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因苏联解体而走上复仇之路。他们人数众多，可在政治上属于隐形人。直到20 世纪90年代，他们还在热切地等待着复仇时刻的来临，普京就是其中一员……我说的复仇，是指重新把俄罗斯建成一个大国，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国中。
—克里姆林宫前任顾问 格列布· 帕夫洛夫斯基
克格勃的情报精英
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期间，弗拉基米尔？普京竭力在公众面前保持低调的形象。但与之相比，刚刚进入莫斯科的那几年普京更为默默无闻。正如那句老生常谈所说，1996年8月，普京初到莫斯科的时候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除了将他引荐至莫斯科的同事阿列克谢？库德林外，普京算得上是举目无亲。然而仅仅过了三年，普京就被贴上了俄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继任者的标签。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登顶政治高峰，确实引人注目。一些评论员视之如谜，也有一些人不以为意。玛莎？葛森写道：“普京到了莫斯科，就像被无形之手凭空提拔，他之所以得到委派也许是秘密警察的设计，抑或是天意。无论如何，事件背景都无关紧要。[1]”
普京能够在仕途中一路高升，命运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真正扶持他的是一些藏身于幕后的人。弗拉基米尔？普京来到莫斯科，并不是受克格勃中秘密警察组成的西罗维基[译者注：“西罗维基”意为“强力集团”，指的是忠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个政治团体，其核心成员是前克格勃特工、目前的安全机构官员、司法部门和军方官员。这个集团成员性质单一、非常团结，并且对普京高度忠诚。
]或者其他权力部门委派，也没有“奥泽罗”朋友圈的邻居们相帮。20世纪90年代初期，克格勃派遣普京到圣彼得堡为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效力，而另外一个组织—叶利钦时代的自由经济改革者们，将普京招募至莫斯科。尽管当时的普京还并不为人所知，这些改革者们却已经对他有了全面的了解。他们并不是因为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领域表现出众而选中他，而是看中了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在德累斯顿以及圣彼得堡任职期间所习得的技巧。他们希望普京能够代表自己将这些技巧应用到新兴的市场经济中去。[2]
1992年的食品丑闻是普京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污点。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事件标志着普京努力发展私有经济的开端，尽管这一点始终存在争议，但是它仍旧成为了普京进入莫斯科权力中心的跳板。这也相应地促成他在2000年担任俄罗斯总统。食品丑闻之后，普京立即总结经验教训，回顾自己在克格勃的训练和工作中学到的知识，确保自己不会在同样地方再次跌倒。食品丑闻将他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和情报人员两种身份融合在了一起。
出身克格勃的普京将自己称为政治家，这一点不足为奇。克格勃和其他一些专门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着力扩大俄罗斯国际影响的机构（包括内务部和国防部在内），被看作是俄罗斯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的核心元素。这些人组成了众所周知的“西罗维耶（意为权力机关）”。像普京一样，事业生涯始于这些部门的俄罗斯人，被公认为属于西罗维基。克格勃中的许多人都是忠诚的爱国者，他们绝对支持“复兴强国”这一理念，与此同时他们又将自己连同所在的机构神圣化。他们甚至称自己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俄罗斯历史人物的化身。[3]
2001年5月，与情报局关系密切的杂志《俄罗斯特种部队》（Spetsnaz Rossii）采访了原克格勃成员，这次采访就是这些成员们神化自己的最佳证明。这次采访对象是已经退休的克格勃长官尼古拉？列昂诺夫（Nikolai Leonov），他曾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领军人物，负责北美和南美的行动。[4]采访中，主持人问到了他对“20世纪70年代进入克格勃的年轻一代”全部进入政府高层的看法。这些年轻一代中除了弗拉基米尔？普京外，还包括谢尔盖？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他于2001年担任俄罗斯安理会的秘书，此后还当过国防部长和副总理，现在是总统行政部门的参谋长）、维克托？切尔克索夫（Viktor Cherkesov）（前圣彼得堡克格勃指挥部的部长，后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副指挥官，2001年担任俄罗斯西北联邦区的外交官）、尼古拉？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1999－2008年年间，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指挥官，后来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面对这样的问题，列昂诺夫回答道：
