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为我国古兵器，曾被誉为“百兵之君”。剑术古代称为“剑道”。《汉书·艺文志》中列有“剑道”三十八篇，是对当时剑术的理论总结，可惜现已失传。
剑的历史相当久远。夏、商、西周各代中，皆有铸剑的历史记载。如夏禹铸剑，藏于会稽山；孔甲取牛首山之铁铸剑；周昭王铸五剑投于五岳，铭曰“镇岳上方”等等。当然，上述记述中不少属于传说，有待考证。我国出土最早的青铜剑是商代（公元前1711—前1066）短剑，形似匕首。可见金属剑在我国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西周之前，战争以车为主，戟、矛、戈、殳等长兵器占重要地位，剑只作为统治者的权贵象征和护身武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骑兵、步兵兴起，剑在兵器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这时剑的品种、数量、质量都大大提高，出现了一批制剑的能工巧匠和众多的“宝剑”、“利剑”、“良剑”。如吴国干将莫邪曾制成靠之而合，分之即离，带有磁性的雌雄双剑；越国欧冶子以高超技术和毅力铸有合金宝剑五口，造工精美，形体互异，为世间罕有。迄今考古发现的吴、越青铜剑不下二十余件，有的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至今仍花纹精美、剑刃锋利、不锈不蚀，足见铸造工艺水平之高超。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的剑术也得到发展，盛行“佩剑”、“击剑”之风。这时的剑术主要以格斗相击形式出现。《庄子·论剑》记载：“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又据《汉书》、《管子》记载，因吴王好剑，吴国许多百姓身上脸上留有斗剑的伤痕或疮疤，人们甚至把死伤置之度外。可见，当时的击剑近于实战，且无安全保护设备，然而习剑尚武之风，却遍及朝野。除击斗形式外，剑术的套路舞练形式也很普遍。《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路见孔子的时候就曾“仗剑而舞”。
随着剑术技术的发展，剑术理论也日趋成熟。《庄子·论剑》中说：“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对剑术的虚实相兼、后发先至、因敌变化等技法，作了高度概括。在《吴越春秋》中还生动记述了一位女剑术家的故事：一次，越王勾践与大臣商讨强国之策，大夫范蠡推荐了一位武艺超群、剑艺精湛的采桑少女。这位少女见到越王之后，精辟地论述了一套剑法理论，认为“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凡手戟战道，内实精神，外示安逸，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虚。布形侯气，身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脱兔；追形捉影，恍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接着，这位少女当场舞剑，只见她闪展翻腾，上下飞舞，剑似流星，人如奔兔。越王看了，拍手称赞，并赐名为“越女”。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剑术及其理论的发展水平，也是剑术普及民间，男女老少广泛习练的一个缩影。
秦汉时期，剑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常常成为历史的见证。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从武器上，是一场短剑对长剑的搏斗。汉高祖刘邦“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在著名的“鸿门宴”上，项庄“请以舞剑”，演出了图谋暗杀刘邦的惊险场面。汉时“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晋书》），而且形成了一套严格的佩剑制度。当时涌现出一批以剑术立名天下的名手，如张仲、雷被、王越、史阿等人。很多著名学者，如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也是自幼学剑，技艺精湛。作为一代帝王的曹丕，更是一位剑术高手。他在《典论·自序》中说，自己少时拜师学剑，听说奋威将军邓展武艺出众，并有空手夺兵刃的本领，便一边喝酒，一边与邓展论剑。至酒酣耳热，以甘蔗当剑比试起来。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曹丕三次击中邓的手臂。邓不服气，要求再比，曹欣然同意。交手中，曹丕虚实莫测，引邓中计，再次击中邓的前额，显示了高超的剑法技艺。在西汉后期盛行的“百戏”中，还出现了剑术与舞蹈相结合的表演艺人。
晋代以后，佛、道二教兴起，但习剑遗风仍然存在，如“闻鸡起舞”的祖逖、“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的阮籍，都是当时的剑术名手。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宗教与剑结合的现象。道家幻想通过炼丹、练剑，达到“长生不老”的仙境，剑被称为“法器”，给剑蒙上了神秘色彩。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曾被齐高帝拜为左卫殿中将军，后隐居山中，号称“华阳真人”，著有《古今刀剑录》，对刀剑历史作了详细介绍，同时也开创了宗教与剑术结合之风。
