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结识了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
内战爆发后，斯科特先生被任命为战争运输部的陆军部长助理。我则第一时间被叫到华盛顿，成了他的助手，负责政府的军事铁路和电报工作，并组建一支铁路维护突击队。当时，经过巴尔的摩的联盟军团遭遇袭击，巴尔的摩与安纳波利斯之间的铁路线被切断，由此摧毁与华盛顿之间的联系。此时，就需要我和铁路维护突击队了。我们就从费城出发，对安纳波利斯的一条可以接通华盛顿的铁路支线进行维修，以便列车的通过。这项工作干了好几天，当巴斯特将军带军到华盛顿去时，该支线已经能完全承受。
回华盛顿时，我坐在第一辆列车的车头，留心观察铁路沿线的情况。在距华盛顿不远的地方，我发现有木桩把电报线压在土里，就赶忙让火车停下，跑过去打算把电报线拉出来。但扯的时候，电报线突然弹起来向我的脸上打来，我的脸被划了一个口，流了许多血。即便如此，除了先前一两个在巴尔的摩受伤的士兵之外，可以说我是第一批为捍卫祖国而流血的人。对此，我很自豪，日夜奋战着确保南北联系的通畅。
不久，我们转移到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正遇上那场不幸的布尔溪战役，我们被告知要到前线把战败的队伍拉回来。我赶到离前线最近的伯克站时，看到一辆辆火车将可怜的伤员拉回来。有消息称叛军离我们很近，每到夜间，总能听到叛军那咆哮般的枪炮声。我就下令关闭伯克站，和操作员乘坐最后一班火车回亚历山大。一路上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到次日清晨，许多铁路员工都失踪了，好在电报员一个也没有走丢。
内战期间，我负责电报与铁路部门，因工作之故，就有机会见到林肯总统、国务卿西华德先生、卡梅伦部长等人，偶尔还和他们有所交流。林肯先生有时会到办公室来，坐在椅子上等待回电，或其他消息。这位伟人的外貌特征非常显著，任何给他作画的人，都能画得惟妙惟肖。他平静时与常人无异，但当他兴奋或讲述一件事时，眼里就会散发出智慧的光芒，脸上也有着常人无法拥有的自信。他举手投足自然得体，待人和蔼可亲；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既尊重国务卿西华德先生，也尊重信差。这就是林肯先生的魅力所在，借此他赢得了每一个人的心。我常常后悔自己不曾记下他的只言片语，因为哪怕最平常的事，他的言语都让人受益匪浅。像林肯先生这样的伟人，我从未见到过。他是最完美的民主主义者，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我在华盛顿一直没有得见格兰特将军，直到有一次他从西线回华盛顿为转移东线做安排，往返途经匹兹堡时都让我遇见了。格兰特将军其貌不扬，如果从人群里凭第一印象找出这位杰出人物，他往往是最后人选。陆军部长斯坦顿在西部视察军队时，格兰特将军及其部下进到他的车里；大家还没报名号，斯坦顿一看到格兰特就心想：“我虽然不知道哪位是格兰特将军，但这个肯定不是。”可惜，恰好是他。
内战期间，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战略规划及对各位将军的调动安排。可格兰特将军向我说起时，我还是大吃一惊。他当然知道我在战备办公室待过，且和斯坦顿部长熟识，而且对时局也自己的看法。他说：“总统和斯坦顿要我负责东线，我已经同意照做。我这是回西部做必要的安排。”
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准备移权给谢尔曼。”他说。
“这会震惊整个国家。”我说，“我认为托马斯将军最有可能接任。”
“是的，我知道。”他说，“但我知道托马斯会是第一个认可谢尔曼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西线战事就要结束了，下一步我们必须向东部推进。”
格兰特将军说到做到，他也总是将战争策略说出来。如果说有谁最不会装模作样，那定非格兰特莫属。林肯在这一点上也比不上他：林肯总是充满活力，思维活跃；格兰特则为人安静，甚至表现迟缓。我从未见格兰特用任何“方式”说过一句长长的话，然而这并不等于他寡言少语。他总是找机会和人谈论，一旦说起来就滔滔不绝，令人称奇。他说话简短，但一语中的，观察事物极其敏锐、精准；如果觉得没有必要，他绝不开口。在战争中，他总是不知疲倦地激励部下，像慈父对自己的孩子那样。
据说在西部时，格兰特将军放纵自己酗酒。他的总参谋长罗林斯总会直言相劝，直到格兰特认识到只有真正朋友才会如此做。“你不是说我喝酒的事吧？真奇怪，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将军说。
“是的，我是那个意思。您的部下已经在纷纷议论此事了。”
“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我今后绝不再沾一滴酒。”
将军说到做到。多年之后，我在格兰特家中就餐时，看到他总是把酒瓶推到一旁，坚定不移的意志使他坚持了下来。更多的人顶多克制一段时间，有些人戒了三年之后，可还是让他的“老对手”击败。
