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烧山
广九铁路深圳至平湖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时候，经常被游击队切断。这些民众的武装力量散布在沿线山村里，距离铁路线多则十余里，少则五六里。敌人不大敢到这些小村里去找游击队厮打，然而也不是绝对不去，有时忽然来了，人数不一定多，可是行动却很敏捷，其势也相当剽悍。敌人经常是在白天先把队伍移动到某一地点，到拂晓即突然袭击。他们的出动的方向虽然不一定能够准确地估量到，可是他们的移动的消息准可以很快地得到，于是有被可能袭击的小山村里的人民和武装便要来一次部署，一次准备，力量相差太远，武装便须转移，而人民物资则须疏散，这就要半夜上山。什么都带了走，食粮，农具，牲口鸡鸭，家具，——除掉笨重的家具，实在他们并无所谓家具。山上有密茂的松林，两株松作柱，加一根横梁，盖上稻草，这就成为草寮，在南国的天气，这就过冬也成了。
武装也常住这些草寮，什么都随身带着，所以行动能够神速飘忽。
山，和它的密茂的树林，成为敌人的眼中钉。所以敌人时常烧山，还指使汉奸来烧山。天黑以后，远处山头会出现一条鲜明的红线，愈来愈长愈宽，而同时又向旁分支，终于成为纵横交叉的一个火网，熊熊然照亮了黑夜。有时会四面山头或远或近都烧了起来。冷枪的声音也时时可以听到。回答这样的暴行，人民的武装也许来一次突然的出击。在这些地方，就是这样时时刻刻斗争，用各种方式在斗争的。
四惠阳
敌人攻陷港九后的一月，他们的散布在珠江三角洲各据点的兵力便有了移动。他们将东面的兵力调到广九路沿线，放弃了淡水县城，但是原来放在广九路沿线的兵力，他们却暗中调上了增城前线，旧历腊月初，他们猛扑博罗，博罗旋告失守，敌人即进窥惠阳，同时他们的骑兵攻掠东江上游的泰尾。惠阳震动，驻防惠阳城的独九旅据守外围山地，阻挠了敌人向惠阳闪击以掠夺物资的企图。
这时候，大批刚从虎口逃生出来的港侨，正挤在惠阳城内候船到老隆，骤闻敌兵压境，那慌张的情形是可想而知的。这时候，正当旧历年前，商店内百货充盈，都是准备在年关前后做一番热闹买卖的，现在却得赶紧疏散了。这时候，阻滞在惠淡公路（这是早已破坏了的）一带乡村间的商货何止千百挑，都陷于进退维谷。这时候，一切生命财产损失之多寡都决定于时间的因素。这时候，才显得飞鹅岭上独九旅和敌人的捉迷藏的战斗起了很大的作用。
敌人损失了一星期的时间，敌人扑近惠阳城的时候，惠阳差不多是一座空城，物资逃光了，壮丁逃光了，敌人的兵力不够久守惠阳，而且也不作此想，于是经过一星期的逗留，烧了不少房子，杀了许多逃不动的老弱妇孺，敌人从惠阳撤走，也从博罗撤走了。逃亡在四乡的人民再回到他们的老家，离旧历年关只有四五天。茶楼酒馆先复了业。几家旅馆挤得水都泼不进去。陌生的旅客吃饭可就成了问题。上馆子不一定吃到东西。不上馆子自己弄饭呢，柴米油盐都无处去买。大概也是什么冷气团光顾了惠阳罢，那几天委实冷得厉害，然而到旧历除夕那天，秩序总算恢复了过来，货物又陆续搬进城来，一些日用品的小店和摊子都开了业，旧府城内卖旧货的地摊特别多了，拿着一两件旧衣物沿街兜主顾的几乎比警察的岗位还要密，一问，差不多全说是从香港逃来的。
卖笑生涯的女子也在街上出现了，她们是和各机关同时回来的，帮着在这又一度遭劫的城市恢复起繁荣来。大裤管，长到脚背的裤子，窄腰身的衫子，红红绿绿的丝织品，在这时候，特别打眼。
太平洋战争对于物价的影响，在惠阳那时还是由于这一度的失陷而显出它的刺激力。脑子里还不能忘记国币六元至七元可换港币一元的人们听了当时惠阳的物价总觉得太贵，譬如一条中等的毛巾，大洋六元，那他的计算法就是这样的：“国币六元就算它港币八毛罢，然而这样的毛巾港币八毛准可以买三条半！”然而老实的惠阳小商人仅仅涨上了一元，而这一元也是为了弥补他的逃难的损失。有人估计：那一次惠阳六天的沦陷，人民损失最大的两项，一是房子，二就是挑力。大家抢着疏散财产的时候，一塘路的挑力要二十元。这一个数目，曾经使惠阳人吃惊，正像今天给大后方人听了也是准会大吃一惊的。有一件事值得带便提一提，那时惠阳城里少见百元五十元的大票子，使用大票要打一个八折，原因是大票子不能到沦陷区。在老隆，大票子这才通行无阻。