如今我们迫切需要这些强有力的、求真务实的政治家们。他们掌控着有用的情报……与此同时，他们也是忠诚的爱国者并且绝对支持拥有百年历史的祖国走向复兴。历史选择了他们，让他们用实际行动重塑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世界必须平衡发展，如果俄罗斯不能崛起，那么，地缘政治将会陷入混乱……克格勃官员是什么？首先，他们是国家的公仆……他们身经百战，忠于国家，并且拥有坚强的意志—你到哪里去找这些骨干呢？……能让国家秩序井然的人，只能是国家公民。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那群克格勃人员中，并无特别之处，同样是国家的仆人。他所提出的关于国家和（从属于它的）社会的想法，来源于那种长期存在的俄罗斯传统政治思想。20世纪90年代，振兴国家的想法风靡全国，同一时期，普京提出的想法，在那些自认为属于俄罗斯高层的人中盛行开来。而且，普京在上任初期，也就是“千年致辞”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些观点。
普京在“千年致辞”中提到“社会希望重塑俄罗斯在世界上的领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可这里的“社会”并不是指整个俄罗斯社会，或者所有俄罗斯民众。普京在此指的是，政治和社交方面的活跃分子，或者说对国家结构和功能有着既定兴趣的人民。换言之，就是指那些在普京当职期间，与之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社会精英，例如之前在俄罗斯权力部门任职、直接为国家工作的那群人。克里姆林宫前任顾问兼政治战略家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在2012年《卫报》的采访中总结如下：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因苏联解体而走上复仇之路。他们人数众多，可在政治上属于隐形人。普京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我也是其中一员……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不能接受现状……像他们这样身居高层的人，有成百上千个。他们不喜欢1991年的国家运行方式。毕竟，人们对于自由的看法各不相同。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有一些人热切地等待着复仇时刻的来临，普京就是其中一员……我说的复仇，是指重新把俄罗斯建成一个大国，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国中。当然，我并不是说要把俄罗斯建成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而是要使它成为一个受到世界尊重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就不可能受到尊重。[5]
对于俄罗斯人来讲，所谓的“精英”，有着独特的涵义，它与美国和欧洲对精英的看法大相径庭。19世纪开始，“精英”在俄罗斯政治中举足轻重的看法就逐渐兴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渐渐变成了俄罗斯人眼中的“知识分子”。19世纪90年代改革运动初期，那些接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就自称为“知识分子”。[6]他们认为自己是唯一真正致力于提高公共福利的群体。在他们看来，自己是俄罗斯国内反对沙皇专制经济政治体制的社会代表。[7]在某些方面，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中央集权论者，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应当自下而上开始改革国家及其机构，而不是从高层开始。[8]
尤里？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克格勃以“与人合作”为宗旨。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克格勃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是直接打压、监禁或抹杀他们的目标人物，还是改变他们的观念使他们成为克格勃的一员？第一种方法简单粗暴，要做到这一点十分容易。但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及其同僚们也认为这是一种鼠目寸光的做法。第二种方法潜在回报巨大，但这却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任务，它需要娴熟的技巧、周密的计划、足够的耐心，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足以左右他人的影响力。2003年，普京为执法部门的年轻官员们开会时曾经这样说道：“世界上最复杂的工作莫过于跟人打交道。”[10]
