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协调好士农工商“四民”的关系。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即士农工商四类人都是国家的基础。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四类人“不可使杂处”，理由是“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因此“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这就是说，士农工商四民的聚居地要有所区分，而且要相对稳定。具体说来，则是“三其国”、“五其鄙”。“三其国”就是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齐桓公亲自帅十一乡，大贵族高子、国子各帅五乡。同时设立“三军”，也分别由齐桓公、高子、国子率领。另外“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在国都建立起严密的管理体系。所谓“五其鄙”是指在郊区“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勿有淫佚者”。实行这种“定民之居”的办法，不仅有利于管理，有利于分工，而且有利于同业内部的互相交流学习。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寓兵于农，有利于兵民之间的转换。由于大家长期生活在一起，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能辨别出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无形中提高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管仲还认为，老百姓太穷太富都不好。太富则对爵禄不会动心，太穷则不畏刑罚，两极分化会导致国家法令不行。为了保持“四民”相对平等的经济地位，又提出对他们不能一视同仁，政策上必须有所倾斜，“富而能夺，贫而能予”（《管子·国蓄》）。对农民采取扶持政策。农民是社会的多数，农业又是经济的基础，所以“兴利者，利农事也”（《管子·治国》）。对手工业则宜实行官营和私营两套体制，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灵活的管理办法。能工巧匠不能生产奢侈品，必须满足全社会的需要。他在《管子·轻重甲》篇对商人的界定则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非君所赖也，君之所与。”富商巨贾如果任其自流，其后果是“贫者失其财”、“农业失其五谷”，商人最终操纵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干预政治，造成“一国而二君二王”。所以管仲主张在发展商业的同时，必须打击富商巨贾。盐铁、粮食、布帛等重要物资均由国家垄断经营。
2.相地而衰征，关市几而不征。这是管仲针对郊区农业和商业的改革。所谓“相地而衰征”是指根据土质的好坏美恶，也就是区分“陆、阜、陵、墐、井、田、畴”的不同情况，从而确定对土地征收赋税的多少。《管子·大匡》中还讲到了具体的征收办法：“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这里不仅考虑到了土地的情况，而且考虑到了年景，两年收一次税，好的年景征收十分之三的税，一般的年景十分之二，差的年景十分之一，荒年则不收税，这当然比不分青红皂白征收同样的赋税要合理得多，也更便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管仲的这一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对旧的井田制度的根本的变革和瓦解，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作出了英明抉择，极大地促进了齐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所谓“关市几而不征”则是指对于来往的货物，无论是几经周转，都免征关税和市税。这一政策的施行极大地刺激了齐国商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周边诸侯国的商人前来齐国做生意，一时“诸侯称广焉”，不仅大大有利于齐国人民的富裕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且用经济的纽带紧紧地把诸侯国与齐国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另外，为了增加军资，解决军队的武器问题，管仲还规定犯了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在不加重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就很轻松地改善了军队的装备，同时又使犯罪的人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受到了人民的拥护。
