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当时丽迪娅·谢甫琴科的得意学生已经取得了比她所想象的大得多的成就，赫鲁晓夫在一次莫斯科的讲话中提及了她。热切的赫鲁晓夫的助手们就开始查访她的下落，并把她带到了莫斯科。她在一次有关教育的会议上说，她从来没有看到过像卡里诺夫卡那么穷的村庄。赫鲁晓夫的孙女尤莉娅（Yulia）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那些善于溜须拍马的助手是如何利用赫鲁晓夫原来的老师大做文章，以讨好赫鲁晓夫的。但是十年后，就在赫鲁晓夫去世的前一天发生的一起意外事件，却说明赫鲁晓夫有着不同的看法。
1971年9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夫妇正在阿朱别依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做客。吃过午饭后，家人都到树林里去散步，但是赫鲁晓夫感觉不太舒服，于是就在他随身携带的折叠小凳上坐下来休息。当其他人都走进树林里时，赫鲁晓夫用他异乎寻常的平静而和缓的语气与阿历克赛·阿朱别依聊了起来。“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树林里放牛——那也是与今天一样的一个秋天——突然我在一块小空地上碰到了一个老妇人。她直直地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我惊呆了，后来我听到她说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小家伙，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当天夜里，赫鲁晓夫感觉更糟糕了。不久以后他的心脏病大规模复发，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赫鲁晓夫想说什么？”阿朱别依对他岳父在卡里诺夫卡遇到的幻象大惑不解。很显然，这个幻象是赫鲁晓夫从他母亲和老师那里得到的感觉的某种复活，他注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取得比他父亲所能取得的或梦想他儿子所能取得的更大成就。
赫鲁晓夫的母亲在他心里灌输了正直与责任感，但他的良知又使他摆脱不了负罪与羞辱感。“我的母亲很虔诚，”赫鲁晓夫回忆说：“和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一样。……我记得她教我在教堂里与大人们一起在神像面前下跪祈祷。”当赫鲁晓夫回忆他的童年时代时，他能“清楚地记得我家木屋墙上神像里圣人的模样”。他甚至在1960年3月法国的一次演讲里宣称，他是宗教上的“模范学生”。
与大多数他的同事们不一样，赫鲁晓夫后来戒掉了烟酒——直到斯大林强迫他喝酒为止，以及二战时的劳累使他又吸上了烟。这双重的节制反映了他母亲的影响。他父亲教他有所节制的笨拙方法就是许诺给他买一块金表，实际上，如果赫鲁晓夫答应戒烟，他也没钱买金表。
赫鲁晓夫的理想主义也反映了他在宗教方面所接受的训练。由于卡里诺夫卡与尤索夫卡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是毫不奇怪的。根据赫鲁晓夫的理解，共产主义归根结底就是相信普通的人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共产党不仅需要妥协，而且要求他践踏自己的道德准则。这就是他最终反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也没有立即起来反对斯大林，直到他已经有所成就，直到他在剥夺了无数人生命的同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直到斯大林已经安静地躺在坟墓里，他才最终举起了反叛的大旗。
笃信的，或者至少残存的宗教意识在赫鲁晓夫迟来的些许忏悔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想法好像并没有什么根据。他好像对自己对宗教愚昧的蔑视颇为得意。事实证明，他比斯大林对宗教的迫害更加残酷。[9]然而在他身边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亲密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Andrei Shevchenko）坚持认为，赫鲁晓夫私下里对上帝还是很害怕的。当斯大林死后他们第一次去基辅时，“赫鲁晓夫在他母亲的坟墓上放了一个十字架，跪在坟前，在胸前画着十字”。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待宗教的态度是矛盾的，那么他对土地的感情也是如此。当他成为党的领导人后，他就坚持要被看作是党的权威农业专家。他经常去麦地周围转悠，对农民和农学家大声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讲话就像土地那样尖刻，充满了乡野谚语，这使得他比任何其他的苏联领导人更能与农民交流。在他的乡间别墅里，赫鲁晓夫家花园的园丁种植了各种谷物，有试验性的，也有普通的。在他下台后，他在他的大花园里倾注了大量的时间。