接管克格勃不久，安德罗波夫就宣布了一项组建新部门的计划，该部门被命名为“打击颠覆活动指挥部”，即克格勃第五局。第五局奠定了20世纪70年代克格勃的基调，此时进入克格勃的普京深深地感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管理风格。[11]他甚至有可能在第五局担任过某个职位。该部门的领导人，菲利普？博布科夫在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克格勃和政权》中详细阐述了组建该部门的背景。[12]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体制进入空前的自由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演说”，揭露斯大林时期的种种罪行之后，克格勃的工作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处境。单纯地镇压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安德罗波夫接管克格勃的时候，苏联全国爆发了很多自发的游行，抗议这种体制的压迫和衰败。安德罗波夫是1956年暴动时期苏联赴匈牙利的外交大使，所以他很明白事情能够闹多大，以及一旦抗议扩大化，就会更难阻止。
安德罗波夫“积极与人合作”的方法备受考验。博布科夫讲述了一个1969年发生在西伯利亚阿尔泰边疆的鲁布措夫斯克市的事情。一个货车司机因酒驾而被监禁，证据确凿，但却在拘留期间死亡了。基本上整个镇的居民都在抗议他的死亡。一个来自克格勃第五局的上校I.T.津帕克迅速被派往鲁布措夫斯克市处理此事。津帕克到达鲁布措夫斯克市的时候，城市主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万多人，甚至还有人在煽动民众情绪。津帕克上校直接走到了人群中央，表明他受安德罗波夫指派，来倾听并传递他们的怨言。因此，他成功地使民众冷静了下来。博布科夫写道：“你也许会问，这（也就是倾听和处理民众的怨言）是否真的是克格勃的工作之一？不，并不是。但是所有人都这样做。”他还写道：“无论什么地方发生抗议事件，安德罗波夫都建议我们采取小心谨慎且灵活多变的方法。有很多人呼吁采用强制镇压手段，但是安德罗波夫却不允许部下采取冒险的方法，也限制他们采用极端手段。”[13]鲁布措夫斯克市事件与普京在2009年介入圣彼得堡皮卡廖沃(Pikalyovo)镇的工厂相似，当时普京亲自出面安抚民众的情绪，并迅速平息了事态。
安德罗波夫更根本的要求是，除了大批民众，对待重要任务一定要先发制人。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工程师和白领人士也很重要。博布科夫写道：“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需要的是与人民进行广泛的交流。”[14]当时，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新”克格勃以及克格勃第五局不仅引起了机构内其他强硬派的不满，同时也违背了执政党的统治理念。博布科夫说，在封杀一些作者（著名的移民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问题上，一向以开明自称的克格勃第五局与党派领导意见不合。安德罗波夫准备将这个问题汇报给苏联政治局，但是被告知这并不隶属于克格勃的管理范围。博布科夫写道：“我们很清楚，迟早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封杀得越厉害，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就会越尖锐。毫无疑问，终将会有人违反法律，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其中。”[15]
在此书中，博布科夫讲述了一个他自认为非常成功的先发制人的例子。当时的异派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在西方反共的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尽管他早已被共产党逐出家门，克格勃官员也曾警告过他过度批评国家体制将产生严重后果，但这都没起作用。梅德韦杰夫开始抨击苏联领导人以及共产党总秘书长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时候，共产党命令克格勃处理此事。于是克格勃展开了秘密行动，安德罗波夫出于个人意愿暗中保护罗伊？梅德韦杰夫，借机与勃列日涅夫对抗，以获得相应的权力。所以博布科夫别无他法，只能亲力亲为。他只身拜访梅德韦杰夫，一边喝茶一边和这位异见人士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
（在那次谈话的过程中）我同时看到了对方在逻辑上所暴露出来的劣势和优势。我明白他的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对于我来说，了解这一点很有必要。我很欣慰这次会见颇具成效—梅德韦杰夫不再与 （西方）反共出版商合作，他也不再出版《政治日记》。此后，梅德韦杰夫只与共产党新闻媒体打交道，并开始明显向社会主义框架中的多元化倾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梅德韦杰夫开始与西方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现在，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影响他，防止他发表反共的言论。[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