管仲在齐桓公支持下对内政的改革，虽然打着“修旧法”的旗号，但其目的不过是让人们容易接受而已。其改革的实质，实际上是对已经不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旧有制度的根本改变。对于这一点，元代诗人陈孚正看得非常清楚：“画野分民乱井田，百王礼乐散寒烟。”他们的这一改革彻底颠覆了西周初年周公所建立的以“周礼”为基本框架的礼乐井田制度，开春秋变法之先声，为齐国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在《史记·管仲列传》中说：“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通过改革，齐国各方面的关系都理顺了，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居，国家的积蓄增多了，人民的负担减轻了，军队的实力增强了，为齐国称霸做足了内功。
二、尊王攘夷，会盟诸侯
随着齐国实力的增强，齐桓公开始走出国门，主动参与天下事务，并逐步取得了天下事务的主导权。对于霸主来说，相对于绝对实力，其在诸侯中的影响力、控制力更为重要。因此，图谋霸业需要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威恩并施，绝不是单纯靠武力压服那么简单。在综合分析“国际”形势之后，为增强齐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齐桓公和管仲制定了两大策略：一、充分利用周王室“天下共主”的政治符号意义，竖起“尊王”的大旗，争取周王室授权，使齐国的争霸活动合法化；二、恩威并施，改善与周边诸侯国的关系，以“攘夷”这根利益纽带团结诸夏。
当时的周王室尽管已经衰落到一个二等诸侯国的地位，许多诸侯国也不再把它放在眼中，但是周王作为“天下共主”的符号意义，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并没有伴随着国势衰落而消失。环顾四周，南有强楚，西有新兴势力秦，中原地区晋国也在加速崛起，和这些诸侯国相比，齐国并没有绝对的优势。“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一旦以武力火并起来，胜负尚未可知。孟老夫子所谓“以齐王由反手也”不过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未可当真。所以，拉起周天子这杆“天下共主”的大旗，以“攘夷”这根利益的纽带把诸夏紧紧捆绑在齐国周围，以互利共赢的外交模式来改善与诸夏的关系，同时恩威并施，面对个别蓄意作对的诸侯国的挑衅，果断出手，增强齐国的军事威慑力，在当时来看，是实现齐国霸业的最佳战略选择。
公元前684年，齐桓公拿在他流亡时期对他招待不周的谭国小试牛刀，出兵将其吞并，显示了齐国的实力。两年后，宋国发生内乱，南宫万弑宋闵公，之后，宋国公室及其拥护者与南宫家族发生激烈的战斗。是时，周釐王刚刚即位，诸侯国反应冷落，无人前往朝贺。齐桓公抓住这次机会，再度出手，全面展示了齐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齐桓公和管仲商定，派使者去朝贺周釐王，向天下诸侯做出尊王的姿态；同时自告奋勇平息宋乱，争取周天子的授权。备受诸侯冷落的周釐王见强大的齐国率先前来朝贺，又主动请命，愿为“钦差大臣”戡定宋国，简直受宠若惊，也乐得做顺水人情。在周天子的授权下，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在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北）召集诸侯会盟，宋、陈、蔡、邾等国参加，这次会盟的主题是共同承认宋国新立的国君宋桓公。通过这次会盟，齐国在天下事务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又因为此次会盟的目的是平息宋乱，属于仁义之举，所以齐国的威望也有所提高。
随后，齐桓公为了宣示武力，对拒绝参加会盟的遂国和鲁国大打出手。在一举灭掉遂国后，即调动兵力大举讨伐地方性强国鲁国。齐国地处海滨，如欲争霸中原，必须制服西进的最大障碍鲁国。加之自桓公继位以来，齐鲁关系一直不怎么样，鲁国处心积虑地与齐国作对。所以这次战争，既是复仇之战，也是宣威之战，齐桓公志在必得。经过管仲对内政的改革整顿，齐国已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齐鲁实力对比早已向齐国倾斜。在齐军的猛烈进攻之下，鲁军溃败，鲁庄公被迫割地求和。
