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自由之酒格外浓烈，但恩格斯强调要“牢牢扣住物质永远不放”！人们不仅要推翻暴君，争得思想自由、生活自由和斗争自由，而且要在旭日东升时分享物质的果实：
那时候，大船乘风破浪，
不是为财主运载储存的财货，
不是为商人运载致富的商品，
只是运载幸福和自由的美果。[34]
风格就是人。恩格斯虽然年轻时曾在诗歌上施展过自己的才能，也曾幻想过诗人的桂冠，有时还打算用诗歌为自己建造一座闪烁着璀璨的青春之光的荣誉纪念碑；但他认为自己的诗歌水平和创作诗歌的能力并不高，为此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35]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学术理论方面。对他来说，诗歌不过是一种“愉快的补充”。
六、初露锋芒的奥斯渥特
从1839年春天开始，在《德意志电讯》、《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以及《雅典神殿》、《知识界晨报》、《知识界午夜报》等报刊上，登载了多篇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或弗·奥、弗里希·奥）的论文和诗歌。这个默默无闻的作者，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十分深刻的见解，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很少有人知道，奥斯渥特是恩格斯的笔名。
恩格斯第一篇政论文《乌培河谷来信》于1839年3月刊载在青年德意志的机关报《德意志电讯》上。该文通过大量实际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罪恶和虔诚主义的伪善面目。恩格斯指出，在乌培河谷这个德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资本主义弊病也最为触目惊心。工厂工人工资低微，劳动条件恶劣，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只消过上三年这样的生活，就会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把他们葬送掉，五个人就会有三个人因肺结核死去。”[36]手工业和家庭工业被大机器工业所排挤，手工工人的生活更为困苦，单干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劳动十几个小时。没有固定工资收入的搬运工人，只能栖身于草棚、马厩和楼梯间。吸吮工人血汗的工厂主生活舒适，轻松愉快。工厂制度带来的资产阶级与雇佣工人的尖锐对立，在乌培河谷表现得十分明显。
宗教虔诚主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辩护士。圣经宣扬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期望和创造幸福，只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上帝的恩赐。但能够得到上帝青睐的只是为数极少的人。因此，少数人过着幸福生活，其余的人永远受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很显然，这种说教完全迎合少数剥削者的需要。恩格斯指出，工厂主中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千方百计降低工人工资，据说这还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使工人不致酗酒。
粗暴而丑恶的虔诚主义，渗透了乌培河谷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愚弄和毒害着各个阶层人民的思想意识。作为虔诚主义真正中心的爱北斐特宗教改革协会，还在搞中世纪式的审判异教徒活动。但是，时代在前进，无论虔诚主义的活动多么猖獗，旧蒙昧主义的断崖绝对抵挡不住时代前进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37]
《乌培河谷来信》在巴门和爱北斐特引起很大轰动。刊载这篇论文的《德意志电讯》很快被抢购一空。人们争相传阅，谁也没有猜到这篇如此激烈地鞭挞了资本主义和虔诚主义文章的作者，竟出身于巴门有名望的工厂主家庭。被文章的锋芒深深刺痛的乌培河谷资产者，竭力替自己的丑行辩解，指责作者歪曲事实。但这是徒劳的，作者长期住在巴门和爱北斐特，具备十分有利的条件去仔细观察各阶层的生活。文中列举的事实有根有据，不容否认。
