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20日，夜色已浓，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一辆从中东铁路南线开来的列车，喘着粗气、鸣着汽笛徐徐驶入了中东铁路枢纽站——哈尔滨火车站。疲惫的旅客们纷纷下车向出站口拥去，一行六人的小队伍也随人流走出了检票口。走在前面的一人，文质彬彬，略显瘦弱，戴着圆框眼镜，目光却炯炯有神，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赫赫有名的瞿秋白。瞿秋白等人无暇欣赏哈尔滨火车站那俄式风格的建筑，乘上站外俄罗斯人驾驶的马车，向哈尔滨最繁华的地段——中央大街方向匆匆而去。瞿秋白怎么会出现在中东铁路枢纽哈尔滨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在10月初，瞿秋白遇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之前他翻译的托尔斯泰作品在上海《时事新报》连载，北京《晨报》也发表他的政论文章《不签字后之办法》深受读者好评，恰好二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情况，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美、英、德、法、俄诸国，这样一来，二报决定聘请瞿秋白为特邀记者，到苏俄莫斯科采访。
瞿秋白喜出望外，新俄国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地方，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还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晰”。如今可以身临其境，亲自去感受另外一个天地崭新的景象，去探索、寻求改变中国的道路，这怎么能不让风华正茂、憧憬未来的瞿秋白激动不已？
瞿秋白如此激动，是和他之前的经历、命运紧紧相连的。
1899年1月29日，下午五六点钟光景，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府城一个世代为宦的封建大家庭中。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是大清朝的末期。
瞿秋白的少年时代是在风雨飘摇中度过的，他所在的封建大家庭，已洗尽往昔的繁华，全靠典当和借钱度日。他的母亲就是在饥寒交迫和债主的催逼中，自尽而亡的。
瞿秋白曾在他的散文集《饿乡纪程》一书中写道：“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庭制度的反映里，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物，我的心性在这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
家庭的破败，使瞿秋白的父母成为穷人，可是他们却堪称是精神层面的富有者。瞿秋白的博学通达、多才多艺完全源于父母的谆谆教诲。
在那个年代，流行的话语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但瞿秋白的母亲恰恰相反，瞿秋白的母亲金璇不仅善良贤淑，而且国学儒养深厚，偏爱诗词，尤其是写得一手好字，她是瞿秋白学习诗词、国学和书法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对《庄子》研究颇深，同时特擅长山水画，篆刻也是造诣颇深。他和妻子金璇在国学领域是珠联璧合，在引领孩子成才上是绝好的搭档。每日里，瞿世玮都要手把手地教儿子画山水画。瞿秋白向父母轮流求教，受益颇丰。
2012年11月初，笔者到江苏省常州市瞿秋白故居和纪念馆走访。此时，如烟似雾的秋雨迷蒙霏霏，只好撑开了伞。
纪念馆前，由邓小平亲笔题写的“瞿秋白同志纪念馆”八个大字十分醒目。来到大厅，正面矗立着瞿秋白站立远望的铜像。毛主席在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的题词展示在主要位置，有一段写的是：“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大厅内还展示有胡锦涛在福建长汀瞿秋白牺牲地纪念碑前敬献花圈的照片，还有江泽民在江苏常州参观瞿秋白纪念馆的照片。
放眼望去，是一排排展示瞿秋白辉煌革命事迹的照片、图片、书籍、书法和文物，它们昭示着英雄短暂而非凡的人生闪光点。瞿秋白留下的几百万字的著作，也令人赞叹不已。其中有一组图片和实物，折射出一代伟人感情丰富的一面。
这些映入眼帘的图片和实物，有当年瞿秋白送给新婚妻子杨之华的礼物，是带着“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的金别针（胸针），其中每一个字、每一笔、每一画，都是瞿秋白亲自镌刻的。
