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之后，他早上正常来上班。我却提心吊胆，担心相同的事情再次发生，那天的行为让我分外痛苦。直到有一天，运输部门的负责人弗兰斯克斯给我讲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斯科特先生对他说：“你知道那个白头发的苏格兰小家伙做了什么吗？”
“不知道。”
“他丁点儿权力都没有，就以我的名义向东部地区的列车发指令。可如果他不做的话，我将后悔不已。”
“他做的都对吗？”弗兰斯克斯问道。
“哦，是的，全部正确。”
这使我备受鼓舞。这意味着，再有同样事情发生的话，我可以大胆去做。自那以后，斯科特先生就很少发行车指令了。
宾夕法尼亚铁路总裁约翰·埃德加·汤姆森，是我那时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后来我的轧钢厂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比格兰特将军还要寡言少语，后者跟朋友在一起时特别健谈。他在视察匹兹堡期间，有一次亲切地称我为“斯科特的安迪”。后来我才知道他听说了我冒险发布列车运行指令的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够接触到一些高层，那他的生活之战已赢得了一半。而每个拥有伟大梦想的孩子，都应当做一些不在本职范围之内、却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事情。
不久，斯科特先生出去旅行，请求罗姆巴特先生给予我管理这个地区的权力。这是我奢求已久的机遇，却不敢相信，因为我才20岁出头。我代理期间，一切都运转良好，只有一次，因道岔列车工作人员的失误，引发了不可原谅的事故。我大为恼火，决心履行公司章程，对牵涉其中的人进行一次审查，最终断然解雇了首要的责任人，并且暂令另外二人停职，是他们一道酿成了那次灾难。斯科特先生回来之后，有人呼吁他重新调查此事。我虽然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却顶住压力，告诉斯科特先生这件事已经处理完毕。斯科特先生明白我在这敏感问题上的感受，再没提起。
事后想想，他的沉默也许是对我过激行为的一种谴责，应当对他人报以宽容之心，让事情搁一搁。“新官上任三把火”，这话没错，但最有效的方法是，宽以待人，必要时采取轻微而明确的惩罚。严重的惩罚是不必的，以宽容来对待初犯，有时则更为明智。因此，我时常对自己当时的过激行为感到不安。
跟随斯科特先生以来，我们家的生活条件逐步改善，斯科特先生也已将我的月薪涨到40美元。而我则会雷打不动地将工资换成两块20美元的金条，在我看来，它们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艺术品。此时，我们决定买下艾肯特姨妈那两栋简陋的房子，连同这块地皮。买下这一切总共要700美元，虽然有风险，可我们还是首付了100美元，余下的在半年内连本带息交完，就这样我们成了财产所有人。不幸的是，父亲在1855年10月2日因病去世，全家一度悲痛至极。可我们仍要生活，必须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强迫自己工作。
此间，斯文登伯格社团的负责人戴维·马克卡迪勒斯听说了我母亲的英雄事迹，很是钦佩，就让艾肯特姨妈带话说，如果我们母子有任何金钱上的需要，他都会鼎力相助。
当一个人不再需要资助，或者他有能力回报社会时，他就会伸出善意的双手，传达一种纯洁而无私的爱心。对于我们来说，父亲刚刚去世，我的事业刚有起色，弟弟才十三岁，所以马可卡迪勒斯希望用最细微的方式，来减轻我们母子三人的痛苦。母亲拒绝了这份援助，可马可卡迪勒斯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坚信，一个人只会在生命最严峻的时刻才会接受他人的援救。人类优秀的品质之一，是愿意且渴望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一臂之力，而且从来不计较回报。
4.用房子做抵押，开始第一笔投资
父亲去世后，我家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就在此时，幸运之神敲开了我家的大门。斯科特先生问我是否有500美元，有的话，他希望能为我进行一项投资。我连50美元都拿不出来，更别说500美元了，可我不愿错过这次与老板合作的机会。我信誓旦旦地说可以，他就告诉我这些能买10股亚当斯专快的股票。当晚我跟母亲谈了这事，她很快就决定了该怎么做：我们刚付500美元买了房子，母亲觉得可以拿房子担保去贷款。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乘船前往东利物浦，我舅舅在那里做治安法官，颇有人缘，正好手头有一笔钱准备投资。我们把房子抵押了出去。我把500美元交给斯科特先生后，很快就拿到了那令人羡慕的股票。这是我的第一次投资，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亚当斯专快每月都有分红。一天早晨，一个白色的信封放在我的桌子上，上面写着“安德鲁·卡内基先生收”。“先生”二字逗得我开怀大笑。那是亚当斯专快寄来的。我打开信封，里面装着一张纽约黄金交易所银行的10美元支票。只要我活着，我就会记得那张支票，还有那出纳员的名字：巴布科克。我真有种不劳而获的感觉，“天哪！”我激动地喊道，“这是一棵摇钱树。”
那个周日下午，我们几个伙伴照常聚会时，我给他们看了这张支票。他们都发出了惊叹声，他们从未想过投资。我们就决定一起攒钱，留心下一次投资的机会，大家像合伙人一样共同持股、分红。
那时我的交际圈还不太大，其中有公司的货运代理商弗朗西斯科。他妻子待人和善，多次邀请我到她家做客。有一件事弗朗西斯科太太至今都津津乐道，那是我初次按响他们家门铃、给斯科特先生传口信的情景。她邀请我进屋，我却害羞地拒绝了，还扯了个谎掩盖自己的羞涩。那以后的许多年里，她都无法劝留我和她吃一顿饭。在别人家吃饭，我总是无所适从，至今如此。可斯科特先生偶尔会要我去他那里吃饭，对我而言，这已算是很大的场合了。
我从未在别人家过过夜，直到有一次，宾夕法尼亚铁路的首席律师斯托克斯先生邀请我到他乡下的家里过周末。斯托克斯先生此举让我很奇怪，我自觉不可能让他这样一个有成就且受过教育的人感兴趣。我获得这份殊荣，是因为我在《匹兹堡日报》发了一篇文章。早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撰写新闻稿了，成为一名编辑是我那时的梦想之一，而霍伦斯·格林莱和《纽约每周论坛》则是我的榜样。可当我买得起《论坛》时，它却像失去了光泽的珍珠一样。我们总是消耗太多精力去追求空中楼阁，可一旦到手便再也没有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