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听着伯恩施坦的问询，知道此时的伯恩施坦的思想观念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动，其实伯恩施坦的思想在1874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的时候就出现了变动，作为爱森纳赫派的干将，伯恩施坦确实最先要求同拉萨尔派求得谅解。此种观点一直到1879年初与赫西博格、施拉姆组成的“苏黎世三人团”，并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三人团的批评箴言》一文，提出了“社会主义要走合法的即改良道路”。此文一出在当时整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轩然大波，因此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而伯恩施坦也在1880年12月在倍倍尔的陪同下亲往伦敦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错，也由此伯恩施坦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伯恩施坦先生，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些情况下，因为外力和内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足以使得这个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维特回道，“虽然现在俄国的经济方面和工业方面同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很大差距。但是俄国内部民众已经觉醒，已经不堪遭受上层的压迫，并且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广泛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强了民众反抗压迫的信心；外部随着各国军备竞赛的展开导致俄国政府为了增强军事实力不断的压迫民众，国外的社会主义运动更是此起彼伏。这种种的条件都证明俄国已经具备使用革命手段推翻反动政权的基础。”
伯恩施坦听后讥笑道：“你的意思是，马克思先生当初论断是错误的？”
“马克思先生的论断没有错，但是这只是在当时各国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判断。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时间在进步，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改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最终争取全人类的解放。”维特回道。
伯恩施坦说道：“瓦夏，如果现阶段俄国发生革命，推翻现政权，那么你们准备当政之后如何去做？又如何的发展经济？”
“第一阶段我将它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利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反动政权，团结所有被压迫阶级对旧有贵族阶级进行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剥削；第二阶段就是革命之后的过渡建设时期，这必须根据当时俄国的基本条件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根据现在的俄国境况，我有一个大体的想法——制定统一的计划政策、开放市场贸易、鼓励民族资本、发展国有企业、引进外国资本。在过渡时期为了发展经济，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发展，以其改善民生解决俄国现有经济的困境。”维特娓娓道来。
伯恩施坦听后沉默了下来，反倒是蔡特金问道：“革命成功之后，允许私人资本发展，这不是还允许剥削制度的存在嘛？资本家为了追逐利益肯定会继续压迫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作为相比于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制度，应该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一种平等的社会制度。”
维特回道：“欧洲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经济基础比较强大。反观俄国仍然处于低速发展时期，尚没有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各地的领主、贵族阶级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阻碍了俄国向资本主义加速改造的路途。所以说，将来革命成功之后，我们为了发展民生，不得不徘徊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不但会保留一部分私人企业，还要容许私人企业的发展和扩大。
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会通过立法，制定法规，要求资本家不得过于压迫工人，并且将发挥工会的最大作用反抗压迫。其实政府所要做的都只是一个服务型的组织，更好的为全民服务，而不是一个大老爷一样指手画脚，如此反而阻碍了正常的经济发展。”
维特的话语让在场的三人震惊，从最开始的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一点无疑是来自马克思在1845年所说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但是这些还不至于让三人吃惊，三人最震惊的还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无疑是维特自己的想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提出了达到共产主义所需的发展阶段提出了革命转变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但是在实现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该如何发展这显然是一个新课题。
其实无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拉萨尔派，还是爱森纳赫派，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掌握政权后如何建设政权，包括整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马克主义组织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施政纲领，导致一些马克思主义组织获得议会选举后，反而没有之前的资本主义党派给人民带来的福利多。
在原本的历史上，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后才开始慢慢探索。俄国革命成功后，列宁就发现了这个巨大的问题，首先为了稳定政权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结果这个政策到最后导致俄国农民大量破产、饥民边地，不但没有改善民生，反而陷入了巨大的饥荒和经济停顿，并且在国内发生了叛乱。列宁发现这个问题后，经过调查，在布尔什维克大会上力排众议，开始于1920年11月在全俄推广“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重新建立了工业与农业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巩固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欢迎。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还准备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
列宁将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之为“初级的社会主义”，而“新经济政策”正是从“初级的社会主义向高级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也是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这个概念。但是“新经济政策”在列宁去世，斯大林上台后被逐步推翻。
关于初级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却在20世纪的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被重新提出。中国革命成功后，毛主席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而后在中共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老强调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因此，经过七十多年的探索，两国共产党人最终在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上才完成探索，其实对于维特来说，他现在的观点是站在无数先辈的肩上提出来的，而这个观点对于现在的一些人来说无疑是有点震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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