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晖
当听说志愿军战士常常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奋勇杀敌的事迹后，他激动地大声说：“我要买一架飞机，让志愿军开着去打美国鬼子！
巴斯拜出生在裕民县巴尔鲁克山区一个哈萨克牧民的毡房里。
他从小就喜欢骑马放羊。每当骑在马上，看牛羊在无边无际的草地上缓慢地移动，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他希望自己也有这样的羊群、牛群，亲眼看着它们不断地繁衍、扩大，遍布广阔的草原山野，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啊！
巴斯拜长大成人后，父亲按照他的意愿，将家产分给他一份——150只羊和几十匹马，让他去独自经营。巴斯拜欣喜地接受了这份家产，他望着父亲信任的眼睛，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干，要让巴尔鲁克山区漫山遍野都布满巴斯拜的牛羊。
巴斯拜生来勤快，不怕吃苦，又善于学习，很快就摸索出了一套经营管理畜牧业的方法。由于经营有方又善于管理，巴斯拜的羊、牛、马不断增多，由一群变成两群、10群、20群……10余年间他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牧主。年轻时的愿望实现了，他本应松一口气，但是巴斯拜并不满足，他又把心思放在羊的品种改良上。从此，他整天骑马奔波跋涉在裕民县山区草原上，了解饲草品质，调查羊的品性，不断向老牧人求教。最后，根据巴尔鲁克山区羽毛草多、宜放牧粗毛羊的特点，他从外地引进优良畜种，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培育出特别适应本地草场和气候的优良肉用绵羊品种——红棕色仙脸大尾羊。这种羊生长期短，产肉量高，而且肉质鲜嫩，是羊肉中的佳品，受到广泛欢迎，因而被称为“巴斯拜羊”。直到现在，这种羊还深受哈萨克牧民的喜爱，被大量繁殖发展着。巴斯拜羊推广后，巴斯拜的羊群成倍增加，几年之后，羊群多得几乎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了。人们说，只要有山有水的地方，就有巴斯拜的羊群。
巴斯拜生性质朴，虽然成了富甲一方的牧主，但他的心始终是向着祖国的。抗战爆发后，他特别关注时局，盼望着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有的人听说政府需要战马，就担心自己的马被征用。巴斯拜听说后，气得直骂：“你们这些人简直没脑子，如果国家没有了，脑袋也保不住，要马有什么用？”他从自己的马群中亲自挑选好马200匹，带头应征，支援抗日前线。在抗战中期，他又挑选好马200匹，并配上鞍具捐献给了国家，让前方将士骑马杀敌。后来，他还为前线将士捐献了40多担小麦。
巴斯拜不仅热爱祖国，对家乡的公益事业也非常热心。1936年，他卖掉700只羊、70匹马和70头牛投资塔城电灯股份公司，建起了塔城第一座电厂。1941年，他出资并捐大羊1000只，请人建起通往塔城的额敏河大桥，解决了两地人畜过河的困难。塔城区行政长官对他这一义举褒奖有加，特地将这座桥命名为“巴斯拜大桥”。巴斯拜自己没进学校受过教育，却关心教育，1936年，他捐出大羊500只，筹建起裕民县第一个初级中学。
巴斯拜虽然富有，但从不鄙视穷人。每逢肉孜节和古尔邦节，他都派家人翻山越岭给贫苦牧民送牛羊、送衣物。凡愿意为他工作的，他也尽力安排，并根据来人的能力和特长分派工作，许多贫穷的牧民都慕名而来。他不仅帮助哈萨克人，对别的民族也一视同仁，像裕民县1920年回国的华侨何寿青、王松盛、维吾尔族青年吐依洪、塔塔尔商人哈力甫、札力甫等人都得到过他真诚的帮助。由于他的慷慨正直、乐善好施，在塔城地区社会威望很高，很受群众拥戴。三区革命时期，他被任命为塔城专区的专员，成了塔城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从牧主到专员，身份地位变了，但他的性格依旧，仍然是那么豪爽慷慨，仍是这样直率善良。1945年，他带头购买了三区政府发行的“为胜利债券”100万元；随后又陆续捐出绵羊1000只、牛100头，以解决三区军队的肉食问题。此外还出钱购买了一大批服装捐献给三区军队。1947年，阿勒泰发生了“乌斯满叛乱”，为早日平叛，巴斯拜又献出战马250匹。为了表彰他所做的贡献，三区政府授予他“一级和平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49年，当巴斯拜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的消息时，非常高兴，立即将三区政府颁发给他的金质奖章送给了报告消息的人。在塔城召开的欢迎解放军进疆大会上，巴斯拜在主席台上热情呼吁：“按照哈萨克人的习惯，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我们应该献礼。解放军流血牺牲来到新疆，为的是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为的是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幸福生活。我们大家应该献礼。我本人献4000普特(合65520公斤)小麦，40头大牛。”
在1951年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朝鲜前线归国慰问团到塔城作抗美援朝的报告，巴斯拜就坐在主席台上。当听说志愿军战士常常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奋勇杀敌的事迹后深受感动，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他激动地大声说：“我要买一架飞机，让志愿军开着去打美国鬼子！”这次他共捐出马100匹，牛100头，羊4000只，黄金100两，他用这些钱购买一架战斗机送给了志愿军。在巴斯拜的带动下，塔城干部群众掀起了向最可爱的人捐钱捐物的热潮。
1953年11月，巴斯拜作为哈萨克族代表参加了国家民委组织的新疆民族代表团赴内地参观。抵达杭州参观时因心脏病发作不治而逝，遗体由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专机运送回塔城，并按哈萨克族的习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的遗体被安葬于巴尔鲁克山下的切格尔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