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父亲成了职业猎人，我家也住在了牧民队。那一年的11月份，人们该从上游夏牧场搬迁下来了，不料公社做了一个决定，说是为了保存和节省秋草场，不让人们搬迁，对擅自搬迁下来的人家将给予惩罚。但是大自然的反应比公社做出的决定厉害多了，随即而来的暴风雪、寒冷将那些依然居住在上游夏牧场的牧民们赶下了山。牲畜的情况非常不好，绵羊夜里甚至不入圈，而是朝下山的牧道上跑。对于公社的决定，人能听进去，但牲畜却听不进去，跑得快的牲畜一口气跑到了平原，跑得不太快的牲畜也到了中部草原，这使牧民们忙得不可开交。原本已经枯黄的草原更加萧条，一边下雪，一边融化，使草场变得一片泥泞，到处都滑溜溜的，这使迁徙的牲畜无法稳步行走，有的牲畜滑到了，碰在了树上、岩石上，以至于摔断了腿，折断了脖子，到处都可以看到牲畜的死尸。邻居家有一群马，走到一个叫霍热木德克的地方时，集体从山坡上滑落下去毙了命，只有几匹小马驹保住了命。父亲有一匹四岁棕马，也在这次灾难中死掉了。
在搬迁的牧道上，由于役驼滑倒无法再站起来，一路上到处都是摔碎了的毡房顶圈架、撑杆。在那条像狼牙一样参差不齐、崎岖不平的牧道上，女人和小孩子们牵着马，胆战心惊地走着。叫嚷声、争吵声响成一片，人们都哭哭啼啼的，丢掉了牛犊的母牛也发出震天的哞叫声。正常年份，牧民搬迁是一次草原盛会，特别风光，可是这一次，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牧民们叫苦连天，狼狈不堪。经过这一次惨重的损失之后，政府收回了那个具有“创意”的决定，还将做出这样错误决定的领导请去开了会，让他“端正了思想”。但是，这次事件使牧民们的生产和生活变得十分艰难。等到公社发出下山通知的时候，牧民们早已经逃到了中部草原，只留下了个别的毡房。所有的牧民们都在搬迁，役驼却很少。谁家什么时候搬迁，需要用几峰役驼，完全由大队的领导说了算。
由于役驼没有到来，我们一家人被困在了一个叫吾勒加波拉克（毒草叶之意）的地方，周围的牧民们全都搬走了，没有一峰役驼。孤零零的毡房被夹在两座大山之间，冒着一股要死不活的炊烟。父亲出去寻找丢失了的马匹已经有三四天了，家里只有母亲、我、妹妹和弟弟。没有牛奶，我们只能饮喝皮囊里的酸奶。家里只有一点点柴禾，所以不能一直生火取暖，潮湿的柏树枝燃起来很费劲。那天，白天我们眼巴巴地盯着大路等着父亲，晚上早早就睡了。才睡了一会儿，我被母亲的喊叫声吵醒了。
“吁，这头畜牲想干什么呀？”她用拳头捶打着自己一侧的毡房栅栏。
“妈妈，怎么了？”我问道。
“可能是遗留在哈纳依家旧营盘上的那只癞公牛吧，它可能恋家了，才来到了咱们家毡房前。它一直不停地在毡房外围蹭着，我真怕它弄翻了毡房。这头畜牲！唉呀，滚开！”
母亲的声音很大。但这时，外边却传来了低沉的嚎叫声，声音十分陌生。母亲立刻跳了起来，捅开了地灶上的火堆，并投入了柏树枝，并使劲敲打着放在火堆边上的一只大铁皮盆。外边那个被我们认为是“公牛”的家伙吭叫着，冲着毡房放食物的右下侧狠狠地抵了几下，我们就听到毡房的木栅栏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而且毡房向里倾了一下，正堂那边的几根撑杆跳出了木眼，挂在了毡房的彩带上。我吓得没了神儿，一下子钻进了被子里。弟妹还在睡觉，母亲一边使劲吹冒着青烟燃不起来的火，一边又拼命地敲打着铁皮盆，忙得不可开交。一直在冒青烟的火堆这时腾地燃烧起来了，毡房又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然后听到外边的那个庞然大物发出“嗵，嗵”的脚步声，离开毡房远去了。
母亲把白天省下来的柴禾一股脑儿全部扔进了火堆里，一边不停地敲打铁皮盆。她披着衣服守着火堆，一直坐到了天亮。等天大亮以后，我们才敢出门。门外留下了一片脚印，有点像人光着脚留下的脚印，但又显得阔大一些。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野熊留下的脚印。我们既惊奇又恐惧地看着那些脚印，它在薄薄的白雪上显得异常清晰。次日父亲带着役驼回来了，我们笑着迎接了他。
经过这场人为的灾难之后，人们陆续搬迁到了中部草场，稳定下来。有一天，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喝茶，母亲给他们一五一十地讲述那天夜里的惊险情形，最后说：
“野熊呀，在我家毡房外边蹭痒痒。”
1960年初，野兽飞禽对人的袭击陡然增多，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则是消灭野兽飞禽。如果野狼和野熊吃掉了牲畜，那么公社领导就会凶巴巴的仿佛要把牧民吃掉似的。每个畜群都安排人彻夜值班，大队领导们则检查各个畜群。有一天，轮到那个叫塔巴热克的牧民值班，他围着畜圈大声喊叫，累得精疲力尽，就进了毡房躺在灶火旁边。塔巴热克睡觉很轻，他突然听见门外牧羊犬吠叫着，便跳起来穿上衣服，他以为是检查人员来了，便连声答应：
“好了，这就来了。”他穿戴好出了门，想让检查人员知道自己家的人一夜未睡，便向牧羊犬吠叫的方向快步走了过去，只见羊圈的那块崖石下边站着一个披着毛茸茸的皮大衣的人。他连忙说：
“您好吗？您平安吗？我刚刚进了门。”而对面的“那个人”则发出了吼叫声，并拔下一棵爬地松扔向了他，然后转身离开了。塔巴热克这才知道来的不是大队的检查人员，而是一头野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