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一个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日子。清晨，天空一片阴霾，天未大亮，燕京大学的请愿队伍就出发了。临行前，父亲将头天晚上写好的十几张明信片，分发给平时最要好的几位同学留作纪念。一九六四年，当时在辽宁省教育学院任教的毕醒贤到我家做客时，还对我说：“你父亲给我的那张明信片上写的是‘今天既出燕大校门，就没有想到再回来，顺致抗日民族先锋队的敬礼’。”可见父亲当时义无反顾的决心。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歌声响彻京西原野，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人们。父亲骑着吴雷川孙子的自行车，前后串联着。他发现这次游行的组织工作相当周密，学生会主席张兆麟及王汝梅一直镇定地走在队伍当中，不时有些同学跑过来与他们交流几句，很快又跑开。父亲心里很清楚，他们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父亲从心里佩服他们。
游行队伍还没到西直门，路旁围观的群众就有人喊：“进不了城了，宋哲元把西直门关了。”
果然，在离西直门不远的高梁桥一带，警察设下了三道警戒线严阵以待。同学们立刻围上前去与其交涉，一些人趁机越过了防线，警察随之与学生们发生了冲突。冲突之中，张兆麟被几个警察拖进了西直门外的警察署。王汝梅急了：“同学们，把张兆麟抢回来！”一大群义愤填膺的同学冲进警署，硬是把张兆麟给抢了回来。
不久，清华大学的队伍也顺着平绥铁路浩浩荡荡赶来了，紧跟着，北大农学院和城外其他院校的同学们也都来了。一位清华大学的女生凭借自己身体瘦小，硬是从西直门紧闭的城门缝隙下钻了进去，打算里应外合，但立刻被城门里的军警抓住，关了起来。城外的学生口号声震耳，大家索性在城外的空地上，临时召开了群众大会。人们控诉日军侵占东北的暴行，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会议，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当一个外校的男生突然高喊“打倒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时，父亲并没有感到意外，虽然规定的口号中没有这一条，但父亲很清楚，游行队伍中一定有共产党。徐校长说过，共产党就是想动摇现行的国家制度，但父亲认为在抗日救国的原则问题上，共产党肯定是对的。
这一天进城游行的目的，原本是与内城各院校的同学一起进中南海面见何应钦，由燕京大学代表北平学联向他递交请愿书。但直到下午，燕京和清华的学生们仍滞留在西直门外，不得进城，同时听说阜成门、复兴门、西便门也都城门紧闭，如临大敌。
下午三点，何应钦把北平社会局局长雷季尚派来了。他趴在门缝后面，细声细气地向各院校代表表示，诸位的要求，何部长已全部领悟了，他让同学们赶快回校，天黑出现治安问题更不好收拾，等等。疲惫不堪的同学们望着张兆麟与清华大学组织者姚依林，他们商量后宣布：从第二天起，全市罢课，以示抗议。
十二月十六日，当听说北平当局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仍将于这一天成立冀察自治政府的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再一次走上街头。
据父亲回忆，那天飘着小雪，天特别冷。接受上一次的教训，这一次燕京和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先是分散向西便门集中，然后硬是将西便门的铁锁冲断了，拥进外城，并顺着后河沿儿一路小跑地向宣武门方向集结。父亲特别兴奋，他一路骑着自行车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一些闻讯赶来的市民向游行队伍使劲鼓掌。当宣武门城楼已经在视线中的时候，一群早已埋伏在街口两侧的军警，猛地冲了出来，他们挥舞铁锹、棍棒甚至大刀，一下子将学生的队伍冲散了。父亲还没来得及刹车，就被一个高大的穿着黑色皮衣的家伙，用铁锹劈下车来，左手的虎口顿时皮开肉绽，血流如注。
“不许警察打学生！”围观的市民大声呼喊着，后面的同学奋不顾身地冲了过来，一时间，殴打、怒骂、尖叫、哭喊、棍棒、鲜血、传单、呻吟，杂乱成一团。父亲脸色煞白，当他在江顺成的搀扶下，终于来到人山人海的前门广场时，他觉得自己是一名壮士。张师贤跑过来吃惊地问：“兔崽子，让他们打成这样？”父亲喘着粗气，冲着站在不远处的军警喊：“呸，有本事你们打日本鬼子去！”
这一天，什刹海溜冰场上游人寥落，一阵罡风吹过，冰面上细雪纷扬，古城迷蒙在一片灰白色的雪雾里。
圣诞节过后不久，有一天吃罢晚饭，姥爷便说累了，漱洗过后，姥爷就先躺下了，不久鼾声大作。姥姥收拾一下房间，也躺下了。过了一会儿，她发现姥爷的鼾声息了，她试图给姥爷翻个身，却发现姥爷已经死了，静静的，十分安详。
姥爷走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他一生清贫，无怨无悔，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他的信仰，希望人间大爱长存。
每次放假回家，母亲总会和三舅、玉环姨到二舅家去坐坐。二舅结婚后一直住在马匹厂，这里地处内城东南角，离他上班的同仁医院不远。二舅妈生了我二表姐后，身体一直不好，大夫说是肺痨，经常咳嗽吃药。
二舅家斜对过儿就是盔甲厂。庚子年，那里埋了不少被义和团杀死的外国人。后来，坟迁走了，就地盖了几套花园洋房，街坊都说那楼里闹鬼。
头年秋天，鬼楼里搬来一对年轻的外国人。出于礼貌，早出晚归碰见时，二舅就会用英语和他们打招呼。
转过年来初夏的一天，吃完晚饭后，二舅妈又咳嗽不止。家里没药了，二舅赶紧去同仁医院开药。为了二舅妈的病，二舅一直很忧虑，但既然是肺痨，谁也没有办法。
二舅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走到家门口时，他看见从盔甲厂过来三辆洋车，那对儿外国年轻人坐在车上，随车还拉了不少箱子和行李。
“Good evening。”在昏暗的路灯下，二舅和他们打招呼，那男的笑着挥了挥手：“Good bed。”
药吃下去后，二舅妈的咳嗽缓和了。二舅说：“对门儿鬼楼那两口子，像是搬走了。”二舅妈说：“不能吧，哪有深更半夜搬家的，又不是贼。”
第二天早上上班时，二舅看到那女的还在胡同里遛狗，而那男的却一直没再露面。这期间，二舅妈告诉二舅，听街坊说，那男的是个新闻记者，备不住是出差了。
