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发展史的源头。南方楚文化特有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遭遇和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楚文化与“楚辞”
战国时期，楚国在江、汉流域一度拥有“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疆域，这里到处分布着江湖山峦，物产丰茂。楚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已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大放异彩的楚文化是在同中原文化的长期交流和融合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被称作“南蛮”、“荆蛮”。
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崇尚巫风的习气，既是夏商文化的遗习，更是土著民族的风气。《国语·楚语下》即楚大夫观射父答楚昭王之问说：“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韦昭注：“夫人，人人也。享，祭祀也。”）家为巫史。”可见“民神杂糅”、“家为巫史”之风，向为楚之习俗。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指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比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其实这种信巫、事鬼、祭神的风俗，不仅盛行于民间，就连楚王也身体力行。如楚灵王，史称“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当吴人来攻，国人告急之时，犹“鼓舞自若”，不肯发兵。（《新论·言体论》）怀王亦是“隆祭祀，事鬼神”（《汉书·郊祀志下》），把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最终为秦所败。巫文化的盛行对楚国审美情趣的影响是明显的，楚地的很多艺术都和祭神有关，充满了奇异的浪漫色彩。
楚人服饰也异于中原，“南冠”、“楚服”独具一格。《左传·成公九年》记晋侯观于军府，所见楚囚钟仪即“南冠而絷”。吕不韦为异人游说华阳夫人，知她是楚人，特使异人“楚服”而见，以讨欢心（见《战国策·秦策二》）。楚国的官制也很特别。如“令尹”、“左徒”、“莫敖”、“连尹”之类，都是特有的官名。《论语·公冶长》邢昺疏：“令尹，宰也。”又说：“楚官多以尹为名，皆取其正直也。”楚人操南音，歌南风，其语言、音乐极富地方特色。《左传·成公九年》记楚囚钟仪抚琴“操南音”，范文子赞其“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左传·襄公十八年》记师旷说：“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足以说明楚人的语言、音乐与中原迥异。
另外，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都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展示出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往往还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华丽的表现形式等，都对楚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楚国的一种新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崛起的又一座文学高峰。“楚辞”是屈原在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的，因此它和楚国历史、地理、风俗和很深的渊源。其特点是：篇中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翼骚序》），富有浓厚的楚国地方特色。它的内容广泛，形式自由，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屈原首创此诗体，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都是楚人。“楚辞”这一名称早在汉武帝以前已经出现，《汉书·朱买臣传》载：“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悦之。”至西汉末，刘向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代仿效之作汇编成集，称为《楚辞》。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屈原和《离骚》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代表作《离骚》，是现存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
一、屈原的生平及作品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其祖先屈瑕，乃楚武王熊通之子，受封于“屈”地，乃以“屈”为姓氏。关于屈原的生卒年问题，迄今无定论。据《史记·屈原列传》，当生于楚怀王、顷襄王时代，曾为“楚怀王左徒”，又曾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初得怀王信任，在内政外交方面卓有建树。但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怀王竟听信谗言而疏远他，进而被流放汉北。《九章·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屈原遭流放，群小得势，楚国政治日趋腐败。怀王昏庸贪婪，刚愎自用，因愤于受张仪之骗，两度伐秦均遭失败，自己也客死秦国。公元前298年，顷襄王继位，奸佞当朝，屈原又被放逐于江南。这时楚国政治更加黑暗，“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战国策·中山策》），百姓心离，国运危殆。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顷襄王逃往陈城。目睹祖国沦丧，人民遭殃，屈原万分悲愤，绝望至极，遂怀石自投汨罗江而死，其时传说是农历五月五日。
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屈原胸中郁积了深重的悲愤和对宗国无尽的思念，并通过诗歌表达出来。他出于宗族感情，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主张联齐抗秦。这不仅符合楚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原传统文化的精神，屈原对自己的理想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然而现实的困厄，抱负的落空，让他充满了哀怨和愤激之情，借诗歌倾泻出来。他的《九歌》、《离骚》、《天问》、《招魂》、《九章》等，印证了坚贞不屈的悲剧性一生。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作品二十五篇，但未列篇名，后世学者争论颇多。按王逸《楚辞章句》，标明“屈原之所作”的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合于二十五篇之数。这可能是本于当初刘向的校订。又有《大招》一篇，王逸既谓“屈原之作”，又称“或景差之作，疑不能明也”，持两可态度。朱熹《楚辞集注》断《大招》为景差的作品，也认为屈原的作品共二十五篇。但有学者考证，《远游》、《卜居》、《渔父》是后人的作品。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离骚》、《天问》确是屈原的作品，无可疑者。《九章》中虽有篇目疑为后人拟作，但基本上仍可认定为屈原作品。《九歌》则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招魂》一篇，王逸说是宋玉所作，但《史记·屈原列传》记为屈原作品。这样，在王逸《楚辞章句》的目录中，除去《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其它二十三篇基本可以认为是屈原作品，奠定了屈原崇高的文学史地位。
