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既没有律师，亦没有辩护制度，人们的诉讼任凭官吏决断。虽然朝廷对州县官吏的审判活动执行监督，但因官贪吏奸，冤狱仍不绝于世，被冤之民很难得到法律帮助。至宋代，由于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私有权观念的不断深化，人身权利的相对扩大，人们要求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也开始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江南民间出现了以“教引讼理”、“教授辞讼文书”为内容的讼学；产生了专以指教词讼，替人辩理为业的讼师；亦有以佣笔为业的写状代书之人。这是中国诉讼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变化。本文就此问题作以探讨，以就教于学者。
一、讼学在江南的兴起
讼学是以“教引讼理”、“教授辞讼文书”、传授辩捷、“给以利口”为内容的一种民间自创的诉讼教育。宋代的讼学起自何时，没有确切记载。据沈括说，在江西民间“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邓思贤人名也，始传此术，遂名其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沈括所言虽多有诬词，但可以看出北宋中叶江西已有讼学的存在了。既在村校中传授，也有以邓思贤为名的讼牒法书。宋末元初人周密也讲：“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铧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此亦可怪。”另外在浙江处州的松阳，又“有所谓业咀社者，亦专以辩捷给利口为能。如昔日张槐应，亦社中之垮垮者焉”。从周密讲的情况看，在江西、浙江乡间都有专门从事教授讼学及传授辩捷的人和社团组织。而江西袁州，则是“编户之内，学讼成风；乡校之中，校（学）律为业”。可见袁州百姓学讼，学律是相当普遍的。南宋绍兴七年（1137）九月二十二日的明堂赦中亦称：“访闻虔、吉等州，专有家学教习词诉，积久成风。”绍兴十三年（1143）闰四月十二日，尚书度支员外郎林大声也说：“江西州县，有号为教书夫子者，聚集儿童，授以非圣之书。有如四言杂字，名类非一，方言俚鄙，皆词诉语。”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江西民间，既有私家教授词诉者，乡校，村校中学讼也颇盛行。不仅广聚生徒教行讼理辩捷，而且从儿童就开始传授词诉之语。
从学者之众，受业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没有的。可以说学讼在宋代江南民间已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风气。
在讼学兴起的同时，亦出现了专门讲授词诉的讼牒法书。名类不一，形式且多。既有以邓思贤定名的讼牒法之书；也有以“甲乙对答及i化讦之语”为内容的“金科之法”；还有专门适合儿童朗读和记忆的“四言杂字之类”的词诉之语。明人张景说：“今古筠等府书肆，有刊行公理杂词，民童时市而诵之。”宋代民间讼牒法书的出现，刊行印卖，广泛流传，对普及诉讼知识和百姓学讼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也使讼学理论化，系统化、程式化。表明讼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级阶段。
二、讼师在江南的出现
随着讼学的兴起，在江南民间亦出现了专以指点词讼和替人辩理为业的讼师，宋代官府称其为“健讼之人”。
讼师这个名称，在洪迈的《容斋随笔》中已见到，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亦有“讼师方履险者也，戒之宜矣”的记载。但在宋代的资料中更多的是称之为“健讼之人”。从有关材料中看，宋代的健讼人中，有“专以教唆词讼，把持公事为业”者，此可能是指讼师而言；也有以嚣讼射利者，此系指乡问豪强恶棍之类。在统治者看来，无论是讼师，还是豪强恶棍，都是引惹词讼，烦乱官司的不安定分子，因此往往把二者相提并论。洪迈说：“凡谓顽民好讼者，日嚣讼，曰终讼可也”。而把替他人进行词讼辩理的讼师也视为顽民嚣讼，显然是统治者的偏见。
有关记载和评论健讼人的材料很多，但是封建士大夫笔下的健讼人，不是“华健之徒”，就是“无图之辈”，甚至诬称为“无赖”。这种称谓的出现并不奇怪，正像统治者把讼学视为异端之学一样，把指教词讼的讼师视为异端分子也是不足为怪的。李元弼在《作邑自箴》中说：“所在多有无图之辈，并得替公人之类，或规求财物，或湾逞凶狡，教唆良民，论诉不干己事，或借词写状，烦乱公私。”黄干《勉斋集》中也说：“照得本县，词讼最多，及至根究，大半虚妄……皆缘坊郭乡村破落无赖，粗晓文墨，自称士人，辄行教唆，意欲搔扰乡民，因而乞取钱物。”胡太初亦称：“凡遇引问两争，应答之辞与状款异，此必有教唆把持之人。”在这些人看来，讼师是造成词讼繁兴的主要根源，所以在案件的审理中，一些官吏首先把矛头对准了代讼人。例如胡颖在处理龚孝恭的诉田案件中说：“今刘纬自是姓刘，乃出而为龚家论诉田地，可谓事不干己。想其平日在乡，专以健讼为能事。今事在赦前，固难追断，然若不少加惩治，将无以为奸狡者之戒。”不过多数健讼之人，“以恐胁把持为生，与吏囊橐，视官府如私家，肆行不忌”。他们“朝夕出入官府，词熟而语顺，虽饶饶独辩庭下，走吏莫敢谁何”。
