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陈伯琦道：“那边那一班人，一定是北洋来的。前一回放了几只北洋兵船到新加坡一带游历，恰好是这几天回到上海，想来一定是他们。他们虽然不识字，还是水师学堂出身，又在兵船上练习过，然后挨次推升的，所以一切风涛沙线，还是内行。至于一旦海疆有事，见仗起来是怎么样，那是要见了事才知道的了。至于南洋这边的兵船，那希奇古怪的笑话，也不知闹了多少。去年在旅顺南北洋会操，指定一个荒岛作为敌船，统领发下号令，放舢舨，抢敌船，于是各兵船都放了舢舨，到那岛上去。及至查点时，南洋各兵，没有一个带干粮的。操演本来就是预备做实事的规模，你想一旦有事也是如此，岂不是糟糕了么！操了一趟，闹的笑话也不知几次。这些且不要说他，单说那当管带的。有一位管带，也不知他是个甚么出身，莫说风涛沙线一些不懂，只怕连东南西北他还没有分得清楚呢。恰好遇了一位两江总督，最是以察察为明的，听见人说这管带不懂驾驶，便要亲身去考察。然而这位先生，向来最是容易蒙蔽的。他从前在广东时候，竭力提倡蚕桑，一个月里头，便动了十多回公事，催着兴办，动支的公款，也不知多少。若要问到究竟，那一个是实力奉行的，徒然添了一个题目，叫他们弄钱。过了半年光景，他忽然有事要到肇庆去巡阅，他便说出来要顺便踏勘桑田。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吓得那些承办蚕桑的乡绅，屎屁直流！这回是他老先生亲身查勘的，如何可以设法蒙蔽呢？内中却出来了一个人，出了一个好主意，只要三万银子，包办这件事。众人便集齐了这笔款，求他去办。他得了这笔款，便赶到西南（三水县乡名）上游两岸的荒田上，连夜叫人扎了篱笆，自西南上游，经过芦包以上，两岸三四百里路，都做起来。又在篱笆外面，涂了一块白灰，写了‘桑园’两个字，每隔一里半里，便做一处。不消两天，就做好了。到得他老先生动身那天，他又用了点小费，打点了衙门里的人役，把他耽搁到黄昏时候，方才动身。恰好是夜月色甚好，他老先生高兴，便叫小火轮连夜开船，走到西南以上，只见两岸全是桑园，便欢喜得他手舞足蹈起来。你说这么一个混沌的人，他这回要考察那兵船管带，还不是一样被他瞒过么。”
我道：“他若要亲身到了船上看他驾驶，又将奈何！”伯琦道：“便亲看了又怎么。我还想起他一个笑话呢。他到了两江任上，便有一班商人具了一个禀帖，去告一个厘局委员。他接了禀帖，便大发雷霆。恰好藩台来禀见，他便立刻传见，拿了禀帖当面给藩台看了，交代即日马上立刻把那委员撤了差，调到省里来察看。藩台奉了宪谕，如何敢怠慢，回到衙门，便即刻备了公事，把那委员撤了。撤了之后，自然要另委一个人去接差的了。这个新奉委的委员接了札子之后，谢过藩台，便连忙到制台衙门去禀知、禀谢。他老先生看见了手本，便立刻传见。见面之后，人家还在那里行礼叩头谢委，未曾起来，他便拍手跳脚的大骂，说你在某处厘局，怎样营私舞弊，怎样被人告发，怎样辜负宪恩，怎样病商病民，‘我昨天已经交代藩司撤你的差，你今天还有甚么脸面来见我！’从人家拜跪时骂起，直骂到人家起来，还不住口。等人家起来了，站在那里听他骂。他骂完了，又说：‘你还站在这里做甚么！好糊涂的东西，还不给我滚出去！’那新奉委的直到此时才回说：‘卑职昨天下午才奉到藩司大人的委札，今天特来叩谢大帅的。’他听了这话，才呆了半天，嘴里不住的荷荷荷荷乱叫，然后让坐。你想这种糊涂虫，叫他到船上去考验管带，那还不容易混过去么。然而他那回却考察得凶，这管带也对付得巧。他在南京要到镇江、苏州这边阅操，便先打电报到上海来调了那兵船去，他坐了兵船到镇江。船上本来备有上好办差的官舱，他不要坐，偏要坐到舵房里，要看管带把舵。那管带是预先得了信的，先就预备好了，所以在南京开行，一直把他送到镇江，非常安稳。骗得他呵呵大笑，握着管带的手说道：‘我若是误信人言，便要委屈了你。’从此倒格外看重了这管带。你说奇不奇！”我道：“既然被他瞒过了，从此成了知遇，那倒不奇。只是他向来不懂驾驶的，忽然能在江面把舵，是用的甚么法子？这倒有点奇呢！”继之道：“我也急于要问这个。”伯琦道：“兵船上的规矩，成天派一个兵背着一杆枪，在船头了望的，每四点钟一班；这个兵满了四点钟，又换上一个兵来，不问昼夜风雨，行驶停泊，总是一样的。这位管带自己虽不懂驾驶，那大副、二副等却是不能不懂的。他得了信，知道制台要来考察，他便出了一个好主意，预先约了大副，等制台叫他把舵时，那大副便扮了那个兵，站在船头上：舵房是正对船头的，应该向左扳舵时，那大副便走向左边；应该向右扳舵时，那大副便向右边走；暂时不用扳动时，那大副就站定在当中。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镇江，自然无事了。”众人听说，都赞道：“妙计，妙计！莫说由南京到镇江，只怕走一趟海也瞒过了。”伯琦道：“所以他才从此得了意，不到一年，便做了南洋水师统领啊。”
我道：“照这样蒙蔽，自然任谁都被蒙蔽住了。”伯琦道：“不然，那位制军是格外与人不同的。就是那回阅操，阅到一个甚么军，这甚么军是不归标的，另外立了名目，委了一个候补道去练起洋操来，说是练了这一军，中国就可以自强的。他阅到这甚么军时，那一位候补道要卖弄他的精神，请了许多外国人来陪制台看操；看过了操，就便在演武厅吃午饭，办的是西菜。谁知那位制军不善用刀叉，在席上对了别人发了一个小议论，说是西菜吃味很好，不过就是用刀叉不雅观。这句话被那位候补道听见了，到了晚上，便请制台吃饭，仍然办的是西菜，仍用的是西式盘子，却将一切牛排、鸡排是整的都切碎了，席上不放刀叉，只摆着筷子。那制台见了，倒也以为别致。他便说道：‘凡善学者当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职道向来都很重西法，然而他那不合于我们中国所用的，末尝不有所弃取。就如吃东西用刀叉，他们是从小用惯了的，不觉得怎样；叫我们中国人用起来，未免总有点不便当。所以职道向来吃西菜，都是舍刀叉而用筷子的。’只这么一番说话，就博得那制军和他开了一个明保，那八个字的考语，非常之贴切，是‘兼通中外，动合机宜’。”继之笑道：“为了那一顿西菜出的考语，自然是确切不移的了。”说的大家一笑。大众一面谈天，一面吃喝，看着菜也上得差不多了，于是再喝过几怀，随意吃点饭就散了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