恩格斯的政论文，越来越把锋芒指向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具有日益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在《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中，他针对封建君主滥施暴政、为所欲为的情况，明确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在法律上确立起来。首先是法律，尔后才是公道！”只有通过法律的形式，才能限制君主的权力。恩格斯对国家四分五裂的现状也很不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十分必需的奋发有为的精神又被它的各个部分所吞噬，整个德国的利益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地方利益。结果，德国便不可能奠定……国家生活的基础。”因此，他坚持这样的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38]这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共同要求，是德国民主改革的纲领。
实现德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恩格斯对这一点的认识十分清楚。因此，他努力用历史的事例，用德意志民族反对拿破仑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来激励人民。他说，反抗异族斗争的最重大成果，不是摆脱外国的统治，不是已经获得的“自由”，而是斗争本身。群众不等君主最仁慈的恩准就武装起来，成了国家权力的源泉，成了享有主权的人民。这就是最高的成就。为了进行新的斗争，必须铭记历史上的战斗，振奋人民的精神。
阿伦特等老一辈爱国主义者在反抗异族侵略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必须肯定，但德国贵族竭力宣扬的狭隘民族主义——条顿狂则必须坚决批判。这种狭隘民族主义力图使德国摆脱一切外来的政治、精神和道德的影响，首先是摆脱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他们对法国发泄了满腔的怒火，把法国革命的伟大成果讥讽为“法国式的花招”、“法国式的诈骗”，而对德国的一切则盲目肯定，自我炫耀。按照这种观点，整个世界是为德国人创造的，德国人自己早已达到发展的最高阶段。很显然，这种以民族主义形式出现的思潮，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同条顿狂相对立的世界主义思想也受到恩格斯的批判。他指出，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否认民族差别，企图缔造一个联合的人类，实际上是宗教博爱主义的翻版。一个民族必须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决不应该盲目模仿外国。必须把外国人的荒诞不经的习俗和时髦风尚，把一切多余的外国词汇，统统赶回它们的老窝去；再也不要做外国人愚弄的傻瓜。[39]
自从解放战争以来，德国出现几个卓越非凡的人物。他们走出充满混乱思想的迷宫，找到通向真正自由的道路。黑格尔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哲学家。他那深奥难懂的理论，为了抨击现存事物的实际情况而剑拔弩张。政治实践家白尔尼，浑身都是生命，浑身都是力量，他撕下了条顿狂的徒有虚名的华丽外壳，无情揭露了只有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的世界主义的真面目，热情号召德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而斗争。恩格斯认为，这两个并驾齐驱又相辅相成的人物，对德国精神发展作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既要学习黑格尔哲学理论，又要发扬白尔尼斗争精神，把科学与生活、哲学与政治、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
恩格斯特别寄希望于德国青年一代。他说，德国青年“向往更多的行动自由，更饱满、更充沛的生命力，希望那流着德意志心血的世界历史大动脉有更猛烈的悸动”[40]。德国的命运，取决于青年人崇高奔放的激情。作为国家的希望，德国青年要振奋精神，以齐格弗里特为榜样，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只要我们还年轻，还富有火热的力量，我们就要为自由而斗争。”[41]
七、同乌培河谷的信仰决裂
在不来梅期间，恩格斯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斗争，摆脱从家庭、学校和社会所受到的宗教影响，逐渐成为无神论者，并对圣经和宗教进行了批判。
在家乡乌培河谷的时候，恩格斯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在幼小的心灵中，装了不少上帝赐福、基督救难之类的东西。17岁时，他按照当时的习俗在教堂行了坚信礼，还写了一首赞美诗，颂扬那个“驱走了邪恶”、“捍卫了幸福”的虚无的上帝！但是，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虔诚主义者，不盲从圣经和传教士的说教。
