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四军的实际情况出发，粟裕非常强调打弱敌，这也是他自红军时期就形成的一个经验。他还为此打了一个比方：假如敌人是一只螃蟹，弱敌就是螃蟹的软肚皮，打螃蟹要先捅这个。
1937年10月，粟裕和刘英会合，重新集结的挺进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简称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
这时候的粟裕和刘英早已冰释前嫌。粟裕左臂残疾，刘英则因负伤同样右手腕致残，在给新兵讲解游击战术时，粟裕就很风趣地说：“人们以为刘英和我是三头六臂，其实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只有一双完整的手。”
1938年3月，粟裕率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刘英奉命留在了浙江。他们从此再没能见面，直到5年后刘英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并杀害。
粟裕非常怀念这位战友。刘英死后，他千方百计找到了刘英的遗孀和遗孤，并主动担负起了抚养之责。刘英的岳母是一个小脚老太太，刘英又留下了两个遗孤，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粟裕专门让人备了一辆马车，遇有敌情便让马车随大部队转移。
与刘英的那段恩怨偶尔还会被人提起，不过粟裕对此更多的已不是抱怨，而是一声轻轻地感慨：“那时我们都太年轻……”
年轻意味着不成熟，意味着诸多的缺憾，可是只要搜寻我们的脑海，那些最不能忘怀的记忆，以及最真挚的朋友，往往也正来自于此。
走出青涩的粟裕又碰到了一位故人，在前往皖南的路途上。所不同的是，这位故人过去是敌人，现在是朋友。
他就是粟裕进入浙江时所遭遇的第一个大敌——黄绍竑。
上满发条的闹钟
黄绍竑先前在山西指挥了娘子关战役，但是指挥得很凌乱，尤其是对川军使用了“填坑式战法”，导致最后一败涂地。回到南方后，考虑他曾在浙江主政两年，熟悉当地情况，又娴于吏治，蒋介石便重新任命他为浙江省主席。
这个省主席并不好当，在日军的连续进攻下，包括浙江省会杭州在内的许多地方皆已失陷，溃退部队到处都是，连交通都为之堵塞，种种不利境况，让黄绍竑长吁短叹，彻夜难眠。
与粟裕见面后，大家都不再计较过往。黄绍竑留粟裕吃饭，粟裕则邀请黄绍竑视察教导总队。
这时的游击总队共有500多人，数量上又回到了刚进浙江时的水平，而且红七、红十军团时期的老骨干也不太多了。装备上与国民政府的正规野战军相比，更是显得落后，除枪支混杂、未穿着制式军装外，不少人拿着大刀长矛，有的甚至是赤手空拳。
不过在南方游击队中，游击总队仍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武装。那些不多的红军老兵，既能打正规战又能打游击战，其军事素质与一般的地方游击队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刘英在叶飞等人面前每每会以老大自居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兵主要是临时招募的一些青年学生，他们还没打过什么仗，仅接受过临时性的游击战术训练，但这些新兵有知识有朝气，是部队未来的希望。
视察时，游击总队官兵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黄绍竑看了很是高兴。
过去像黄绍竑这样从正规战出来的高级将官，一般是看不上游击队或游击战的，可是抗战开始后，对手变了，在日军面前，即便是中国的正规军主力，装备方面也处于劣势，要跟对方在一点一线上争长短、决胜负，实在很吃力。经历娘子关一役后，黄绍竑对此可谓感同身受。
形势决定战略，持久抗战、全面战、总体战遂成为此时国内最流行的军事术语。黄绍竑由此对游击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不仅对游击区和游击战进行了研究，还一度向蒋介石打报告，愿意辞去浙江省主席，亲自带一支部队到游击区去活动。
视察结束时，黄绍竑当众承诺拨给游击总队5万发子弹、1000套军装，从而为这支抗日新军助了一臂之力。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民族大义面前，曾经的死敌走到了一起，当然是暂时的。
1938年4月18日，游击总队到达皖南岩寺，加入新四军作战序列。
新四军系由南方八省游击队组成，其中叶飞的闽东部队，黄道的闽北部队都已到达岩寺，并合编为第三支队。要论渊源，游击总队与三支队最为接近，可是因为“火并”时候的那点心理阴影还在，要立刻坐一张板凳上共事，多少还显得有些尴尬，最后的结果是：粟裕就任第二支队副司令，游击总队也编为第二支队，为第四团第三营。
粟裕到达岩寺时，台儿庄大战已经结束，徐州会战进入后期阶段，日军正计划南北合击，对徐州实行迂回包围，原驻镇江、苏州、芜湖的主力野战师团因此均被紧急抽调了出去。