还有瞿秋白给女儿瞿独伊的贺年卡。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女儿瞿独伊，瞿秋白寄予了浓浓的父爱。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总会挤出时间带女儿出去踏青游玩，他给女儿写信，总要画上几笔带有童趣的图画，他给女儿寄去的贺年卡“勿忘我”非常精美别致，是他亲手制作、亲笔题字和绘画的。展厅的图片贺年卡是复制的，真正的原件珍藏在北京已近九十岁的瞿独伊手里。她曾对笔者说：“看到爸爸亲笔写的‘勿忘我’，我就掉眼泪。每每拿着这张爸爸亲手做的‘勿忘我’贺卡，我会闻到爸爸的气息，和爸爸在一起的往事会历历在目。”
瞿秋白送给鲁迅先生儿子周海婴的礼物，是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铁制的零部件，需要动脑筋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象，也叫铁成像玩具。瞿秋白希望能及早给孩子们科学教育，助其成长。
瞿秋白在上海为掩护自己真实的身份，起的名字叫何苦，人称何先生，他让周海婴也叫他“何先生”。何先生，何苦，这名字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寓意，为什么称自己的名字为“何苦”呢？这一个“苦”字，难道仅仅是在白色恐怖中便于掩护，随意而起的假名字吗？
在展厅里还有一幅国画，让人心动。那是瞿秋白在中央苏区工作时，组织上配给他了一匹马，尽管他肺病缠身，他还是坚持将这匹马让给了和他同事、比他年长的徐特立来骑。明明是照顾病号的马，他却转让了。画面中表现的是瞿秋白搀扶徐特立上马的情景。
种种图片和实物乃至国画，印证了瞿秋白重情重义、侠骨柔肠的一面，体现出这位大才子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糅入了几分革命者的情趣和浪漫色彩。
笔者在参观中发现了一个展柜里摆放的发黄的卢布，玻璃窗下面的说明是：瞿秋白同志在哈尔滨曾使用过的卢布。
一代伟人瞿秋白的生命历程中，曾与中东铁路、哈尔滨有过不解之缘，那里是他远赴苏俄走向职业革命家之路的红色驿站。
在瞿秋白纪念馆里，笔者还看到了瞿秋白父母的作品。有不少冒雨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对瞿秋白父亲的山水画和他母亲的书法作品，赞不绝口，称奇称绝。
在往瞿秋白故居走时，秋雨不再绵绵，而是愈下愈大，蚕豆般大小的雨滴，已缺失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优雅，随风而至，密密麻麻，其迅疾如道道闪电，其音如马蹄嗒嗒，掷地有声。
雨滴敲打着留下瞿秋白身影和足迹的地面，敲打着历史的印记，也叩问着对历史的反思。
笔者在瞿秋白故居停下了脚步。
在常州市，如此规模宏大的豪宅寥寥无几。江南老建筑飞檐走壁上的雕刻十分考究精美，房间庭院错落有致、布局幽雅别致。远处一排排翠竹古香古色，月牙形镂空嵌刻图案的窗棂，让人联想到《红楼梦》大观园的景致，可以想象早年间这里曾有过的富丽堂皇。
笔者在瞿秋白故居的书房内看到往昔父子俩用过的案几课桌，课桌上还摆放着那方原始的砚台。睹物思人，物是人非，却让人依稀觉得，那方古老的砚台似乎还是余墨飘香呢。在这书香飘散的地方，瞿秋白父母密切合作，为瞿秋白打下了扎实、深厚的“童子功”。
1917年，18岁的瞿秋白随堂兄瞿纯白来到了北京，本来想考北京大学，却因交不起学费，成为旁听生。后来，他又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可免学费的北京俄文专修馆。
瞿秋白是个读书的胚子，国学功底深厚，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他笔下的山水画灵动飘逸、栩栩如生。善于思考问题，加之特有的生活经历，使他忍得住孤独、贫困、寂寞，能孜孜不倦地学习。他很快就学会了俄文，粗通法文、英文，了解了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并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五四”运动成为瞿秋白人生经历的重要拐点，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20岁的瞿秋白以俄文专修馆学生会负责人的身份，领导俄专的同学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的示威游行。在爱国反帝的学生运动中，瞿秋白以阅历深、学识博、见解新见长，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成为北京学联的领袖人物之一。他遭拘禁后，仍不屈不挠，坚持斗争。
“五四”运动后，瞿秋白与郑振铎等友人于1919年11月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出版了19期后被禁。瞿秋白是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他的文章文采飞扬、哲理深刻，提倡社会改造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是众多刊物中最有分量，也是最受欢迎的。《新社会》刊物的读者遍及四川、两广、东北等地，是“五四”时期重要的进步刊物之一。同时瞿秋白也开始用白话创作新诗和散文，翻译和介绍俄罗斯古典作家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
