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领受《古兰经》并首开注释先河以来，《古兰经》注释逐渐发展成为伊斯兰文化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传统学科。《古兰经》注释历经两大时期形成并渐趋完善：口耳相传时期——上限始于先知穆罕默德，下限为再传弟子时期；文字记载时期——上限始于阿拔斯王朝初期，下限根据《古兰经》的末日教义论不得而知。《古兰经》注释的发展，以及涌现出的学术成果，充分彰显着历代穆斯林阐释《古兰经》微言大义的学术动态，深刻反映着伊斯兰文化学术的纵深发展。
第一节《古兰经》注释的起源
先知穆罕默德作为《古兰经》启示的领受者，他的使者身份使他在传达《古兰经》、恢复“认一论”、传播伊斯兰使命的同时，亦受命背诵《古兰经》，以便为穆斯林树立背诵《古兰经》的“圣行”典范，使其自始至终保持问世时的原貌而不被篡改[1]，正如经文所言：“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者。”（15：9）同样，先知穆罕默德也被责成阐释《古兰经》，以便使穆斯林进一步理解、思考和遵循它：“当我诵读它的时候，你当静听我的诵读。然后解释它，也是我的责任。”（75：18-19）“我降示你教诲，以便你对众人阐明他们所受的启示，以便他们思维。”（16：44）这些经文既肯定先知穆罕默德对《古兰经》从遣词造句到微言大义的透彻理解和具体运用，也界定了他的注释权威。因此，他对《古兰经》的理解和注释也被囊括在启示范畴：“你们的朋友，既不迷悟，也未迷信，也未随私欲而言，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53：2-4）据此，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被中国学者雅译的“圣训”，也是源自真主的“启示”（Al-way）——古兰学家将启示分为：明显的启示，即意义和辞藻皆来自真主的《古兰经》；隐微的启示，即圣训，其意义和内涵源于真主，但语言表述、组织结构、遣词造句出自先知穆罕默德。[2]
根据经文，先知穆罕默德对《古兰经》的理解、领悟和注释，他人不能比及。他之外的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全面了解、正确理解、具体实践和综合运用《古兰经》的前提，则务必借助他的注释，因为“只有借助先知穆罕默德的阐释，人们方能领悟真主启示给先知的经文大义”[3]。反之，如果不借助注释，就因不能正确理解和深刻领悟经文大义而产生歧义，乃至望文生义、曲解经义、断章取义。对此，先知穆罕默德严厉禁止：“谁无知地对《古兰经》说三道四，就让他准备好火狱的座位。”[4]鉴于此，无论处于维护《古兰经》原始性和庄严性之目的，还是人们对《古兰经》的理解和实践，以及构建伊斯兰文化体系等，都需要注释。否则，就会违背《古兰经》原则和精神，而这不被《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义理所允许。
根据《古兰经》，真主每派遣使者，都是以该使者所属民族的语言启示经典，从而首先使该民族理解并奉行经典，继而延伸至其他民族，“我不派遣一个使者则已，但派遣的时候，总是以他的宗族的语言（降示经典），以便他为他们阐明正道。”（14：4）据此，就认知《古兰经》的理论而言，由于《古兰经》是用阿拉伯民族的语言降示的经典，故他们理解经文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伊本·赫勒敦指出：“《古兰经》是用阿拉伯人的语言，以及他们的修辞风格所降示，故他们都能理解《古兰经》的意义，知晓《古兰经》的字词和结构。”[5]
尽管如此，但在具体实践中，还有一些不能被全体阿拉伯人认知和理解的经文，即使与先知穆罕默德同时代，并且较之其他阿拉伯人更深谙《古兰经》的圣门弟子，也因悟性异同、理解不一和知识差异，造成对经文的理解不尽相同。例如，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Umar，584-644）在诵读经文“水果和牧草”（80：31）时说：“我们都知道‘Fakih’（水果），可‘aban’（牧草）是什么？”他在不得其解后自语：“欧麦尔啊！这的确很为难。”[6]又如，圣门弟子伊本·阿拔斯说：“我曾不明白经文‘天地的创造者’（6：14）中的‘Fair’（创造）作何解释，直到两个乡下人为一口井来我这儿诉讼，其中一人说‘我挖了这口井’，另一人说‘是我开了这口井’，[我这才明白了‘Fair’是创造的意思]。”[7]
从以个两个实例可以看出，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哈里发欧麦尔，以及后来被称为“经注学真正奠基者”的伊本·阿拔斯尚且如此[8]，更何况他们之后的穆斯林呢？因此，伊本·赫勒敦在指出阿拉伯人因母语关系而具有理解《古兰经》优势的同时，也由点及面地指出，先知穆罕默德曾给圣门弟子解释《古兰经》他们不解的经文，“先知曾解释《古兰经》，区分停止和被停止的经文，并给他的众弟子解释之，故他们了解经文的降示背景及其内涵”[9]。早于伊本·赫勒敦数世纪的法学家、圣训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伊本·古太白（Ibn Qutaybah，828-889）也指出：“阿拉伯人对理解《古兰经》中的生僻词汇与雷同经文不尽相同，而是一些人胜于另一些人。”[10]
