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的时候，老汪还嚷着要跟班呢，可新来的宋校长不敢再用她了。安排别人又都不愿接，因为这个班实在太差了，差得离谱。这不你来了，就塞给你了。之前这半个月，都是韩主任给带着上课，这几天韩主任病了，就放了羊了……”
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孔庆林就去了班里。剩下余悦君一个，简单拾掇了下座位，翻开书本备课。一边还在心里嘀咕，“平均分语文52，数学47，那会差到什么程度呢？”
第一节课下课铃响，很多老师回到办公室，跟他一通寒暄。铃声再响时，他就跟着大伙一起出门，去了班里。操场上的学生大都往教室里跑。五年级二班班门口，却有好些学生在打闹。不知谁喊一声“老师来了”，就一起往教室里钻，一个小胖子还被门槛绊了一跤。
余老师进屋的时候，二十多个孩子都已齐刷刷地戳在了座位上，一个个背着手，腰板挺得直溜溜的，眼睛亮汪汪地看着他。教室还是熟悉的老样子，还是那凹凸不平的土地面，大片掉皮的墙壁，碎了很多窟窿的玻璃窗……只有他面前的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是新的。
余老师照着花名册点名。二十五个学生，来了二十四个，一个叫陈元方的男生没有到。
“老师，陈元方跟他妈下地干活了，今早上我还看到他了。”假小子吴燕对他说，还往身后指了指，靠北墙最后排的座位是空着的。
余老师皱起了眉头，“干活？”
一个大脑门、龇着一对兔牙的男生在座位上笑嘻嘻地应道：“以前俺们汪老师说了，陈元方是苞米碴子脑袋，就是数地垄沟的料。因为那个吧，他爸他妈造他的时候选错地儿了——在苞米地里！”
“胡说！”余老师虎起脸来喝了一声。那男生低下了头，却还在斜着眼瞟着他坏笑。
余老师就又吩咐他：“黄杰，那就你吧，中午放学后去一趟陈元方家，就说老师说的，让他快来上课。”
黄杰跳起来，举起手臂敬了个军礼：“遵命！”
吴燕扭头道：“黄杰，你忘了汪老师还说你来吗？说你是花岗岩脑袋，你爸你妈跑山洞里造的你……”
全班轰然大笑。
“我看你找揍呢是吧！”黄杰恼羞成怒，斜过身子就去够着打吴燕。吴燕一边仰着身子躲闪一边扯着嗓子嚷，“老师——老师——‘黄皮子’咬人啦！”（“黄皮子”，是东北话，指黄鼠狼。）
余老师好容易让大家安静下来，开始了他第一堂数学课。
第二节下课，余悦君夹着课本怏怏地回到办公室。老师们大都先回来了。孙福贵、孔庆林几个男老师凑在一头闲扯，说着前一天打牌的“战果”。汪艳红背靠着桌子在织毛衣，一边还与对座的一位女老师唠家常。余悦君黑着脸进屋，“啪”的一声把课本摔在桌子上，吓了大家一跳。
“咋的了，小余，课上得不顺？”孙福贵在一旁问他。
“这都什么学生？！五年级了，连个整数除法都不会！”余悦君侧坐在椅子上，气鼓鼓地发牢骚。
“不好弄吧？”孙福贵笑道，笑得别有意味，“基础打不好，谁都没办法！”
余悦君望着孙富贵，不知深浅地跟一句：“是啊，我总不能从一年级开始补吧？也不知道他们以前都是怎么学的！”
听到这儿，斜对角的汪艳红发话了：“你什么意思啊，小余？”汪老师手里的毛线活儿停了，拿两颗杏眼瞪着他。未待他反应过来，就又换了一种腔调，“你是说俺们这些人水平不行呗，不如你这个‘大学生’！——俺们没你行，所以校长把这个班给你，让你这个‘大学生’那么一教，明年就是全乡第一！”
还是汪老师老道，不动声色地甩出两个“俺们”来，就把在座的老师们都圈成了她的盟友，而她对面的那个“大学生”，立时就成了“人民公敌”，被曝于众目灼灼的审视之下。
余悦君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处境的凶险，他还在为那个名不副实的“大学生”名号着恼：草甸村民眼界浅，把考学出去的一概叫成“大学生”；一般村民这么叫也就罢了，你汪老师应该知道，怎能分不清大学生和中师生呢？“汪老师，我就是个中师生，不是什么大学生。刚才我就是说这个班基础差，也没别的意思……”话说到后半句，硬生生被打住了，他觉得这事越说越露骨——整个班的学生基础都差，不是老师的问题，是什么？
“是基础差啊，草甸的学生基础都差，俺们这些老师水平都差呀！俺们都回家种地，留你一个人全教得了，全都教成大学生！”汪艳红撂下毛衣，两手比划着在屋里巡视，像是立即就要带大伙回家种地呢。