新四军的任务是深入敌后，在苏南牵制敌军，毛泽东从延安发来指示，让新四军先派支队到溧水一带进行战略侦察，并强调“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新四军军部收到指示后，按照这一标准点兵点将，点到了刚到皖南才几天的粟裕，由他出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
1938年4月28日，由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越过日军的公路封锁线，向苏南敌后一路挺进。
先遣支队共有400多人，配置极其精干，成员都是由第一、二、三支队中抽出的团以下干部，下辖的3个侦察连也均为3个支队中武器装备最好的部队。
没有一个不是十年内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好汉，但抗战与内战毕竟不同，加上进入的是陌生环境，气氛还是很紧张。时年30岁的粟裕像个上满发条的闹钟，每时每刻都对敌情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和警觉。
有一天午夜时分，支队正在皖东南的南陵县城宿营休息，粟裕突然下令紧急转移。
日军来了？没有。
大半夜“折腾”大家，只是来自于粟裕的一个直觉：苏南多为前方溃军，很少有向日军直接开过去的部队，而南陵离日军控制的芜湖很近，支队行踪很可能会被日军发觉。
粟裕对自己的直觉判断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说的是“可能”，但这个可能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零几，他也绝不容许存在。
4年前，同样是一支先遣队，就是因为军事主官有侥幸的可能，决策时一再迟疑不决，才导致全军覆灭，这是血的教训，粟裕对此须臾不敢忘记。
天刚破晓，日机果然飞到南陵上空，并对支队原有宿营地进行了狂轰滥炸，但这时支队已转移到离南陵不远的山村。
中国军队平时受日军暗算不少，东北军在淞沪会战后期就吃了日机轰炸的不少亏，他们听到这件事后，对粟裕很是佩服，说还是新四军的指挥官有远见，才会让日机炸个空。
军部选择粟裕领兵先遣支队实在是找对了人。遗憾的是，直到5月19日，先遣支队才得以正式进入苏南敌后战场，而徐州正是在这一天失陷，因此没能对徐州会战起到牵制作用。
困难叠困难
先遣支队到得晚，一方面是出于侦察和隐蔽的需要，必须昼伏夜行，即使风雨之夜，亦不例外；另一方面则是让苏皖边境的友军给耽搁了，这些部队都有各自防区，他们不让过，你就只能绕着走。
等到真正进入苏南，困难有增无减。
先遣支队的官兵虽有红军时期和三年游击战的丰富经验，但突然之间，熟悉的山地和森林不见了，到处都是一览无余的河汊水网，要找个隐蔽或居高临下的阵地颇不容易。
与“环境关”相应的，是语言关。新四军老兵主要来自于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很多人听不懂苏南话，而他们说的，当地人也听不大懂。
士兵奉命前去拜请地方士绅。士绅询问是什么部队，士兵回答：“我们是森西滚！”
士绅被这个“森西滚”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士兵说的是“新四军”。
类似笑话还有不少，比如士兵介绍“某某司令”，听在当地人耳朵里，却是“某某西礼”。
客观障碍的存在，容易加深误解。先遣队初到江南，老百姓往往不肯借房子给他们住，官兵便在村外或田野里露营，遇到下雨，靠在屋檐下暂且过上一晚是常有的事。
还有不肯卖粮食的。这时候就只好饿上几顿或靠吃剩饭打发，粟裕本人就经常拿一只茶缸泡上剩饭来借以充饥。
困难叠困难，但所有的困难加一起，敌不过一个最大的：没士气。
苏南是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发生地，战后日军对其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只要看一看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就知道当地军民曾遭遇了怎样的浩劫，日军所过之处，真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日军烧杀的目的，不光是报复，还有恐吓，而这种恐吓，在一定时期确实能起到明显的威慑效果。
粟裕到达苏南后，发现江南民众的抗战情绪非常低落，更谈不上有任何抗战胜利的信心。不管先遣支队怎样解释和动员，人家都会反问：“既然你说抗战会胜利，敌人的力量在削弱，那为什么政府军队还要从徐州撤退呢？”
还有人说得更刻薄：“现在南京也没有几个鬼子，你们为什么不夺回来？”
质疑中，讥讽的意味很是明显，这使先遣支队的宣传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一点痕迹都看不到。