赫鲁晓夫内心很热爱土地，他想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在填写职业与学习调查表时，以及后来在讲话与写文章时，他说自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他不是要求从事农业工作，而是极力逃避，只是在斯大林的坚持下才勉强接受农业工作的。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充斥着对农民蔑视而粗俗的描述。他总是劝说他们放弃原始的生活方式，接受现代的农村生活方式。他经常回到卡里诺夫卡，有时一年会去两次，但是他回去并非为了体会衣锦还乡的滋味，而是对自己改变了家乡面貌的洋洋自得。在别的地方他再也找不到对他如此尊敬的观众了，但是当他以前的邻居拒绝他改革农村的灵丹妙药时，赫鲁晓夫不由得大发雷霆，对他们暴跳如雷。谢甫琴科对他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应的唯一解释就是，尽管在卡里诺夫卡长大，但他的主人对“农民心理”根本就不了解。
赫鲁晓夫对农民的不耐烦反映了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布尔什维克把农民看成是危险的反动势力，是马克思所谓的“农村愚昧生活的”奴隶。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发誓要“消除城乡差别”。我们也可以认为，赫鲁晓夫对改变他自己从前生活方式的坚定决心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非个人感情。但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一开始对他有吸引力呢？这是因为，与很多在20世纪涌向城市的俄国农民一样，他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愚昧”，想将其抛得越远越好，因为还是与他们一样，他对教育与文化有着幼稚的信念，他的这种信念与那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温文尔雅的陈腐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赫鲁晓夫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中断了其充满希望的政治前途，去继续他的学业。他喜欢与文化和科学界知识分子中顶尖人物交朋友，他还经常去剧院，听歌剧，看芭蕾舞。他慢慢认为自己不仅是农业方面的专家，而且是天底下几乎所有事情的专家。所有这些都注入进了这位无所不知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使命里，同时也支撑起了赫鲁晓夫的自我形象。他不仅想改造农村，而且想改造自己。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地尝试，即使是自我改造后的赫鲁晓夫，也不可能摆脱卡里诺夫卡赋予他的一切。
[1]赫鲁晓夫一生中都是在4月17日过生日。但是他所在村子的阿恰吉尔教堂的出生记录则显示他的实际出生日期要早一些。根据俄罗斯大革命前的旧历，他的出生日期是4月3日或5日。该记录可以在库尔斯克省的档案馆中找到。
[2]根据德米特里·谢皮洛夫的描述（谢皮洛夫在1957年参加一次反对赫鲁晓夫的流产暴动前在其身边工作了很多年），赫鲁晓夫“不喜欢谈论他的农民出身，实际上他是尽量努力避免谈论他的农民出身”。谢皮洛夫对他前主人的敌意很深，因此他的证言并非完全可信，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参照D.T.Shepilov，“vospominaniia，”Ⅵ，no.4（1998），pp.18-19.
[3]作者1991年在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和他的妻子Valentina Golenko的陪同下去了一趟卡里诺夫卡。
[4]总体来说，宰穆斯特乌的规模更大一些，1907年全国在校学生总数为380万人，而1906年的教会学校在校人数为200万人。
[5]赫鲁晓夫对什么时候上的什么学校以及学了多长时间记得不是十分清楚，根据他的回忆，大都在两年到四年之间。不过他确实说过他首先上的是教会学校，后来进的是卡里诺夫卡的公立学校。Shepilov坚持说赫鲁晓夫曾经对他说过，他正常上学的时间只有一年，第二年冬天他上学就开始变得时断时续了，后来干脆连两类学校都不上了。参照Shepilov，“Vospominaniia，”第19页。
[6]赫鲁晓夫回忆说，他和他的母亲与姐姐有一次跟着他的父亲来到了尤索夫卡，在那里呆了一年半的时间，后来才又回到了卡里诺夫卡。
[7]根据作者对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阿朱别依的采访。
[8]根据Nancy McWilliams的观点，像赫鲁晓夫这样认真、爱交往、有着强烈求知欲的男孩，特别需要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父亲，能教给他们世间的道理，以及如何培养与组织他们的“好胜心与想象力”。如果没有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孩子就有可能会寻找“能替代父亲的人”。参照Nancy McWilliams，“Mothering and Fathering Processes in the Psychoanalytic Art，”Psychoanalytic Review ，vol.78，no.4（Winter 1991），第527-530页。
[9]第18章中有关于赫鲁晓夫对宗教变本加厉迫害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