这些以替人辩理为业的讼师，既懂法律知识，又熟习词讼业务，而且与吏人相勾结，所以出入官府如进出私家。
讼师的出现，对官吏的枉法曲断，肆意横行，起了制约的作用。
不可否认，在健讼人中，确实有以恃强侵夺人财物的奸豪，有“依持富豪，专务健讼”的恶棍。如“形势之家，专以贪图人户田业致富。所以敢于违法者，持其富强，可以欺凌小民，敢经官论诉，便使经官得理，亦必健讼饰词。以其多赀买诱官吏，曲行改断”。更“有持其父兄子弟之众，结集凶恶，强夺人所有之物，不称意则群聚殴打，又复贿赂州县，多不竟其罪”。这些持强凌弱，兴讼射利的豪强恶棍，才是引惹词讼，紊乱法司的真正祸根。
从上述情况看，讼师在宋代江南民间是广泛存在的，它是民间进行词讼提供法律帮助的一支新生力量。
虽然讼师中的情况比较复杂，而且往往因为“规求钱物”使一般百姓无力请托，但也不应轻视它在宋代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所起的积极作用。讼师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变成了地主豪强欺凌百姓的工具，而被人们称之为讼棍。
三、代书人队伍的扩大
代书写状人起于何时不详，但在《唐律》中已对代书人的代书行为有了法律限制。《唐律疏议》中规定：“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宋刑统》中因袭了《唐律》的这条规定。
宋代的代书写状人有两种，一种是由封建官府控制的“写状钞书铺”户；另一种是以佣笔为业的“珥笔之人”。
从李元弼的《作邑自箴》所载来看，写状铺户必须是“自来有行止，不曾犯徒刑。即不是吏人勒停、配军、拣放、老疾不任科决，及有荫赎之人，与本县典吏不是亲戚”的人户。而且要由三名土著人保认，经县司“勘会得实，置簿并保人姓名籍定，各用木牌书状式，并约束事件挂门首，仍给小木印印于所写状钞诸般文字年月前”，始得开业。如果写状铺户主改业或身亡，则将“木牌、印子赴官送纳”，“他人不得冒名行使”。可以看出，写状铺户是经县司审查批准系籍，并由官府发给营业执照和木印的个体写状专业户。写状铺户虽非官设，但他们的业务活动是受官府严格控制的。李元弼的《写状钞书铺户约束》中规定：“据人户到铺写状，先须仔细审问，不得添借语言，多人闲辞及论诉不干己事。若实有合诉之事……即不得称疑及虚立证见。”朱熹在《约束榜》中也规定：民户经由状铺依式写状，“状词并直述事情，不得繁词带论二事，仍言词不得过二百字，一名不得听两状”。官府对写状铺户的约束，是为了防止因书状繁词虚证而干扰法司的正常审判。
宋代江南民间，还有一种不在官府系籍的自由写状代书人。他们以佣笔为业，因为把笔插在帽子上，所以称谓“珥笔之人”。江西谚语云：“瑞、袁、虔、吉，头上插笔。”黄庭坚的《江西道院赋》中也说：江西“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名曰：珥笔之民”。可见宋代江西民间以佣笔为业的写状代书人是广泛存在的。宋仁宗天圣时的桂州乡间，亦有“佣笔之人，替为教引，借词买状”。南宋绍兴五年（1135）户部也说：百姓典卖田宅引惹词讼，多因“代书人类百端规救”之故。胡颖在审理李边赎田词讼时认为，李边若非“习于珥笔，安得设谋造计，以至于此”。由此看来，宋代的珥笔之人，不单是代写诉状，而且也指教辞讼。因此，黄庭坚提出要使“珥笔教讼者传问孝之章”。应俊要求新昌百姓，“移教讼之笔而传孝庶”。以扭转词讼盛行的社会风气。
宋代写状代书人队伍的扩大，为百姓行使诉讼权和提供法律帮助，创造了便利条件。
四、习律学讼的影响
在以江西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喜争好讼”之风由来已久。《南唐=朽》中称，“吉州民多争讼，古称难治”。
《袁州府志》中也说“袁人好讼，闻之旧矣”。北宋欧阳颍知歙州时，当地百姓已是“习律令，性喜讼”，“视人狴牢，就桎梏，犹冠带偃箦，恬如也”。这一传统是讼学在江南兴起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而讼学的兴起，讼师的产生，写状代书人队伍的扩大，又促进了江南好讼之风的盛行。
从士大夫们编写的文集、方志、小说笔记中所载来看，宋代江南百姓的词讼活动确实很活跃，且“以终讼为能”。如袁州之民，“锥刀必争，引条指例而自陈，讦私发隐以相报，至有讼一起而百夫系狱，辞两疑而连岁不决”。宜春之民，公庭之上“从容应辩”。广南海丰之民，“刚悍器讼，五尺之童，庭白是非无端恐”。广州妇女“凶悍喜斗讼，虽遭刑责而不畏耻”。浙江仙居之民，“乃相扇炽，构讼成狱，自以为能”。淳安则是“吏奸民隐，百出无穷。文书讼牒，牵连纷纠，日惟不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