到不来梅后，恩格斯开始对乌培河谷时期的信仰产生怀疑。在科学与宗教的尖锐矛盾中，他相信科学，为摆脱宗教的束缚进行了十分激烈的内心斗争。1839年7月，他写信给当时在柏林研究神学的朋友格雷培，在反驳格雷培对信仰宗教的辩护时写道：“当然，你在你的信仰中就像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那么舒适，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为了解决有无上帝这个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你不了解一个人随着最初的怀疑而开始感觉到的那种负担即旧信仰的负担是何等沉重，当时他必须决定对旧信仰是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它还是将它抛弃。”[42]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和探索，他最终抛弃了旧的信仰。
首先，促使恩格斯抛弃乌培河谷信仰的原因，是现实生活的教育。无论乌培河谷还是不来梅，到处盛行着虔诚主义。那些有钱有势的达官巨贾，都以拯救世人的上帝的奴仆、真正的虔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乌培河谷的工厂主，一方面每周两次风雨无阻地上教堂，表明自己多么虔诚；一方面却肆无忌惮地榨取工人的血汗，连年幼的孩童也不放过。虔诚主义成了他们掩盖剥削罪恶的假面具。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引起恩格斯的愤怒和深思。他逐渐认识到，基督教本质上就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所谓拯救人类的说教，完全是欺人之谈。他对准备当牧师的朋友格雷培说：“当人们把正统的福音基督教称作爱的宗教时，我觉得这是莫大的讽刺。按照你们基督教的说法，人类有十分之九是会永远不幸的，只有十分之一会得到幸福。弗里茨，难道这一点能表明上帝的无穷无尽的爱吗？你想想，要是上帝的爱仅此而已，他会显得多么渺小啊？”正是现实生活的教育，使恩格斯逐渐对宗教发生怀疑，以致最终与宗教决裂。
其次，恩格斯抛弃乌培河谷信仰，是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需要。当时宗教是德国反动统治制度的精神支柱，封建暴君为了维护专制制度，便利用宗教，“使大多数人处于愚昧状态”[43]；因此，要反对世俗的上帝，就必须剥去他们头上的灵光圈；要摆脱警察女神的怀抱，就必须抛弃圣经和传教士的说教。德国革命民主派哲学家，已经为此作出了榜样。恩格斯已看出德国被封建专制的锁链紧紧捆住，他对这个绞杀自由的黑暗制度痛恨万分。只有戳穿宗教迷信的骗局，才能撕掉统治阶级的伪善面纱，还其狰狞凶恶的本来面目。因此，随着恩格斯在政治上走向革命民主主义，与宗教决裂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使恩格斯完全抛弃乌培河谷信仰。在不来梅，恩格斯大量阅读科学著作，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虽然他自幼受到教堂、主日学和家庭灌输要永远最盲目地、无条件地相信圣经，相信圣经教义和教会教义的思想，但他获得的科学知识越多，越感到由许多作者写的许多片断组成的圣经内容矛盾重重，“圣经的作者有多少，矛盾就有多少”。因此，决不能对圣经盲目信仰。他对科学服从宗教甚至为维护宗教而牺牲科学的言行十分气愤。他说：“如果某个地质学家讲，地球和化石证明了曾经发过一次洪水，这就会被引用；但是如果另一个地质学家发现这些化石属于不同龄期，并证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都发过洪水，那么，地质学就会遭到谴责。这样做难道正当吗？”[44]当他听到有个传教士还在宣传地球是不动的，太阳围绕地球旋转这个早已被科学驳倒的谬论时，怒不可遏地指出，宣扬这类货色，简直是可耻！[45]为了驳斥这种愚昧的谬论，他于1840年翻译发表了西班牙诗人曼努埃尔的《咏印刷术的发明》，歌颂为真理而献身的科学巨人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指出人类的智慧早已冲破宗教的禁锢，环绕宇宙展翅飞翔：
哥白尼飞上星光灿烂的苍穹，
那儿曾一度充满稠密的以太，
他透过无垠的太空，
观察那把光明带给我们的最耀眼的星球。
伽利略感觉到地球在脚下转动，
惊慌失措的罗马，
却把他投入牢笼。
但地球一如既往地飞行，不知疲劳，
在无边的宇宙大海中漂浮，
光辉灿烂的诸天体同它一起，
在火光中不停地飞翔。
这时又来了牛顿的敏捷精灵，
紧跟着它们，
他指出他描绘的运动永远循环不停。[46]
恩格斯越来越认识到，凡被科学推翻了的东西，在生活中不应该继续存在。既然摩西创世史和上帝的存在都不能在任何地方得到证实，那么，就不应该继续相信圣经的字面意义和维护上帝的直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