这年冬天，齐桓公和鲁庄公在柯地会盟，两国正式讲和。就在盟誓仪式即将举行的时刻，鲁国的勇士曹沫不甘心失败，突然冲了出来，手持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他返还侵占的鲁国土地。齐桓公被迫应允，曹沫见愿望达成，便放过桓公，退到自己的位子上。重获自由的桓公气不打一处来，当时即欲反悔，怒冲冲地准备杀掉曹沫，并拒绝归还鲁国的土地。深谋远虑的管仲考虑到仅仅仰仗武力，不可能成就霸业，劝齐桓公信守诺言，归还鲁地，一来改善齐鲁关系，二来取信于天下。杀掉曹沫，不归还鲁地固然可以出一口气，但却要担失信于天下诸侯的风险，有损于齐国的“国际”声望。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意见，将三次战争侵占的鲁国土地悉数归还。事实证明，桓公的做法是极为明智的，“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诸侯的亲附和拥戴。《公羊传》的作者曾经这样评价桓公在柯之盟中的表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所谓“要盟”，就是在被胁迫下签订的条约或达成的协议，即使放在今天的国际法中，也是不被承认的，完全可以不遵守。但桓公依然坚持信守诺言，放弃到手的眼前利益，向天下诸侯表明他是值得信赖的，赢得了天下诸侯的尊重。在管仲的建议下，齐国又归还了所侵占的卫国、燕国等国的土地，使齐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改善。“欲取之，必先予之”，适当牺牲一些利益，往往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齐桓公以放弃部分兼并的别国土地的代价，换来诸侯的信服，这是战争所不能得到的。
在以恩信结诸侯的同时，另一方面，对于背信弃义、朝三暮四的国家，也绝不手软，保持足够的威慑力。宋桓公回国后，随即背弃北杏会盟的盟约，与齐国越走越远。齐桓公得知后，即纠合陈国、曹国，并敦请周王室出兵参与，共同伐宋，直至宋服罪认输。为此，在周天子的使臣单伯的参与下，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再次于甄地召集诸侯会盟，卫国、郑国、宋国都来参加，齐国正式成为霸主。
齐桓公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天下大乱中登上霸主的宝座，不仅仅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更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要代周天子维持天下的秩序。面对夷狄的侵扰，要敢于挺身而出，该出手时就出手，肩负起保障诸夏诸侯国的安全和利益的责任。唯其如此，才是名副其实的霸主，才能真正获得诸侯的拥戴。表面有多风光，背后就应该有多少担当。如果只是窝里横的角色，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公元前664年，地处东北一隅的燕国遭到山戎的疯狂进攻，无力抵抗，遂向齐桓公告急。这为齐桓公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是巩固霸业的最佳机遇。齐桓公接到报告后，征得周王室同意，立即召集天下诸侯，并要求大的诸侯国出战车200乘、士兵2000人，小的诸侯国出战车100乘、士卒1000人，自己则帅战车1000乘和管仲、隰朋等主要谋士亲征，北伐山戎以救燕国。齐桓公带领大军率先到达缘陵（今山东昌乐县东南70里处），待诸侯大军到齐后，即率领联军向山戎发动猛烈攻击，一举将山戎击溃，解了燕国大难。战后，齐桓公又亲自分配战利品，缴获的车、甲等由小的诸侯国均分，较大的诸侯国其地又与山戎相接的，分山戎的土地与之，而齐国则一毫莫取。
这次由桓公发起的联合伐山戎救燕的行动，得到了大多数诸侯国的拥护，但地处北边的孤竹与令支两个国家由于与山戎关系密切，没有响应。对于这种公然挑衅霸主权威的举动，齐桓公在取得讨伐山戎的决定性胜利后，果断出手，予以强硬的回应。他于召陵召集南方诸侯，以孤竹、令支“上不听天子令，下无礼诸侯”为借口，出兵讨伐两国。这一仗，齐与诸侯联军深入孤竹、令支内地，对两国的打击是很大的。通过伐山戎救燕和北伐孤竹、令支两次大的战役，既宣示了齐国霸主的权威，进一步赢得中原诸侯的拥戴，又打击了北方夷狄的势力，可谓一举两得。
嗣后，桓公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出手也更加果断。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桓公闻讯派兵，打退狄人。不久，狄人又攻邢国。齐桓公以霸主的身份，召集宋、曹两国与齐组成联军出兵救邢，并把邢国的都城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又帮助邢国筑城，救助邢国难民。公元前660年，狄人伐卫，灭了卫国。齐桓公再召宋国出兵救卫，收拢卫国难民，重建卫都于楚丘（今河南滑县）。“迁邢于夷仪，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这两件事为齐桓公在诸侯国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