九月初的一天，一位陌生的年轻人给那女人捎来一封信，信中用隐语写道：“几个星期前，我平安地抵达这里，开始生物科学的考察工作。生活条件差，食物简单，还有臭虫。我为美国国立博物馆搜集到了跳蚤、蚂蚁、蚊子、虱子、苍蝇的标本……各方面的事情都令人兴奋，但最令人激动的是和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见面交谈……他们看来都异常乐观，情绪振奋。他们为了发现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进行着艰苦的劳动，犹如学童们去参加一场足球赛。我希望你在此地分享我的快乐……你若来此，能够进行多么热烈的谈话和讨论呀！空气中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但也有讨厌的臭虫和不卫生……”
三个月后，那男的回来了，脸晒得蜕了皮，通红的，神情却格外焕然。
第二年十月，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了一本书，让全世界的目光开始注意到了中国西北黄土高原深处，那个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权。书名即《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是美国《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他的名字叫埃德加·斯诺。
寒假结束后，燕京大学就组织教育学系的应届毕业生去了河北定县。当时，晏阳初先生在那里开展的乡村实验和平民教育工作，已搞了近十年，引起国内许多社会学家、教育家和乡村工作者的关注。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严慎修首创山西晋祠十三村自治起，至抗战爆发前夕，国内较著名的乡村实验建设机构多达五十余处。其中有以省为单位的实验区，如山西与广西；有以村为单位的，如河北翟城；有以合作组织为基本形式的华洋义赈会；有以自卫为前提的山东邹平；甚至还有以倡导基督精神为宗旨的贵州黎平，等等。其中由晏阳初开创的河北定县乡村实验区，更以历时长久规模宏大引起国内各界广泛关注，其研究工作在中国乃至世界乡建历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壮举。
乡村建设运动并非偶然的产物。它的产生，完全由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所推迫而生。乡村建设运动是当时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以改良主义的方式，寻求救国道路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尝试。
定县地处冀中，属保定地区。平汉铁路从县内穿过，是华北地区一个极普通的县治。一九二六年，平教总会开始在定县设立办事处，将其翟城附近以东亭为经济中心的六十二个村庄，划为第一乡村社会区，开始实施乡村实验运动，这项运动的发起者就是晏阳初先生。
晏阳初原名兴复，字阳初，四川巴中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一九二三年晏阳初组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先后在华北各地开展义务扫盲活动。一九二六年，遂将平民教育的重点转向农村。在推进乡村教育的过程中，晏阳初始终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箴言，以铲除“愚、贫、弱、私”四大劣根，来提高大多数农民的“四力”，即“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
一九二九年，晏阳初携妻儿迁居定县，随同的工作人员与家眷也效仿而至。一时间，定县人心思变，气象焕然。在推进乡村教育的同时，平教会对定县全县实施了大规模深入的社会调查，其中包括社会调查、农村工业调查、人口调查、土地分配调查、集市调查、家庭卫生调查、农民生活费调查等多项专题调查。定县的社会经济脉搏，平教会了如指掌。
同在这一时期，小晏阳初三岁的毛泽东，于故乡湖南，也进行了一次为期三十二天的社会调查。他风餐露宿，深入田间农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完成了那篇被后人视作经典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晏阳初在定县创办平民学校和农村合作组织，推广良种实验和科学种田，设立农民合作银行，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及妇婴保健制度，倡导良好的卫生习惯，并着手县政改造工作。
毛泽东却不然，他将中国社会按财产划分出阶级，并号召被压迫阶级用暴力手段推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同时，以武装割据为保护，完成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及乡村体系的彻底革命。
晏阳初始终回避了一个毛泽东认为是最根本的问题，即土地所有制问题。
晏阳初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理想主义者。
在定县四个月的实习中，农民出身的父亲，被定县的模式深深吸引，他开始反思几年来燕京大学教授们的高谈阔论，他发现教授们只认识了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却拿不出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宿舍里，大家激烈地讨论着，很多人都认为，定县只是一个县，中国太大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如此效仿，谈何容易。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说只要中国更多的知识分子都动起来，联络社会贤达一起来做，中国农村会逐渐改观的。带班实习的廖泰初先生盯着父亲问：“这么说，毕业后，你打算到晏先生这儿谋职了？”父亲却说：“一个定县实验区毕竟太少了，我要回昌黎汇文去，在昌黎甚至滦榆地区再搞一个实验区，大家要都是能这样去做，改造中国是有希望的。”廖先生欣慰地点了点头。
然而，一九三七年的定县实验区，是它十年为之奋斗的鼎盛时期，也是它落日西沉的最后岁月。
六月下旬，回到北平后，父亲便一头钻进闷热的图书馆，开始整理他的实习报告。
此刻，北平南郊，日本华北驻屯军驻丰台第一联队的士兵正顶着炎炎烈日，在永定河南岸，构筑了无数条纵横交错的战壕，平射炮的瞄准镜，已锁定了卢沟桥北端的宛平县城。
原野一片沉寂，战争一触即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