1920年春，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寻求改造并拯救中国的途径。瞿秋白对郑振铎说：“社会主义之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所以，10月初，当瞿秋白接到前往苏俄的通知时，他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瞿秋白赴苏俄之行，让他的好友们分外高兴，共同分享着按捺不住的愉悦心情。郑振铎等人为瞿秋白专门写了送别诗：“你们走了，走向红光里去了，新世界的生活，我们羡慕你们……”
在出国前，瞿秋白专程去了济南，看望漂泊异乡的父亲。母亲去世后，所有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父亲的肩上，瞿秋白是家中的长子，家中还有七个弟弟和妹妹。他父亲非常不易，出身于世代为官、书香门第的家庭，不会经商做生意，只能是受朋友之邀，来济南教书卖画以贴补家用。
在大明湖的小酒馆里，灯光暗淡，新月初上，湖上水云相映，45岁的瞿世玮特意为儿子瞿秋白点了几盘小菜，父子依依话别。瞿秋白凝望着父亲有些憔悴的面容和已有些斑白的两鬓，想起少年时父亲手把手教他绘画的情景，他身为家中的长子，却不能帮助父亲减轻些生活的压力，内心有些酸楚和自责。他连连对父亲说保重，多保重。父亲对他说：“快趁热吃点菜。”并说，“你不要惦记我和家里，你的前程要紧，只是去俄国，万里之遥，一路要照顾好自己。”边说着边掏出身上带的所有钱币，让瞿秋白收好。瞿秋白说什么也不收，希望留给家用，父亲硬塞到瞿秋白的手中，感叹道：“穷家富路，出远门，一定要多带上盘缠啊。”告别了父亲，望着父亲渐渐远去、有些步履蹒跚的背影，瞿秋白禁不住泪湿眼角。
此次同瞿秋白到苏俄采访的另外二人是李容武、俞颂华，他们到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那里办完出国手续后，其秘书告诉他们，如果能与即将赴任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驻莫斯科总领事同行，专车可以由哈尔滨直达赤塔。瞿秋白三人于10月16日从北京启程，坐火车来到天津，在天津，瞿秋白看望了同乡和好友张太雷后，10月18日与总领事陈广平、副领事刘雯、随习领事郑炎三人会合后，继续坐火车奔赴哈尔滨。
“从天津到哈尔滨，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沈阳）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哈尔滨简直一大半是俄国化的生活了。”这就是作为记者的瞿秋白初到东北的所闻所感，形象地道出了三城市的特点。
10月20日，瞿秋白抵达哈尔滨，就出现了我们开头见到的一幕。下了火车得到的消息是，苏俄红军正在与谢米诺夫白匪军作战，满洲里至赤塔一段铁路遭到破坏，火车停运。于是瞿秋白一行六人出了哈尔滨站，经别人指点，乘马车到了道里与中央大街毗邻的地段街的福顺客栈。这是一家很普通的旅店，因这里离火车站不远，价格也比较便宜，他们就住在了二楼，折腾到半夜才上床休息。
本是匆匆过客，却由于火车意外不通，瞿秋白只能在哈尔滨停留等待。这段日子竟然长达五十多天。
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和中转站，所有远赴俄国的过客必须在此处停留，但一般也就几天的时间。或许是缘分，阴差阳错，让哈尔滨留住了瞿秋白，瞿秋白也通过他的名作《饿乡纪程》及他在哈尔滨撰写的新闻通讯，留住了哈尔滨的历史。
瞿秋白写道：“中东铁路关系哈尔滨甚大，哈尔滨久已是俄国人的商埠，中国和俄国的商业显然分出两个区域，道里道外市面不大相同，道外是中国人的，道里是俄国人的。”“道里和秦家岗（南岗）两部分完全是俄国化的，街道都是俄国的名字。”“上上下下都能讲几句俄国语，哈尔滨人叫毛子语。”
瞿秋白在哈尔滨期间，就已经开始了他的特邀记者的使命，他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当时的社会问题。
他在附近的饭馆里吃饭。“饭馆主人和我们也熟了，我问他，为什么哈尔滨盒饭这样贵？他说：啊！不用说，哈尔滨什么都贵，我们吃的米都是日本东京米，贵得很！”
瞿秋白听很多人说过，哈尔滨几乎是俄国人一统天下，日本的商品是很难进到哈尔滨的。可日本的东京米已在普通的饭馆里司空见惯，且价格很贵，这让乐于思考问题的瞿秋白有些吃惊。他将调查的焦点转移到对日本问题的剖析上，他开始分外注意日本人在哈尔滨的情况。
瞿秋白最早发给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闻》的报道题目是《哈尔滨四日见闻》，除了记录他在哈尔滨头几天的所见所闻外，让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的是，他以独特的视角和观点报道了日本人在哈尔滨的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