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看历史书，我想，除了历史专业的人之外，大概出于两个原因：一部分人被历史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把历史当小说看，所谓“看热闹”，纯粹出于消遣。大部分人很可能是受了培根的影响——他在《论读书》（Of Study）一文中说：“读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en wise）——想从史书中学些奇计阴谋，以便在激烈的人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诚然，历史中充满了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也不乏各种场合的人生角力，勾心斗角，拈酸吃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二十四史也是二十四部阴谋权诈史。所以要想从历史中学到些权谋，那是相当容易满足的。但我以为，读史的真正收获，并不在于学一些人生中常用的小聪明，培根先生之所谓“wise”者，在这里也许当作“博学有见识”解。读史书，历观朝代的兴亡、人事的变迁、恩恩怨怨、是非成败，见得多了，从中体悟出些道理来，提高自己对人生世事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这才是上层境界。古人云，鉴往以知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本小书，是浙江文艺出版社“读史馆”丛书的一种，内容是春秋战国这一段历史。春秋战国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圣哲迭现，英雄辈出。那个时代，周王室的权威几乎扫地以尽，难以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统治秩序，只剩下“天下共主”的政治符号意义。秩序的崩溃，一方面意味着混乱、无序，大家渴望有英雄振臂一呼，来重新收拾局面，维系安定的生活环境。这是霸主产生的社会政治基础。一些胸怀远略的大国之君，开始代天子征讨，主持诸侯会盟，成为天下秩序的维护者，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春秋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五个霸主，这就是所谓的“春秋五霸”。但“春秋五霸”具体指哪些人，历史上却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两种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或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两种说法牵扯进来的共七位国君。其实，五霸的说法远不止这两种，牵扯进来的也远超七人，这其实反映了当时参与争霸的国君数量之多。我们熟知的齐桓公为五霸之首，但在他之前，其实已有郑庄公、齐庄僖公等所谓的“小霸”，召开地方性的诸侯会盟，维护王室威信。从总体上讲，春秋时期，虽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春秋前期诸侯国之间进行的还是争霸活动，并不以灭人之国为主要目的。至春秋后期以至战国时期，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仅周天子连政治上“天下共主”的符号意义也所余不多，各诸侯国的公室也面临着来自卿大夫的挑战，甚至为卿大夫所取代，由“政在诸侯”演变为“政在家门”，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于是，晋一分为三，姜齐也被田齐所取代，季氏家臣阳虎也掌控了好长时间的鲁国政权。诸侯国之间，也由原来的争霸战争转变为兼并战争。战国中后期，演变成齐、楚、秦、燕、韩、赵、魏七国争雄的局面。最终的结局，当然是奉行法家政治的虎狼之秦一统天下。这是政治演变的大概。
秩序的崩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思想上、学术上的束缚解除，“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由官府垄断的礼乐也好文化典籍也好，开始流布到民间，一部分掌握文化的王官也沦落到民间，士的数量增多。自孔子始，开私家讲学之风，更进一步促进了士阶层的壮大。礼崩乐坏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引发了士的思考，他们从不同的侧面为这个无序的社会开出药方，因而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主要的有儒、道、墨、法等家，还有拿不上台面的纵横家和成为绝学的名辩家，后世往往称之曰“百家争鸣”。这一时期学术自由度和活跃度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我国历史上都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为了在争霸战争或兼并战争中占有优势，各国开始了招纳贤才、发奋图强的活动，也积极探索新的制度或施政措施，整个社会孕育着新的变裂。反映在政治上，即是各国的变法运动，变法成功者，往往率先崛起，齐桓公的煌煌霸业就是最好的例子。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即是百家争鸣，涌现了一大批学术精品，如《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
本书力图满足读者“看热闹”和“明智”的两种需求，同时，笔者还有一点存心，那就是汲取古人思想学说中的人性光辉，涵养我们的心灵。在风格上，尽量写得轻松些。当然，限于笔者水平，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景，到底如何，还需读者评判。出于以上原因，选取哪个角度写作，便成了首要问题。从制度入手，或许历史演变的脉络更清晰，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一来，很少有人愿意去看枯燥的制度变革；二来，礼乐文明的崩溃与制度创新是个缓慢的过程，很难有清晰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各国情况并不同步。思量再三，决定选取代表性的人物，从人物入手，也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来兼具故事性；二来一切历史的演进，都由大人物推动，时代越往前，大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占的地位越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我们常说“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本书共选取了十四位人物，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争霸风云”，取代表性的列国之君。齐桓公是五霸之首，开“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之局面，他的用人之道和把握战略机遇的能力及战略计划的实施，无不说明他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霸业洵非偶然。在宋襄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礼乐文明的背影，他固守仁义，坚持按规则出牌，结果一败涂地，送了老命。他的争霸悲剧，也是规则败给功利的悲剧，从深层次讲，甚至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晋文公是晋国百年霸业的奠基者，尽管孔子批评他“谲而不正”，但他从流亡公子在短时期内一跃而成为号令天下的霸主，他的用人之道和治国方略，自有其可观之处，更不要说他传奇的经历了。而从赵武灵王这位半拉子英雄身上，我们则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君主的缩影。在那个竞争更为激烈、时局更加激荡的时期，一着不慎，往往满盘皆输。在战国，半拉子英雄绝不止赵武灵王一个，类似的还有齐闵王等。
第二部分“济济多士”，则选取诸侯国六位著名的谋士。由于选了齐桓公，所以不再选管仲，因为此二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样的道理，选了孙叔敖就不再选楚庄王，尽管他的霸业毫不逊色于齐桓、晋文。孙叔敖作为千古循吏第一人，不仅治国有术，谋家有方，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清正廉洁、执法严明、不阿权贵、体恤下民的政治品格。同样的还有子产和晏婴，子产不仅能把“国小而逼、族大宠多”的郑国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能在楚、晋两大国的夹缝中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其胆略固足以雄视千古。但真正令人佩服的，还是他那“不毁乡校”的政治襟怀和“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政治品格。晏婴先后辅佐过三位性格不同、爱好各异的君主，不但能全身避祸，还能勉强支撑处于季世的齐国的大国地位和尊严，显示了这位“裱糊匠”的高明之处——尽管他不能，甚至任何人都不能挽救齐国日益没落的命运。伍子胥一身牵系楚、吴、越三国兴衰，他的传奇经历，正足以反映这一段历史，而他的悲剧性结局，多源于他只会做事不会做人的性格。在利口覆家邦的纵横家中，范睢显然是翘楚，比之人品低下不入流的苏秦、张仪，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这是选取他的原因。当然，从范睢身上，我们也可以体味到人性的复杂。一生纠缠于个人恩怨之中，这不能不说是这位草根出身的英雄的致命之伤。至于屈原，时运不济的他无缘施展治国平天下的韬略，“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最终自投清流。他已成为千百年来无数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
第三部分“百家争鸣”，选取老子、孔子、孟子、韩非四人，略述其身世及学说。墨家虽号为显学，实则战国后期几近乎绝迹，于中国历史影响不大，这是不取墨子的原因。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孟子，不少人误认为这位孔家店的二掌柜一开始即地位尊崇，其实不然，孟子的身后浮沉，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学说演变的梗概。
对于选取的人物，可能见仁见智，秦穆公、魏文侯、商鞅、吕不韦、庄子等人物未入选，不能不说是遗憾，但限于篇幅，也为了这本小书尽早问世，只能留待日后弥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