唐朝时期，剑术重又振兴。朝野上下，文武将相，儒道戏杂，莫不以习武学剑为能事。著名诗人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二十成文章”。王维自称“读书复骑射，带剑游淮阴”。杜甫平生以剑为伴，“酒阑拔剑肝胆露”，“拔剑或与蛟龙争”。他们不仅是一代文豪诗圣，而且也是“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的剑术高手。著名画家吴道子、书法家张旭，在观看了舞剑之后，都深受启发和激励，书画“若有神助”，技艺大为长进。这证明了剑术不仅在技击方面有独到之处，而且在精神上、艺术上也具有特殊的感染力。
民间剑术活动，在唐宋时期有了长足发展。据记载，当时庶民百姓，每逢劳作空隙，“击剑相试，观者络绎不绝”。宋代诗人苏轼，对民间武术的发展给予了热情歌颂，他写道：“提剑本是耕田夫，横行天下竟何事。”这一时期，剑术在“百戏”队伍里，在街头艺人中，也有广泛开展。公孙大娘、李十二娘都是当时著名的女艺人和舞剑能手。诗人杜甫曾这样描绘：“昔有佳人公孙氏，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奴，罢如江海凝清光。”以上情况表明，作为武技的剑术更趋向健身性、艺术性，日益与体育、文娱活动相结合。
应该指出的是，唐宋时代的剑术在与宗教结合的过程中，荒诞迷信的一面也有所造势。以“降妖伏魔”、“飞剑取首”为内容的剑侠小说出现之后，产生了宣扬神怪迷信、愚弄群众的作用。
元代以后，武术经历了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剑术发展也是这样。
元朝统治者严禁民间习武和收藏兵器，规定“教人兵艺，杖之”，致使剑术流传受到压制。
明代是武术重获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很多武术流派。当时虽然火器已经广泛应用于战争，但武术的军事价值并未消失，如著名战将俞大猷、戚继光、何良臣、茅元仪等撰写的各种军事著作中，对包括剑术在内的各种武术器械及各种拳法，皆有专门论述。另一方面，这时武术的体育作用愈加显著，剑术作为武术健身手段，更加广泛流传于民间僧俗之中。明末武术家吴殳，五十岁时还向渔阳老人学习剑法，写成《剑诀》于世。
清朝虽也三令五申禁民习武，但武术却更加隐蔽地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广泛流传。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武术门派，随之也产生了各门各派的剑法，剑术呈现了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局面。
明清两代的武术虽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许多武术门派、流派，但剑术的地位却远不如古代显著。其表现之一，剑术在军事上的地位下降。在当时重要的军事著作中，剑术皆不占重要位置，如《续武经总要》、《阵记》、《纪效新书》和《武备志》等著作，多认为“拳、棍为诸艺之本源”。表现之二，精通剑术的高手颇为罕见。何良臣在《阵记》中说：“卞庄字之纷绞法，王聚之起落法，刘先主之顾应法，马明之闪电法，马超之出手法，其五家之剑，庸或有传。”表明一些精湛剑术缺少继承，多不经传。《老槃余事》中也感叹：“今无剑客，而少名剑。”表现之三，剑术附属于各拳种中，作为各门派器械出现，丧失了独立地位。然而在历史上，社会习武以剑为主体，人们通过击剑、舞剑作为习武思奋、健身抒情的主要手段。
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些“国术馆”，甚至打出“提倡国粹”、“国术救国”的旗号，然而实际上武术并未受到重视。一些武术家生活得不到保证，群众武术活动处于自发自流状态，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武术基本停滞不前。
新中国成立以后，武术作为民族体育项目，在挖掘、整理、继承的基础上，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群众性练武的高潮。剑术作为主要武术项目，更是备受人们的喜爱，其内容不断丰富发展，技术日益充实和提高。
现代剑术以套路为主要形式，其特点是轻盈敏捷、优美潇洒、气势流畅、刚柔相济。武术谚语素有“刀如猛虎，剑如飞凤”和“剑走美势”的说法，剑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爱好者。
现代剑术内容十分丰富，常见的有青萍剑、太极剑、三才剑、三合剑、龙形剑、八卦剑、八仙剑、纯阳剑、绨袍剑、达摩剑、螳螂剑、七星剑、武当剑、飞虹剑、昆仑剑、通背剑、奇形剑、连环剑、龙凤剑、十三剑、醉剑等等，数不胜数。为适应武术教学、训练和竞赛的需要，有关部门还编定了各种剑术规定套路和竞赛规则，规定了剑术比赛的动作规格和内容要求，注意纠正“技击至上”和“舞台化”、“体操化”等倾向，从而使剑术沿着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百花齐放的发展道路前进。
现代剑术的演练大体可分为单练、对练和集体演练三种形式，其中以个人单练为基础。剑术按演练器械可分为单剑、双剑两大类。单剑多为右手正握剑，也有反手剑（剑身背向虎口握剑）、双手剑（剑身及剑柄均较长，双手握柄）的练法；双剑则为左右手正握，两剑呼应成对，协调配合。无论单剑、双剑，都有配挂长穗、短穗之别，称为长穗剑、短穗剑，且各有不同的技法和特点。就演练技术风格划分，剑术可分为行剑、势剑、意剑三大类。行剑突出一个“行”字，善于走动而较少定势，要求身法、步法、剑法顺遂协调，气势连贯，动作轻捷，运动中不断变换招术，刚柔相兼，身剑合一；势剑又称站剑，突出一个“定”字，以一招一式见长，特点在于动静分明，桩步稳固，劲力饱满，造型优美；意剑突出一个“意”字，要求象形取意，意领身随，快慢相兼，绵绵不断，凝神敛气，柔中寓刚，如醉剑、太极剑、八卦剑等等。当然，行剑、势剑、意剑的分法，只是就其运动风格、特色相对而言，其间并无截然界限。实际上，任何剑术都需要动静相间，形意兼备，剑与神合，身与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