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聊一点救灾规划模板的问题，其实这是救灾经济学话题。规划模板相当于行为定势，按照调整后的规划模板采取行动，可以节约时间，提供逆境中的社会秩序，使整个救灾行动安排始终处于效率最优的轨迹上。合理配置救灾资源以及制定科学的行动规划，使各个环节发挥最大救援效率，这已是当今救灾的共识。救灾规划模板的设计要未雨绸缪并遵循经济学原则，比如帐篷等，灾后要及时回收，以备循环使用，这也是提高救灾效益的常规做法。我们必须从每次的巨大损失中吸取教训，不能总是交学费。
（20130423）
12.提升学术道德的三种模式
近年来，各类学术不端事件频频曝光，如雾霭般蔓延于学术界的浮躁氛围已经从总体上影响了中国的科技界从量向质转型的进程。究其原因，其中一个最主要因素就是作为科研环境的学术道德水准呈现快速下滑的趋势，如果这种态势不能得到有效遏制，那么提升科技界与科技共同体的创新热情与活力就是一句空话。呼唤学术道德重建已成当下中国学界的一种自我救赎的使命，在笔者看来，提升学术道德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按照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观点，道德的进化通常经历三个阶段，即：权威的道德、社团的道德与原则的道德。罗尔斯的观点原意是论证个人道德形成与发展的演化轨迹，其实，学术道德只是道德体系中一个很小的子系统，只要稍加结构改造，我们就可以把该模型运用到学术道德的建设上来。作为科学共同体成员，每个人最初获得的学术道德规范都来自对权威道德的认同与模仿，这是个人在微观层面形成学术道德的起点，权威是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精神坐标。那么权威的道德体现在哪里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权威展现给共同体的是一种信念伦理，即权威为整个科学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基于美德的信念，这种信念点亮了每个学术共同体成员内心的美德之灯，这是在个人层面提升学术道德的关键环节。对于学术共同体成员来讲，更为重要的却是科研活动中的学术道德建设问题，此时，就进入了社团的道德，即学术共同体的道德规范。在学术共同体中，最重要的学术道德就是职业伦理，换言之，在共同体内要遵守各自领域的职业伦理，这是共同体得以维系与运转的底线。如果学术共同体失去了职业伦理，那么该群体将出现严重的行为失范。当下中国学术界遭遇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学术界的普遍失范现象。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维系社会有序运行需要两套系统，即专家系统与象征标志，如今专家系统的声誉已经被严重透支，接近破产边缘，究其原因就是个别专家为了一己私利或者迫于各种压力，违背了基本的职业伦理。而象征标志，即具有合法授权的机构，由于违背最低职业伦理，同样面临信誉破产境地，由此可见，共同体的学术道德必须建基于职业伦理之上。提升学术道德的最高级别就是制度层面的道德，也就是原则的道德阶段。我们可以把原则看成各类政策制定的道德基础，而具体政策则是特定制度目标的体现，那么，一个背离公平正义原则的制度目标，必定带来群体利益与价值观的重新调整。基于常识，好政策让遵守规则的人收益最大化，反之亦然，坏政策则让不遵守规则的人收益最大化。也许由此带来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群体认知模式与价值观的扭曲。在我们这样一个功利主义掺杂着实用主义的文化氛围内，所有原则的设定在表层都沦落为对行为的成本收益的考量，一旦目标的美好成为掩盖手段残酷的一种技巧，就会出现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谓的糟糕的情形：利益的政治，而非原则的政治。而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一项政策不能轻易触摸的伦理底线。
因此，当下提升学术道德的模式无非三种：强化权威的道德，严格践行社团的道德规范，或者直接捍卫原则的道德。哪种模式更有效呢？前两种模式我们已经运行了很多年，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就在于责任错置：权威的道德中缺少指引性的信念伦理要素，而社团的道德构架中则缺少实质性的责任伦理行动。解决之道就在于，使原则的道德必须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否则，其他两种途径再怎么片面努力，学术道德终究会被原则的不道德所吞噬。毕竟理性的人不会忍受遵守学术道德总是吃亏的现实，而这一切必须通过原则的道德来保证。所以，理解各层次学术道德的核心主旨，恰恰是重建学术道德的基础性工作。正如英国哲学家彼得·温奇所言：理解意味着意义，而意义意味着在社会中建立起来的规则。
（20130220）
13.科学基金资助的“三W”原则
刚刚看到消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2014年度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依托单位提交的各类项目申请151445项，现在开始进入评审阶段。基金是调控科技共同体目标与行为选择的最敏感的政策工具，这点已经毋庸置疑。目前科技管理部门对基金管理中最先强调的是绩效问题，这点没有错，问题是这相当于事后管理，对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算治标不治本，如何从根源处解决科研基金的配置效率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把好基金分配的三个基本原则：基金应该资助什么（what），谁应该得到基金（who），什么时候得到基金（when）。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三W”原则。
