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博士发掘罗布绰尔北废城后，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伯爵所派遣之橘瑞超氏继至其地，复行发掘，得西域前凉长史李柏书稿三通，表文一通，惟二书稿独完，中不可识者数字而已。其一云：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旁注海头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迥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其二云：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阔久不相闻，"怀思想，不知亲想念""见忘也。诏家遣"来，慰劳诸国，月二日来到海头，不知王问邑。邑天热，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遂俱共发，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未知到未。今"使符太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顿首。其三曰：五月七日，西域关内侯李柏共五十四字，以下无字。此三书具书之人名月日，一一相同，又二书中所言之事，与所遣之使者亦同，当为同一书之草稿。又有表文三行，第一行存“尚书”二字，第二行存“臣柏言焉耆王龙”七字，第三行存“月十五日”，共五字，则李柏上张骏之表也。日本羽田亨学士考此诸纸，缘以为李柏上焉耆王之书，然二书稿之致焉耆王，殆无可疑，表文则非是。又以二书为东晋咸和三四年间所作，然实当在永和以后。盖今日考前凉史事，则崔鸿《十六国春秋》原本已佚，可据者惟有《晋》、《魏》二书，而《晋》、《魏》二书《张骏传》非编年之书，其叙述不必以史事之先后为次。惟司马温公撰《通鉴》时，尚及见崔鸿原书，则事实虽当据《晋》、《魏》二书，而年代自不能不依《通鉴》。若伪本《十六国春秋》，但可供参考而已。案：《晋书》所纪张骏、李柏及西域事，则《骏传》云：“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论。”又云：“初，戊已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此二事《晋书》皆不记其年月，伪本《十六国春秋》则以李柏击赵贞事系于咸和五年，张骏平赵贞事系于咸康元年。《通鉴》不记此二事，惟于咸康元年（骏之建兴二十三年）纪骏遣杨宣伐龟兹、鄯善一事，永和元年（骏之建兴三十三年）纪杨宣伐焉耆事及骏分别凉、河、沙三州与自称凉王事。今细观橘氏所得李柏之一表二书，实皆张骏称王以后之事，则其时当在永和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盖可决也。何以证之？柏表中称“臣柏”，又称“尚书”，以汉表例之，其上当署某年某月某日，西域长史关内侯臣柏顿首死罪上尚书，而断纸失之。明为张骏称王后事。书稿之中，一云台使，一云诏家见遣使来，台与诏家皆晋时指斥天子之语。是时晋室僻居江左，信使不通，骏于石勒石虎虽偶称臣，然未尝真以上国视之，则所谓台与诏家，实谓张骏，而骏未称凉王以前，亦不能有此称也。是时骏虽称凉王，实僭天子制度，故李柏表文称上尚书，其对外国，则称之曰台，曰诏家，亦不足怪也。杨宣之伐焉耆，在永和元年，此二书稿必致于焉耆既服之后，事甚明白。其在永和元年以后，而不在咸和以前，亦甚明白矣。以此数纸观之，李柏盖两为西凉长史，其始于击赵贞而败，虽以减死论，自当去官。后骏击擒赵贞，征服龟兹、鄯善、焉耆诸国，柏当有功，故复镇西域。关内侯之封，或亦由是得也。称天子所居为台，盖始于晋。《晋书·惠帝纪》：“永兴元年，帝幸长安，惟仆射荀藩、司隶刘敦、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刘曜载记》云：“置单于台于渭城。”《石勒载记》云：“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自是以后，相承用之，六朝人谓天子所居曰台城，天子之军曰台军。李柏书称台使，亦犹言台城台军矣。诏家亦晋时呼天子之语。《苻坚载记》云：“初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曰‘河水清复清，符诏死新城’。”《桓玄传》云：“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辞令，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惟闻北虏以苻坚为‘苻诏’耳’。”今李柏书中称诏家，犹言官家，语尚可通，后略称诏，则信如桓胤所讥矣。《骏传》称骏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其不称天子而称诏家，亦所谓微异其名者欤？然苻坚、桓玄皆袭其名，恐亦不自骏始矣。海头之地，诸史未见，余此次考释斯氏木简时，已详论之，见《流沙坠简序》中，兹不复赘。李柏书中称严参事者，参事，参军事之略。参军事一官，始于后汉。孙坚参車骑将军张温军事以后，遂为官名，或谓之参军，或谓之参事，皆略其一字。参军则六朝史书中多见之，参事惟见于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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