格兰特担任总统期间，被指控利用职权为自己牟取巨大利益。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太贫困了，以至于不得不宣布取消惯常的国宴，因为一次国宴要花掉800美元——他的工资根本支付不起。直到第二任期，他的年薪由25000美元涨到50000美元，他的第一任期满后什么都没有。可即便如此，欧洲还是有谣言传得沸沸扬扬，说格兰特将军借任命高级官员之际为自己牟利。这在美国并没什么，但对那些刻意造谣以便对其他国家的舆论造成影响的人来说，却很有效。
4.我的旅行，找到点衣锦还乡的感觉
1861年，我初到华盛顿时认为战争会很快结束，但很快认识到战争可能会持续数年，官员们也都做好长久备战的打算。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离不开斯科特先生，可战后，斯科特却决定要我回宾夕法尼亚，因为那里更需要我。因此，我回到原先的岗位上。
刚从华盛顿回来，我就生了一场大病，挣扎着工作一段时间后被彻底击倒，不得不休息了。而在弗吉尼亚境内的一次中暑，则带给我一个终生都不能忽视的烦恼：我无法忍受酷暑，不得不在阴凉的地方待着，不然，一个夏天就足以让我崩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一到夏天，我就得去凉爽的高地避暑。
公司批准了我的假期，我长久以来期待的回访苏格兰的机会来了。1862年，27岁的我带着母亲及弟弟汤姆坐上了埃特纳号轮船，在利物浦靠岸后就立刻赶往丹佛姆林。重返故乡，我感慨万千，仿佛在梦里。越接近苏格兰，我思乡之情就越强烈。母亲和我一样，她第一眼看到熟悉的黄灌木丛时，激动地喊道：“看！金雀花，是金雀花！”
母亲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我越想安慰她使她放松，她就越不能自已。带着这种心情，我们回到了丹佛姆林。我们认出了沿途的一景一物，但与记忆中的相比却那么小，我感到一阵迷惘。到了朗德姨父家后，我走进他那间教会我许多事情的旧房间，大声喊道：“你们都还在，都和我离开时一样，可看起来都像玩具一样。”
镇上的海尔街——我一直以为不比百老汇逊色，——姨父的商店——我也以为能和美国的公司相比，——镇子周围的土丘——我们曾在周日尽情玩耍的地方——如今全都缩小了，仿佛一个小人国。我伸手就能够到我小时候住的房子的屋檐；那片海，过去我们能走过去就会被认为很了不起，而今看来也不过只有三英里罢了。我曾在海边的岩石下藏海螺，可如今只剩下浅滩。那所曾装满我许多童年回忆的学校，那片我们曾尽情嬉戏、玩耍、比赛的操场，而今也小得可怜。后来我有机会去日本，发现那里的房子也小得像玩具，仿佛故乡的另一个缩影。
故乡的一切都变得那样小，连摩迪街头的那口老井——我幼年时与人战斗过的地方——也与想象中不一样了。唯一没让我失望的就是大教堂和峡谷，依旧如此高大而雄伟，那塔顶上令人难忘的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还是得仰头才能看到。大教堂的钟声也没让人失望，我为此感动不已。它们让我找到家的感觉，让我感到大教堂、宫殿废墟、大峡谷以及其他事物都在努力恢复当年的形象。
亲戚们分外热情，尤其是夏洛特姨妈，她近乎狂喜道：“哦，有一天你总会回来，并在海尔街开一家店。”对她来说，在海尔街开家店就是巨大的成功，而她的女儿女婿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因此她便把希望又寄托在前途无量的外甥身上。在她看来，开店也有贵贱之别，在海尔街开家水果店要比在摩迪街地位高很多。
我是家族里的第一个孩子，亲戚们都抢着要照看我，夏洛特姨妈就是其中之一。她喜欢说一些我幼时的趣事，比如说要用两个勺喂我吃饭才行，因为勺子一旦拿开我就会嗷嗷大哭。后来我们钢铁公司的主管琼斯，也说我“长着两排牙，喉咙也比别人大”。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我对新兴产业会有那么大的抱负。
我在成长过程中学到不少至理名言，甚至都能现学现卖。记得那时从海边回来，父亲总会背上我一段。走到一个陡峭的山坡时，他希望我能自己走一会儿，我这样回答：“爸爸，不要泄气，忍耐和坚毅塑造了男子汉，不是吗？”父亲虽然举步维艰，可还是止不住地笑了起来，就又背着我往回走。
我还记得8岁那年，作为我的老师、引路人和鞭策者的朗德姨父。如今我27岁了，朗德姨父也还健在，没有人能取代他在我心中的位置：老师、引路人以及鞭策者，曾努力让我成为一个浪漫、爱国、有理想的人。——他已不仅仅是我的姨父了。
我仿佛还在梦中，激动得无法入睡，又患上了重感冒，高烧不止。我在姨父的家里一躺就是六个星期，甚至一度与死神擦肩。这次生病结束了我的旅行，而我的身体在回美国的航行中才渐渐恢复。
工人们为我的归来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当我乘坐的列车经过时，礼炮鸣响。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为我这么做，他们知道我有多在乎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