二、不朽的杰作《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三句，两千五百九十字。关于《离骚》的题意，历来有多种解释。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他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中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这两种解释。二者相较而言，司马迁和班固的解释更为合理。因司马迁毕竟距离屈原的年代未久，且楚辞中多有“离尤”或“离忧”之语，其中的“离”字都不能解释为“别”，所以司马迁的说法最为可信。关于《离骚》的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楚怀王之世，当屈原遭谗被疏之时，即屈原壮年时期。
《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言而被怀王流放汉北，“屈平疾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此外，刘向《新序·节士》、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等均持此说。
《离骚》是屈原心灵的歌唱，它寄寓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思想，体现了诗人深沉执著的忠君爱国之情，塑造了一位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诗歌中的香草、美人既反映了楚文化的个性魅力，又是对诗歌的象征手法的开拓。
其一，《离骚》寄寓屈原“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战国七雄争霸，秦、楚一度势均力敌，时有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之说（《战国策·秦策四》）。然而屈原正值怀王之世，楚国已是内忧外患，日趋衰落。“明于治乱”的屈原，出于炽热的宗国感情，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离骚》首先自叙了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出身高贵，又出生在美好的日子，因此具有“内美”，又重“修能”，勤勉不懈的坚持自我修养，其目的在于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理想。诗人的理想就是把楚国推上富强的道路，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诗人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目的，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
其二，在对“美政”理想誓死不渝的追求中展现了诗人深沉执著的“爱国”和“忠君”情感。屈原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难的宗国。在朝时，他竭忠尽智，辅佐怀王，力图振兴楚国；即使被疏后仍然心系君国的前途命运，而把个人的进退、生死置之度外：“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司马迁说：“虽流放，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离骚》中，有不少“心系怀王”的句子，如“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等。还用了一些男女爱情的比喻，如“怨灵修之浩荡兮，不终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等，以这种男女关系的不和谐来比喻君臣的疏远。根据中国传统习惯，弃妇的哀怨是以对夫君的忠贞为前提的，所以，这些诗句可以解释为屈原对国君的忠诚。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这种忠君爱国之情体现于对楚国现实的密切关注，从振兴楚国的立场出发，反复规劝楚王效法“前王”、“前圣”，洗去历代君王荒淫误国的教训，不要只图眼前的享乐。对于自己，“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屈原担心时光飞逝，自己不能为国家的振兴做贡献。对于楚怀王，他担心“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以致“美人”不能及时奋进，耽误了楚国的前途。两个“恐”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危机感，特别是诗人为祖国的前途而焦虑，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的急迫心情。他寄希望于楚王，他劝导楚王“抚壮而弃秽”，愿为楚王“导夫先路”，希望日益衰败的楚国，重新振兴，恢复到开国盛世的那种局面。
其三，《离骚》为塑造了一位坚贞高洁、独立不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从这些香草、装饰和“虽体解吾犹未变”的誓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其忠于理想、奋发自励、坚贞不屈、洁身自好的高洁人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是其高洁人格的外在显现。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即使处境维艰，屈原也誓死不渝的坚持捍卫自己的理想：“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在这强烈自信和无所畏惧的精神的鼓励下，屈原才能对楚王及腐败的佞臣集团展开尖锐的批判：“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进而抒发了她不与奸佞谗邪同流合污的的坚强决心：“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然而他的“独好修以为常”的“绝世之行”不免造成离群之忧，“俊彦之英”易陷落寞之境。超群脱俗的诗人不为人所理解，就难免要产生孤独之感：“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在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了“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情操。《离骚》所刻画的抒情主人公的高洁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并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