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例子有：《深圳特区报》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1992年3月31日，以下简称《东方》，原文见附录2-1），《解放日报》分别为庆贺上海成功举办APEC会议、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成功举办世博会而采写的《上海的辉煌？？祖国的辉煌》（2001年10月28日，以下简称《辉煌》，原文见附录2-2）、《壮丽的发展诗篇——从数字看上海巨变》（2002年9月28日，以下简称《诗篇》，原文见附录2-3）和《上海世博会纪略》系列报道（2010年11月5日首发），以及新华社报道的《坚定沉着战狂澜——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纪实》（2010年1月10日）。试举其中的《东方》、《辉煌》、《诗篇》三篇简要分析。
改革开放十余年后的二十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在体制改革、经济发展以及思想转型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有人将这个节点之前十年，概括为全民分享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积累的时期，也有经济学家把这段时期的特征描述为“体制外突围”[胡正荣、张磊主编：《时代之印——中国媒介三十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页。]。而翻过这个节点进入下一个“体制内突围”的十年的标志性事件则是1992年邓小平亲临南方视察，并以他惯以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放矢地发表了一系列廓清人们思想中姓“资”姓“社”模糊观念的言论。作为当时唯一被允许全程跟随的文字记者，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后来撰写了一篇万余字的长篇通讯《东方》。这篇报道作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媒体见证，与1978年掀起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列为两篇“历史关头的雄文”[《<；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前后——访<；深圳特区报>；原总编辑陈锡添》，《南方周末》，2003年7月10日。]。当时，有关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和内容，党内人士一般是从中央文件中知悉的，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以及世界舆论，则是通过阅读陈锡添的这篇被全国报刊转载、同时也被新华社向全球播发的新闻通讯才了解到的。这样一篇题材特别重大、意义特别重大、影响特别重大的政经报道荣登中国新闻奖榜首确属实至名归。
当然，如果我们跳出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范畴，改从新闻学的信息传播规律出发分析此篇《东方》，或可看到除了时机适宜、内容重要、材料翔实、事实完整、引述准确、细节丰富等不必赘述的优秀新闻稿的必备品质外，它还采用了明显不属于一般大众传播技术规范的报道笔法——在新闻学上，这通常被定义为“客观笔法”。第一，它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主题基调：“小平同志来到深圳，使深圳进一步涌起改革开放的春潮。小平同志在这里发表的许多重要谈话，对深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二，它饱含炽烈的感情：“群众在尽情地鼓掌，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国贸大厦。这掌声，表达了群众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小平同志的爱戴和崇敬；反映了群众对身受其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信和拥护。小平同志非常高兴，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整个场面十分热烈，呈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人民群众融洽无间的动人情景。”“小平同志精神奕奕地迈着步，表现出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摄影记者们纷纷按下快门，拍下这令人高兴的镜头。”第三，它不乏呼告式、抒情式等主观色彩浓郁的语句：“多么希望小平同志能在深圳多住几天啊。”“敬爱的小平同志，我们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深圳人民一定沿着您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坦率地说，这种典型的“党报式”报道模式今天已不太多见了，然而回首当年的社会背景，新旧思想的交锋剑拨弩张，但由于得到整个国家范围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改革派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加之一年前（1991年）《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已做了一定的舆论铺垫，因而当时“缺少的只是最高潮的一记最强有力的表述和直接推动了”[同24，第23页。]。在这种呼之欲出的期盼下，《东方》被视为代表了一种显见而广为认可的时代情绪就丝毫不奇怪了。
同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东方》报道出来之前，邓小平的讲话已经完成了在党组织内沿科层结构逐级传达的信息传播流程，可这个规模显然不够，于是《东方》在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上的公开刊发，就既以“新闻”的样式大众传播至广大受众，也进一步接续组织传播的职能，把组织内（党和政府也是组织）的声音通达到更广泛的组织外，使有关“社”、“资”概念的正确认知在更大范围内获得民众对组织的支持，并继而激发起执行与接受的动力。组织传播的这部分职能就是通过那些不同于一般大众传播的报道笔法体现出来的。
上海的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是中国新闻奖的常客，二十一届中共有五届获奖，这跟上海以及《解放日报》的地位都有关联。2001年10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我国主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一次国际多边活动，也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世界局势发生微妙变化、全球经济成长放缓的背景下召开的，因而备受瞩目。会议结束后，《解放日报》编辑部提出要充分发挥“党报拳头稿件权威、大气”的特点，抓住后APEC效应马不停蹄立即再写一篇“全局视角、深邃立意”、“极有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的大通讯，要求立足于APEC会议的成功举办而映射出中国以及上海改革开放的成功，向全世界见证一个高度统一并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国形象。见报后的《辉煌》采用政论性通讯的体裁，依照“会议的辉煌”、“上海的辉煌”、“祖国的辉煌”的思路层层深入，激昂澎湃地“把上海放在全国发展的大局下解析，体现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象征意义”，以及在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比照下，彰显中国“风景这边独好”。
2003年的《诗篇》角度颇为巧妙。记者特邀上海市统计局为读者提供八组能充分反映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上海巨变的数据：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增长；三、二、一产业比例的变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扩大等。在当年上海全市各种有关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的报道中，这是第一篇以数字解读的方式全面反映上海十三年来发展成就的通讯。稿件刊登后，许多数字，包括一些提法为其他媒体所引用。
相信在中国经济口记者（尤其是党政机关报的经济口记者）的报道经历中，这类领命于“上面的任务”的“命题作文”并不陌生，且一直占有一定比例，它往往是党和政府就重大经济事件、现象、会议等的集中表态，或对宏观经济走势的集中定调。除了上述五篇报道外，1994年获奖的《中国质量的一座丰碑》（《新民晚报》，1993年9月22日）、1998年的《中国拒绝金融风暴登陆》（《中国日报》，1997年7月27日）、1999年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传人民币贬值，实为投机谋暴利》（《中国日报》，1998年8月30日）、2009年的《雪域边线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报道（《西藏日报》，2008年11月3日首发）、2010年的《跨越1000万辆：新的台阶新的起点》（《经济日报》，2009年10月21日）、2011年的《平潭大开发共筑两岸人民美好家园》（《福建日报》，2010年12月26日）等都程度不同地带有“为组织发声”的色彩。在大众传播实践中，各级党和政府作为重要的组织机构，是理所当然的报道对象与信息来源，但与西方政治体制下的“党”和“政府”的内涵不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人民政府的各级组织不仅仅是报道对象和信息来源，更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力量和精神中心，是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追赶战略的制度保证，所以，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媒体——其主体是党和政府的机关报，不仅要践行大众传播的公共职能，体现社会属性，还要承担起一部分组织传播的宣传职能，体现政治属性，即党性。当然，这二者之间的有机协调与动态平衡，也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改革攻坚的重大课题（这个工作至今还在艰难地进行），尤其是在传媒业正逐步走向市场，全球化的传播技术不断催生日新月异的信息革命的今天，人们对新闻传播规律、舆论传播规律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但即便如此，大众传媒的“喉舌”功能事实上并不会削弱，乃至消失，只不过会在对传媒性质实行更科学的分类后，更集中地由机关报来履行。这反过来也能印证笔者的前述分析：在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的经济报道中，超过85%的稿件出自不管是综合性的还是专业性的中央、省和地市级党政机关报（社）。
这也是中国的经济报道不可忽略的特有的报道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