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随着哈里发帝国的建立，伊斯兰教向半岛外逐步传播，波斯、突厥、柏柏尔等民族相继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社会和文化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尤其自阿里（‘Ali，600-661）任第四任哈里发（656-661在位）以来，穆斯林社会面临严峻挑战，内部矛盾激化并爆发了内战，更甚者则是思想的分化，终围绕哈里发继承问题分化出了逊尼派、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围绕信仰问题产生了穆尔太齐赖派、意志自由派和宿命论派等。在派别相继诞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解决伊斯兰教发展的适应性，处理穆斯林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均要借助《古兰经》。因此，研习《古兰经》成为穆斯林学者的首要任务。在《古兰经》只是原理原则，只有对它全面注释才能使其发挥应有职能的情况下，《古兰经》注释的学术工程也就势在必行，应运而生。
除了时代和社会条件的需要以外，《古兰经》注释的兴起还符合伊斯兰义理和伊斯兰文化学科发展的需求。任何一部经典，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不会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上，而是必须深究它所蕴涵的意义才能彰显其应有价值，尤其对于阐发《古兰经》义理，是伊斯兰各学科发展的渊源和前提。凡此种种，注释之于《古兰经》，是其问世后的必然需要和发展趋势。
据上，伊斯兰文化学术界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定论，注释《古兰经》的学术工程始于先知穆罕默德。他注释经文的动因，一是受命注释，二是圣门弟子对某些经文不解而请他解惑释疑，由此开注释先河。先知穆罕默德注释《古兰经》的圣行举措，为后世注释家遵循其遗训，秉承其精神全面解读经文大义，构建注释学术体系，并由此丰富伊斯兰文化，解决时代问题，引导和推动穆斯林社会发展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古兰经》责成和肯定先知穆罕默德解读经文的权力和资格后，注释工程从未间断。自圣门弟子至今，《古兰经》注释始终是伊斯兰文化体系中最活跃，成果最卓著的学术活动之一。
从注释的理论和实践角度来讲，伴随着《古兰经》第96章第1-5节经文的开始启示，至第2章第281节经文的最后启示[11]，《古兰经》注释与启示的时间大体上相伴相生。[12]《古兰经》注释无论就其学科自身发展而言，还是根据伊斯兰文化伴随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历史发展来讲，历经了两大发展时期——口耳相传时期，包括先知穆罕默德、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阶段；以及文字注释时期。这两大注释时期，既与伊斯兰文化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也具有鲜明的学科发展特色：再传弟子注释家创办了极具学术性质的三大注释学校；注释脱离圣训学而自成学科体系且成果斐然；自文字注释以来注释的整体历史跨度较大；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尤其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注释内涵较之伊斯兰早期与中世纪而言，都基于经训原则，与时俱进地发生着相应变化。
[1]《古兰经》自降示以来，基于两个原因始终保持原貌，一是书写于册，二是背记于心。
[2]哈立德·阿布杜拉·哈曼·俄克：《古兰经注释原理》，贝鲁特纳法伊斯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3]穆萨伊德·坦雅尔：《古兰学及古兰经注释原理论集》，利雅得穆罕底斯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4]《六大部圣训全集》之《提尔米兹圣训集》，利雅得和平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8页。