余悦君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看着这位昔日“恩师”夸张的表演，他红着脸，又冤又气却说不出话来。
孔庆林本周值周，因为停电电铃不响，找了把破钳子要出去敲铁轨打间操铃；他见状不妙过来圆场，“汪老师，误会了！悦君不是那意思，连他自己还是你教出的学生呢！”
孙福贵也说话了，以他习惯的两声“嘿嘿”开场：“老汪，我觉得人家小余没说假话，你那班学生确实太差，上个期末，平均分没一科及格的……”
汪艳红把余悦君训蔫了，气儿本来已经顺了不少，却又被孙福贵这话撩搔毛了。她一个急转身点着孙福贵脑门大骂：“孙大肚子！你是不是觉得你能？你那肚子里装的啥货你没数啊？用得着你个老王八来伸头……”
门外，孔庆林已经“当当”地把铁轨敲响了。按规矩全校学生都要在操场上集合，老师们也该出去站在队伍后面，一起听校长讲话，一起跑步或做操。可现在屋里有热闹，大家都不肯往外走。
众人关注之下，孙福贵也不甘示弱，他往后退两步，绕到桌子对过，然后用一只手摸着肚皮，远远地朝艳红坏笑：“咋的了，我这个头儿一伸，你就舒服成那样，至于那么嗷嗷地叫唤吗？”说完，还向旁观的老师们挤了挤眼睛。
汪艳红大怒，满地打转地找趁手家伙没找到，最后发现了孔庆林手里的钳子，上前一把抢过，“我把你那玩意儿掐了喂狗，看你还指什么嘚瑟！”
老师们赶紧拦住，七嘴八舌半真半假地解劝。汪艳红更来劲，隔着人墙一跳老高，非要“掐了”孙福贵。大家见那舞动的铁钳凶险，一起动手夺了下来，然后闪到一旁，看他二人继续斗法。
正乱着，校长宋德志推门走进来。宋校长不过40，大眼，大嘴，灰黑的西服正装，一张方脸阴沉着：“都堆在屋里干什么？说多少回了，啊，是吧，没听见铃响吗？！”
宋校长一大早去草甸村委会了，去要钱。
那时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学校的日常开支主要仰仗村里；在草甸，也就得仰仗村支书姜志成。宋德志是这个学期刚调来的，新官上任的他，已经为要钱的事找过姜支书好几趟了。第一次见面，宋校长是开门见山义正词严：说草甸的校舍早该修了，有哪个哪个房顶漏水，哪块哪块墙壁裂缝，有多少多少门窗坏了，玻璃碎了，桌椅板凳缺胳膊断腿；又说学校总该有几个给孩子活动娱乐用的东西，至少也该支两个篮球架，置办个手风琴或脚踏琴——库房里倒是有一个脚踏琴，可已经少了好几个毽子不出动静了——另外，还该买几块黑板、几台幻灯机、几只皮球……
宋校长掰着手指头，一项一项地还没说完，姜支书的眉头已经蹙成了核桃：“学校在那儿几十年了都没事，怎么你一来，就要塌房子荒摊了呢？你光给我嘴上嘚啵嘚啵，回去写个东西来；还当校长呢，这么点规矩都不懂！”
宋德志一下子被噎成了哑巴。心说学校是草甸的学校，又不是我宋德志的学校，大家公事公办，你装什么装？麻雀落在牌坊上，东西不大，架子不小，一个不入流的村官，山野匹夫，说话的口气跟县太爷似的。我老宋好歹还是个老师，是个二十三级干部呢，怎么到了你这儿，就好像差着好几辈成孙子了？
一口气儿顶到了脑门，却又硬憋了回去。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初来乍到，土皇帝得罪不得，谁让你求人家来着？中心校副校长王显章，也是他宋德志的同学，当初在安排他来草甸上任时就谆谆告诫，一定要跟这个土皇帝搞好关系，在草甸学校干上三年，熬点资历，以后升迁调动都好说话——为了以后的日子，他忍了！
第二趟来的时候，宋校长真就带了一张单子，各种需求工工整整列了一大溜。最后一项，序数前还画了两个星号：“教师节，是不是给老师发点福利？”
姜支书接过单子，只扫了一眼就给扔了回来：“这个那个一大堆，你以为我这儿是银行？我一大摊子事就指着那点提留款，这村里的账还是负数呢！没钱！一分钱都没有！”说完，抬屁股走了。
宋德志差点没背过气去。回去跟教导主任韩继文发牢骚。韩主任肝病犯了，疼得头上直冒汗，却还是安慰他，说姜志成在草甸当书记当长了，就那个脾气，让他别往心里去。又说，一次要那么多东西，也确实难为人家。不如多跑几趟，一项一项地解决。眼下先解决紧要的一项：赶在天冷之前，想法把门窗玻璃装上，不能冻着孩子。两人商量了一阵，决定一块儿去找姜志成，把握更大一点。
谁料，关键时候韩继文又病倒了，一大早托人带了信来。那么大岁数人了，谁知他几时能好？宋校长只好硬起头皮，一个人再去找姜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