基金应该资助什么？这是任何科研基金分配中都要面对的一个基础性问题，然而界定起来并不容易。从知识生产角度来说，基金的资助应该有助于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以及实际问题的解决。问题是谁来界定哪些是整个社会所渴求的新知识与实际问题呢？目前的评审体系把这个任务留给了专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按照科学哲学的经典说法，科学问题有两个来源：概念性问题与经验性问题。在实践中，对于概念问题，我们目前大多是采用跟踪研究模式，换言之，我们目前尚缺少来自我们自己的前沿研究所产生的理论问题（概念问题），在国家整体科技发展水平不是很高的情况下，采取这种跟风研究策略至少比拍脑袋的决策要靠谱一些。这也是世界知识生产链条上的自然分工，无法绕过。我们最丰富的资助领域应该是来自经验问题的研究，在科技整体起飞阶段，来自经验领域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且非常紧迫，这类问题才是当下科研基金最应该资助的领域。结合上面的分析，反观当下，在资助什么的问题上，就出现两个极端倾向：一端是“高大上”理论跟踪研究，另一端则是针对“朴无实”的经验问题（朴实无华实用问题）。前者保持科技的追求卓越与高度的价值取向；后者则解决了科技服务社会的责任问题，以此提升整个社会的科技短板。当下存在的问题是，整个基金配置取向一窝蜂似地追求所谓的“高大上”，而完全忽视那些亟须科技服务于当下社会的“朴无实”类项目，结果导致科技产出严重趋同：一堆无人问津的论文。科学史的研究早已证明：缺少坚实基础的“高大上”项目走不远，一旦那些公众与社会迫切渴望解决的现实问题总是无人问津，那么，公众会强烈质疑对科技投入的必要性。这种暗淡的前景不是杞人忧天。
谁应该得到资助？这是科技界内部争议最多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基金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在明确资助范围与边界以后，科技界应该以能力为申报项目的第一要素，这就意味着在评审中要尽量排除一切与能力无关的社会因素对评审质量的干扰，这就要求在评审过程中采取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原因所在，以此捍卫评审的程序正义。在实践中就是通过匿名评审排除一切与能力无关的外部因素的干扰，如申报者的出身、性别、地域、权力等因素对于评审的影响。这是任何基金获得社会认同与共同体口碑的基本伦理原则，以此纯化科技界的风气与氛围。这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就是实践中的差别原则该怎样运用。众所周知，那些政策倾斜与扶持项目就是差别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这部分项目，通常来说是效率最低的，而且运行中也是存在诸多问题的。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前应该尽量减少这类扶持项目，因此，基金资助中的原则排序应该是：自由平等原则、机会公平原则，最后才是差别原则。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否则会衍生出无数科技界乱象。
什么时候得到资助？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基金效率的基础性问题。众所周知，人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能力特点以及特定的心理偏好，因此，资助时间段的划分就尤为重要。根据我们研究，科研人员的能力包括两个维度：创造性维度与经验性维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创造性维度逐渐萎缩，经验性维度逐渐增加。随着能力内容的变化，人才的心理偏好也由激进向保守转变。结合这个分析，我们把人才的创造力周期分为四个阶段：青年前期（25～35岁），青年期（36～45岁），中年期（46～55岁）与老年期（56～65岁）。前两个阶段人才的能力构成为创造性内容多于经验性内容，中年期两者的构成趋于均衡，老年期则是经验内容超过创造性内容。由于知识生产与创造性能力直接相关，因此资助的重点应该在前三个阶段。再结合理工科人才的峰值年龄38岁左右（人文社科要滞后5年），那么，我们大体可以做出一个判断：资助应该主要集中在36～55岁，同时适度加大青年期小项目的资助范围，以此激励创新内容的不断涌现，并且大幅缩减老年期的资助幅度与力度，以此保证基金总是处于有效率阶段，从而实现科技共同体的状态、结构与绩效的彻底改变。
综上，“三W”原则的实施保证了基金资助项目的核心目标：新知识和解决问题、能力与活力的涌现。
14.世界观落后了会怎样
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曾于1958年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观察渗透理论。这个理论当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最常见的一种解释就是：观察不是客观的，它会被头脑中拥有的理论、信念等所污染。既然观察被理论影响是很常见的现象，那么我们稍微引申一下，就会推出两个很有趣的命题：其一，拥有不同理论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其二，拥有不同理论的人是无法交流的。后者就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范式不可通约理论的通俗说法。先抛开后者不谈，本文只关注前者，即拥有不同的理论和信念的人在科学活动中会有怎样的差异？
为了更通俗地点明本文的主题，我们想知道，拥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会有怎样的认知差异。笼统地说，世界观是一个非常大的观念集合，大体包括自然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其中自然观与科学有关，其他部分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学科有关，所有这些要素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人们的宽泛意义上的背景理论，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这个理论体系去观察世界的，没有人可以越过这个模式。按照哲学家波普尔的说法，没有理论的支撑，你什么也看不到。
早些年曾看过一些国外科学家的传记材料，与中国科学家的传记对比一下，总是感慨于他们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判断与我们简直有天壤之别，一直困惑于此。经过这些年的思考大体可以得出如下三个结论：其一，中国相对于西方而言，最落后的不是科技而是人文；其二，落后的人文理念制约了中国科技人员的创新能力；其三，构成中国人的世界观的人文学科知识已经属于退化纲领。这三个结论牵涉到中国人最熟悉的两个命题：首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斯诺命题）；其次，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李约瑟命题）。对此简单论证一下即可明白其中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