敌人那次进攻惠阳，目的在掠夺物资。敌人这目的没有达到，兽性发作，就滥烧房子滥杀人。我们人命的损失比房子的损失大，尸首都被丢在江里，数目不可确计，有的说六七百，有的说千外。除夕，街上冷清清的，元旦，爆竹声也只寥寥数响。街上冷落是因为逃难出去的人还没大批回来，少数爆竹倒不是为的劫后的人民存心紧缩到这一项，而是因为买不到爆竹。食物已经涨价，但用品还不能跟着涨。事实上，那时在广东境内，东江是生活费用比较高的地方，例如半个月后六七人在曲江上馆子，有鱼有肉有鸡鸭，饱吃一顿，不过花了三十元左右，可是十五天以前在惠阳三个人“饮茶”，吃些点心，也要花到十元光景。只有衣料和其他的日用品，那时的惠阳还比曲江便宜些，——至少是差不多，后来如何，那就不知道了。
离目的地愈近，心里愈急，这是旅行者常有的心境，何况在逃难中，更何况敌人虽已退却，亦不过回复原态势而已，说不定再来一个突然的进攻，所以虽在废历年关，明知木船的老板伙友都要舒舒服服过年，但听说可以雇到木船而且可以即日出发，还是努力要去进行。
那时候，东江的木船，理论上都是在“征发”的状态中——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实际上都是在“随时随地可被征发”的状态中。为了行动上的自由，木船老板必须找个机关（只要是机关，大小倒可不论，但自然，机关招牌大的总比小的好），先把自己“封”起来；这就是说，在船舱篾篷上，贴一张印有某某机关名号的信笺，随便两行核桃大的字，无非是此船已为本机关封用，“仰即知照”云云，下面当然还得盖个关防。这样经过被“封”的船便算是保了险了，船老板可以放心装货载客，否则，不但泊在惠阳的空船，会突然被“拉了去”，甚至客货满满的也会被人当真“封”起来，而且开出惠阳，沿途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在被“拉”的危险中。当然这太不“自由”了，所以，为了求得“自由”，就先找个“封条”来贴上。
这一点儿小小“过门”，在西方人看来也许大为惊奇，但在我们这国度里恐怕只有书呆子这才不懂得。当时惠阳河下的木船因此只只都在“形式上”被封了，摸不到窍脉的人就不大能够雇到。
五“韩江船”
大除夕的下午，匆匆地上船，我们是包了整个后舱的。前舱已经满满的，男女老小都有，都是逃难人。后舱在“理论上”是不再招呼另外的客人了，后来证明这到底不过是“理论”。后舱较小，可也塞进了男女大小十四人，全盛时代乃至十六人，其中有一位，是替船老板找“封条”来的，又一位是他的朋友，船老板最初对后舱那伙客人说并无外客，其实不算扯谎，因为这两位当然不作乘客论。
如果是热天，这小小后舱挤了那么多的人也许还能见得宽舒些，可惜是冬天，这些逃难人虽则身无长物，因为一到惠阳就逢到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冷，不能不临时买了棉被，这一下，舱里的地位便不经济了，人们又不能将彼此的被筒打通，于是每人更多占了一英尺的十分之几的地位。记得曾在一本古代欧洲史书上看到一张画，古罗马的贩奴船的横断面图；那地位之被经济地使用，实足惊人。但这贩奴船到底还给每个奴隶以仰面平卧的权利！
船家说翌晨就开船。翌晨者，废历大年初一也。连过旧历年的习惯也在战时改掉了么？当然叫人高兴，为的可以早走。哪里知道大年初一不走还不足奇，竟几乎连初三那天也想留在惠阳。据说船老板确实是作了在大年初一就开船的打算的，因为停一天，开销还是他的；而终于不得不挨到初三者，那位给他找“封条”的先生有些私事还没料理清楚而已，可是这却苦了前后舱的“沙丁鱼”，活活多受两天罪。
枯水时期的东江，由惠阳至老隆，木船须走十至十二天，如遇顺风，那就不定，五六天也可以。但那时正多北风，人们不存奢望，船家口口声声说要十二天，对，十二天，四十多人在船上要过十二天，二百八十八小时。船呢，每天约行三塘路，每小时平均五里，为的要拣平安可靠的地方停泊过夜，所以尽管天一亮就开船，却不能行到天黑才停止，中间得除去船上伙友吃饭时间的一个钟头。
每天负担过重的，却是船上那两只小的行灶。其实只是大些的风炉，其中一只还是效率不高，只能充个副手。从早上起，除了船家不算，那前后舱四十光景的客人就分组来使用这个原始的烧饭工具。一共有七组之多，后舱客人分两组打伙食，但前舱那十多位却分了五组，他们原是一起的，搭船的时候他们集体包了那前舱，但轮到吃饭，他们就各自为谋。他们这么一来，船上那两只行灶是苦了，但他们自然方便了，——各人保有自由，爱吃好些的就好些，爱省俭些的就省俭些，既无你多我少之争，亦免除了口是心非之病，而尤其重要的，五个单位各自烧饭，各人自顾自，所以工作的分配的问题就完全不会发生。他们是经验丰富的聪明人，知道有些事可以搭伙，有些事却不能。至于时间和人力的不经济，那算得什么！反正在船上没有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