[5]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贝鲁特阿拉伯遗产复兴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6]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卷1，开罗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7]同上书，第35页。
[8]邵基·戴伏：《阿拉伯文学史》之《伊斯兰时期》，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9]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贝鲁特阿拉伯遗产复兴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439页。
[10]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古兰经注释与注释家》卷1，开罗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1]该节经文为：“你们当防备将来有一日，你们要被召归于主，然后人人都得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的报酬而不受亏枉。”另有说法，最后降示的经文为第5章第3节经文：“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事实上，该节经文为辞朝时所降，距离先知穆罕默德去世还有81日。而第2章第281节经文则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前8日所降，因此从时间来讲，该节经文为《古兰经》最后降示的经文。——阿卜杜拉·哈曼·曼苏尔·沙尔：《古兰经百科问答》，利雅得塔威格出版社2004年版。
[12]根据圣训，先知穆罕默德首次接到启示即第96章前5节经文后，内心在诚惶诚恐的状态中度过，因此从理论上讲，初期降示的若干节经文还没有具备被注释的主客观条件，由此决定了注释的学术序幕并不是启示初期就已经开始。但从注释的宏观角度来讲，注释与《古兰经》的降示相伴而生。
第二节《古兰经》注释的发展
一口耳相传注释时期
伊斯兰教黎明时期的文化学术活动，主要体现于收集、成册和定本《古兰经》，以及采取“口耳相传”（Al-naql）形式阐经释义、传述圣训、解读训喻、演绎教律、叙述历史、布道传教等。其中，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圣门弟子与再传弟子以口耳相传形式，阐释《古兰经》微言大义的文化活动和学术举措，则是《古兰经》注释形成的雏形时期。
（一）先知穆罕默德注释阶段
作为真主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既是《古兰经》的领受者和传达者，也是人类对《古兰经》的终极认知者和权威注释者。先知穆罕默德受命注释《古兰经》，以及应门弟子之请解惑疑难经文，构成了他注释经文的主观内因和客观外因，并由此揭开了伊斯兰文化体系注释《古兰经》的学术活动序幕。根据经文“你们的朋友，既不迷悟，也未迷信，也未随私欲而言，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53：2-4）对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定性，圣训是对《古兰经》在宏观层面的整部注释。同样，从注释学视角来看，先知穆罕默德对某些经文的具体解析又具微观层面的局部注释。诚然，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先知穆罕默德注释经文的使命性、权威性和始源性，为《古兰经》注释及注释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注释典范和实践基调，使始终“信经而不僵经”的穆斯林“释经而不越经”。
1.先知穆罕默德的注释动因——受命注释与解惑释疑
如上所述，先知穆罕默德既是《古兰经》的领受者，也是传达者，更是人类中对《古兰经》微言大义的终极认知者。因此，使者身份使他既受命保护《古兰经》，“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者”（15：9），也肩负注释重任，“我降示你教诲，以便你对众人阐明他们所受的启示，以便他们思维。”（16：44）“集合它和诵读它，确是我的责任。当我诵读它的时候，你当静听我的诵读。然后解释它，也是我的责任。”（75：17-19）毋庸赘言，这三节经文开宗明义定性了先知穆罕默德由背诵到注释《古兰经》的必然性和使命性，也是他注释《古兰经》的主观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