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珣《巫山一段云》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娥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辛弃疾《青玉案》
《巫山一段云》为怀古词，由眼前景物联想起“悠悠往事”，引发出深沉的历史慨叹。然字里行间则隐藏着楚王梦游高唐、与神女朝云暮雨的一段风流旖旎之香艳往事。《青玉案》为咏节序词，借元宵灯节繁华喧闹的场面，抒写自我超脱世俗、不肯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然词人却借一位自甘寂寞、孤芳自赏的美人以明志。所以，沈义父《乐府指迷》概括说：“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然多流淫艳之语，当自斟酌。如只直咏花卉，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所以为难。”
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形成，与其产生和流传于花前月下、由伶人歌妓来演唱、用以娱宾遣兴之消费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人们追寻快乐享受的一种本能宣泄。从《诗经》以来，诗文所承受的社会责任越来越沉重。诗文，必须承担起“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重任，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社会效用。文人于诗文创作时，自然应该绷紧神经，严肃面孔，以诗明志，传之后代，以成就“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于是，文学的娱乐功能被轻易抹杀，文艺创作被戴上违背人性本能的枷锁。虽然个别天才作家时有新创，一些不甘寂寞的作家也以“无题”的方式迂回突破，但是，以诗文写艳情，总是不那么得心应手，不那么光明正大。此时，曲子词应运而生。由妙龄女子，“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于浅斟细酌之际，娇声曼唱艳曲小调。人们对声色之追求，享乐本能之满足，皆于此找到一番新天地。于是，艳曲小调成为严肃诗文的必然补充。此风泛滥，词的创作主流倾向也就被逐步确定下来。清李东琪说：“诗庄词媚，其体原别。”（王又华《古今词论》引）类似的概括，比比皆是。清田同之说：“诗贵庄而词不嫌佻，诗贵厚而词不嫌薄，诗贵含蓄而词不嫌流露，之三者不可不知。”又引魏塘曹学士之言说：“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壮士也。”（《西圃词说》）
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摒弃的淫靡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的理论概括，都是一种必然趋势。
2.唐宋词的“雅化”进程
从词史的角度观察，“去俗复雅”似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从敦煌民间词之俚俗粗鄙，至唐五代词人之渐窥风雅面目，发展到北宋初小令词家之闲雅舒徐及北宋末大晟词人之精工典丽，最终形成南宋雅词作家群，蔚为大观。在这样一个词的“雅化”进程中，可以对“雅化”的内涵做宽狭两种意义的理解。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词之创作逐渐摆脱鄙俗的语言和风貌，从“无复正声”的民间词和作为艳科、多为代言体的花间尊前之宴乐文学，渐渐演变为充满士大夫文人风雅情趣的精致的阳春白雪，这一整个过程都可称之为“雅化”进程。从狭窄的意义上理解：专指北宋后期由大晟词人周邦彦开创的、至南宋时蔚然成风的典雅醇正的词风，取代其他风格之文人词，成为词坛创作主流倾向的进程。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点的突破和提高。前者至后者的过渡，关键的起承转合过程是由大晟词人完成的。
上述宽狭两种意义上的“雅化”演变过程，大致都是在唐五代北宋期间完成。从词风大的转移角度入手，唐五代北宋词的“雅化”进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从敦煌民间词至“花间”代言词。
1900年，敦煌鸣沙山第288石窟（藏经洞）被打开，里面发现了几百首抄写的民间词，使研究者对词的发生、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敦煌曲子词的特殊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歌词这种新兴的抒情诗体式的民间和初始状态。其中虽然杂有文人篇什，但是多数作者出于民间下层。作为词的初期形态，敦煌曲子词也明显不同于后来成型的歌词。它的初期形态的特征，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归纳为六点：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调名本意者多、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许多作品还过于粗糙生硬。
中唐以来，一些与社会下层接触较多、文学观念比较开放的上层文人，对歌词发生兴趣，亦尝试着创作，如白居易的《忆江南》，刘禹锡自言的“依曲拍为句”等等。这一时期文人词的创作，都是向民歌学习的结果。所以，依然保持着民歌风韵天然、明白如话的特征。
文人开始大量创作歌词，是唐末五代之事，后蜀赵崇祚编集西蜀词人的作品为《花间集》。此前文人填词，不过偶一染指。文人词的传统，是从“花间”词开始的。词从此自巷陌新声向文人士大夫之雅曲转变。“花间词人”大都有其“狭邪狂游”的生活经历，“花间词”内容上多述青楼恋情相思，形式上多采用代言体，以下层歌妓为抒情主人公，是“南朝宫体”与“北里倡风”的结合。所以，“花间词”虽然从语言风貌上对敦煌曲子词有了决定性的改变，然而实质上不脱鄙俗之气，而且浸染上一层浓浓的“侧艳”之风。如温庭筠的多篇《菩萨蛮》都是写闺情，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推崇其“才思艳丽”，自为“花间”鼻祖。再以顾夐《诉衷情》为例，词云：“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全词是对情人失约不来的怨语，人物的种种忧思悬念和寂苦难堪，统统化作怨恨和嗔怪，是出自肺腑的声音。词人写闺怨，用白描手法，作情极语，又不乏含蓄。所以，既有民歌的风味，又有文人词的细腻华美。