当地民众不信任先遣支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看到了支队背负的武器。
苏皖属顾祝同第三战区范围，第三战区共集结了30个步兵师旅，在这些部队中，新四军的装备只处于中下水平。先遣支队已是优中选优，好的武器都给它了，可加一起也仅有两挺轻机枪，其余枪支都是用旧的，有的缺少瞄准器，有的为便于打游击，长枪已锯成了短枪，还有的是埋在地下许久，刚刚才挖出来的。
皖南集结时，各部队一看新四军的装备如此落后，都有些瞧不起。就在先遣支队出发之前，一位友军将领很不客气地对粟裕说：“你们军队有良好纪律，作为一支政治宣传队是好的，如果要到东线去打仗，那就只有听下回分解了。”
苏南百姓没有军人的那种鉴别眼光，但也见过世面。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包括罗卓英第十八军在内的“中央军”都曾在苏南与日军鏖战，他们觉得，既然连这些装备优良的“中央军”都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凭先遣支队这么一点儿人，这么差的枪，怎么可能立得住脚。
一些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士绅便出面劝先遣支队：“你们明知山有虎，何必还要偏向虎山行呢？”
就算前面真的全是虎，粟裕也不可能再退回去，不仅不退，还要到山中去打老虎。
他给先遣支队提出的口号是：“一切靠打胜仗来解决！”过去的经历告诉粟裕，在战言战，只要打胜一仗，把士气振作起来，其他困难，不管是“环境关”，还是语言关，都将随着时间慢慢地迎刃而解。
可是他不说打仗还好，一说打仗，反而吓坏了当地人。
苏南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其实多如牛毛，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每天就是拉屎撒尿，都能不小心撞到一个“江南游击司令”。
这些“司令”不过是乱世称王，平时拦个哨卡，收收“抗日税”可以，真要他们跟日军干仗，谁都没这个胆儿。即便有那冲动之下想靠打日本来立立威的，往往一打就垮，或者还没打就垮了。
在很多人眼里，“江南游击司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把粟裕和先遣支队也看成了同一类型。一听先遣支队说要打仗，便连连摆手：“不要在我们这个地方打仗，你打仗到远处去。”或者“你们才这几条枪，赶快走吧，鬼子包围过来，你穿便衣都跑不脱！”
最善意的调儿调儿是下面这种：“可怜的新四军，无衣无食，还爱打仗，我们得做道场替他们超度超度了。”
粟裕爱打仗不假，可却并不需要别人提前替他超度，而能够为他和他那支“可怜的新四军”正名的，无疑还是战场上过人的表现。
破路就像玩家家
在新四军的东进计划中，先遣支队除了侦察，还起到一个开路先锋的作用，陈毅随后便率一支队开赴苏南。
1938年6月8日，一支队与先遣支队在溧水会师。这段时间，粟裕除将侦察情况向陈毅进行汇报外，也在考虑首仗应该怎么打，在哪里打。
6月11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突然向新四军军部下达命令，限新四军在3天内赶到京沪铁路附近，以破坏敌军交通。顾祝同还强调，如完不成任务，将予以“严厉处分”。
三战区以杂牌部队居多，一般情况下，顾祝同不会这么板着脸下死命令，命令如此急促，是因为正面主战场又再趋紧张：当天，总部驻于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已溯江西上，包围安庆，比刚刚结束的徐州会战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武汉会战开始了。
顾祝同既无能力从正面发动进攻，便只有让已深入敌后的新四军来破破路，借以对华中派遣军进行袭扰和牵制。
按照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由粟裕率先遣支队具体执行此次破路任务，陈毅又从一支队中挑选了部分官兵，组成一个连与先遣支队一道行动，这样归粟裕指挥的部队一共有4个连。
京沪铁路距驻地有200余里，在限时3天的前提下，任务显得非常紧迫，但粟裕似乎并不着急，他指定的行军路线也与既定目的地不符。
当然，这只是假象。三年内战时期的“敌进我进”，已使粟裕养成了一种固有的生存之道，他要往左进，必先往右拐，反之亦然。
只有当白天谢幕，才能随心所欲。天色一暗，粟裕立即变道，率部直插目的地。
此时正值梅雨季节，乌云低垂，雨点稠密，道路非常湿滑，但对这些经历过三年游击战的老兵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众人脚上都扎了防滑铁丝，即使在泥泞的路上依旧能保持急行军的速度。
部队走得很快，可在第二天进入友军防区时，几经交涉都不让过，一直拖到午后，才予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