救命恩人。其实没有真正地域意义上的老乡，一听说哪里有老乡，甭管老家距离有多远，甚至两广和两湖之间都被看成了老乡，认识不认识，有没有关系，他们都会千里迢迢去寻找。加之我妈好说话，谁来都有饭吃，哪怕是南瓜土豆，所以到我妈家里的老乡就特别多，几乎隔三岔五就有人来投宿。每逢他们到来，我妈总是准备好一宿两饭，招待他们住一宿，吃过饭再赶路去四方找活。有的因为暂时无路可走，她就会让他们多住上几天。印象中来人最多的时候一次达到二十几人，仿佛正在办喜事一般热闹。因此，后来大家到伊犁各地成家立业后，仍有不少广西人湖南人都说认得我妈，但我妈常常说记不起了。
又过了两年，上面要求居住在哈萨（克）一大队的一群广西老乡搬迁到更需要搞生产的十月公社（属于当时的一区即现在的新源镇）第八大队，并且每户分到了一份土地和一院房子。于是，我们一家人便离开哈萨（克）一大队走了。又过了几年，听到过一大队的人回来说，一条公路从那里修过，我们曾经住了三年的房子就被平掉了。
那时候明月还小，对这儿的记忆肯定不够清晰和完全了，但是后来我和她专门到了哈萨（克）一大队进行实地考察，一路看过去，她还是可以辨认出一些明显的痕迹，比如地窖的石头深深地埋在地下，这些地窖的凹痕如同那些被遗弃的洞穴。想象过去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那些从南方盲流到大西北的老乡，他们用相同或者不相同的方式，用相同或者不相同的话语，在这里会合、寻找，商议着下一步的谋生之路，而这几间早就不再存在的房子，在当年所起到的作用我想他们到死都不会忘记。而对于我这个后来者而言，除了借助明月和这里老一辈人的讲述，想象着三十多年前这里的那三间神秘但却亲切的房子，心头泛起一片无边的失落和惆怅之外，还能感受到什么？当年，她们在这儿住着住着就住成了一个家，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况味？如果我们在老马场把房子盖好了，在那样偏僻遥远的一个地方，我们也能够把它住成一个永远的家吗？
站在三间房子的遗址前，我感到疑惑的是，曾经存在于这儿的那几间房子，是被使用啥工具平掉的？用推土机吗？还是用铁锨？抑或是房子因为风吹雨淋终于摇摇欲坠，有一天被工人们用手不费力气的一推就轰然倒塌？总之，那时的房子是相当古老了，推倒它应该不费啥力气。那么房子在它倒下的时候想到曾经在里面住过的几个人了吗？如果房子有知觉，它会不会把它被推倒的过程和它的感受有一天告诉曾经在它里面居住过的人？
房子的身躯虽已远去，但它的灵魂还是留在这儿的，犹如一个人一辈子居住在老祖屋，他死后灵魂也会永远留在那里。他啥地方也不会去，那里才是他永远的家。
我抬头四顾，四野的荒草一片瑟瑟，榆树随风摇动。房子的灵魂，也许就在这周围飘荡着呢。
那几年，新源镇第八大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天山脚下，白雪茫茫，田畴广阔，阡陌纵横，高高的白杨排成行，一座座红砖楼房或者黄泥土屋隐藏其间。我眼中的八大队已经成为一个美丽的聚居区了。
有一年，我们陪岳父岳母重回八大队的时候，岳母这样为我回忆她曾经在这里的家。
在20世纪60年代，“八大队”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这里还是一片荒凉。70年代初，我们一家和八位广西老乡被分到了八大队居住，同时获得安排的还有一些来自其他省市的农民，他们一起成为了八大队的第一批垦荒者。
然而，刚刚盼来的稳定很快就被一场风暴破坏了。为了逃避“斗批改造反派”的迫害，我们带着孩子们东躲西藏，常常是饥一餐饱一顿。而你爸满以为逃避内地的艰难在大西北就可以过得平安一点了，却意想不到中国虽大，风浪也可以波及每个角落。当时只因为他在生产队里做饭比较好吃，手脚麻利些，就被一些好像可以连饭都不用吃的人划成了“敌特的后勤部长”，被“革命群众”用砖头和带钉子的木板打得昏死几次。受着动乱迫害而颠沛流离的我们根本无法照顾年幼的儿女，幸得这些善良义气的广西老乡给了孩子们童年无尽的关爱，这也算是他们对我以前曾给过他们帮忙的一种回报吧。
由于你爸被安排在马场三队劳动，我和孩子们在县城近郊的十月公社八大队安家，我和你爸两人工作地点相距上百公里，那时候交通又非常落后，几乎都是坐马车，一家人相聚的日子很少，平常都是我带着三个孩子在地里劳作。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真难哪，遇到大人或是孩子生病什么的，全靠我的那些热心老乡了，特别是来自广西蒙山县的张庆禄何玉莹夫妇、来自广西北流县清湾乡的李源杨敏夫妇、来自广西北流县新丰乡（现在的北流市沙垌镇）丹花村的岑进军和他的小弟岑进荣，以及后来来自广西北流县六靖乡龙湾村的顾元明，都曾数次在我们病急或有其他急事时，二话不说顶着烈日或者大风大雨给予及时的帮忙，完全是一种亲人般的关爱。还有一些老乡，也在明月她们姐弟几个的童年时代给予了许多的关怀照护。特别是张庆禄夫妇、李源和岑进军更是把明月当作自己的女儿样看待，每次家里做了好吃的都要送一碗过来或是把明月接去。他们的孩子都管明月叫姐姐。
后来的岁月，我也多次到过八大队，见到那些尚且健在的亲人，他们的热情好客让我终生难忘。随着时间流逝，双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家立业，甚至天各一方，但父母那辈人在艰难日子里建立起来的那份同甘苦共患难，肝胆相照的兄弟姐妹情，已经延续到他们的后代并且将继续传下去，现在八大队的乡里乡亲们就一直有着如同手足的情谊。明月尤其记得那些孩提时代的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