“花间词人”中，韦庄的少量词已由代言体转为直抒胸臆，如《菩萨蛮》说：“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与温词的朦胧深隐判然有别，然数量之少，可以忽略不计。
从敦煌曲子词到“花间词”，为词体“雅化”演进之第一阶段。民间词的粗鄙俚俗基本被摒弃，而清新爽直的一面仍有所承继。经文人化改造，文风向着深隐曲折发展。
第二，从“花间”代言词至文人抒情词。
文人抒情词的传统，由南唐词人确立。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冯正中堂庑特大，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南唐词人变“花间”代言体为文人抒情达意的自言体。他们在词中描写自我日常生活，抒发时世危难之艰辛困苦，倾诉濒临绝境之郁闷苦痛。词体由卑渐尊，本质上有了新变。李清照充分肯定南唐词人这方面的成就，说：五代“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词论》）这种转变始于冯延巳，其《阳春集》“俯仰身世，所怀万端”（冯煦《阳春集序》）；完成于李后主，终“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人间词话》）。尤其是李后主，经历了破国亡家之极惨痛的变故，于是他便以其纯真任纵之心灵，体悟且沉湎于整个人世间的无常之悲慨，洗净宫体与倡风，将词引入歌咏人生的宽广途径，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也远胜冯延巳和中主，成为南唐词坛之空谷足音，“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人间词话》）
宋初杰出词人晏殊、欧阳修等，皆承继南唐词风，于小词中抒情达意，伤离念远。刘攽《中山诗话》说：“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刘熙载《艺概》卷四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说：“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于南唐，而深致则过之。”冯延巳、晏殊、欧阳修三家词多相互混杂，历来为词籍校勘者视为难题，可见三人之间的一脉相承。晏、欧所写，同样带有鲜明的主观情感，唯宋初社会环境大大不同于唐末五代，宋初词人大都高官厚禄，生活舒适。他们没有唐末五代文人的家国濒临困境之压抑和绝望。所以，宋初小令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如晏殊在亭台楼阁之间“一曲新词酒一杯”地观赏景色，虽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丝丝缕缕的闲愁，终不掩“太平宰相”雍容华贵之气度。欧阳修则能在“狼藉残红”的暮春季节，发现大自然另一种清新寂静之美。晏欧仍有部分代言体的小词，显示了“花间”的影响，但不占主导地位，且不掩高雅的文人气质。宋初小令词人的努力，使歌词又向典雅净洁的方向迈进一步。晏殊之高远、欧阳修之疏俊，皆为后辈雅词作家所景仰和承继。
苏轼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苏轼的“以诗入词”，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贺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美人，可与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调比高。胡寅《酒边词序》因此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再次，苏轼改造了词风。出现在苏轼词中的往往是清奇阔大的景色，词人的旷达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传统区分宋词风格，有“婉约”“豪放”之说，苏轼便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凡此种种“诗化”革新，都迅速地改变着词的内质，况周颐因此肯定说：“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卷二）刘熙载转换一个角度评价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艺概》卷四）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从南唐词到苏轼词，为词体“雅化”演进之第二阶段。至此，广义的“雅化”嬗变过程已基本上完成，词体所等待的将是一种纵深的“雅化”演进。
第三，从文人抒情词至大晟典雅词。
北宋前期和中期，词在承继南唐绪风之同时，内部正起着多种的嬗变演化，呈现出百花斗艳、五彩缤纷之繁荣盛景。雅俗之争，此起彼伏，迂回曲折，贯穿其间。柳永的步入词坛，对词风的转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创立俚俗词派和大量填写慢词。柳永之前，词人们皆在不自觉地进行去俗复雅的努力，至宋初大致确立起闲雅舒徐的文人抒情词传统。柳永的出现，冲断了词的“雅化”进程，有意识地向民间词之俚俗与“花间”之代言回归。柳永的作为，从反面刺激了歌词“雅化”的进程。以柳词为批评的靶子，众多词人第一次从创作上自觉意识到“雅化”的必要性。晏殊就当面对柳永说：“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张舜民《画墁录》卷一）；苏轼则极其不满他的学生秦观别后“却学柳七作词”（黄升《花庵词选》卷二）；李清照《词论》评价柳词说：“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这也是宋词发展史上第一次集体自觉的“复雅”呼声，自此，“去俗复雅”成为更加自觉化、理论化的创作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