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底，哈尔滨举办第二届摇滚节，梁龙拿着录好的小样，送到哈尔滨一位音乐人手里，希望能参加年底的摇滚节。那位音乐人拿到小样后，让梁龙回家等通知。“当时心里非常忐忑，不知道能不能参加。三天后，电话通知说，你们的音乐是在哈尔滨没有听过的，非常独特，可以来参加。我们当时都乐疯了！”
就这样，“二手玫瑰”第一次参加了正式的演出。不久又接到了第二个演出订单，是2000年1月大庆的摇滚音乐节。这个时候，北京的几位朋友来东北玩，看到梁龙现在的状态，也看到“二手玫瑰”的演出，对他说，你现在可以去北京了，你已经找到自己的东西了。
朋友的鼓励给了梁龙莫大的信心，他决定过完春节就去北京。但是乐队的其他三位成员都无法跟他一起去，苏永生当时已经做了老师，这在农村是相当不错的工作，不可能辞职；贝斯手马金兵和鼓手温恒因家里很穷，和梁龙家有得一拼，根本没钱支撑他们去北京。
无奈之下，梁龙只好决定一个人先去北京，但四个人约定，梁龙先去北京发展半年，如果混得好，其他人就过来。“我当时算了一下，只要每个人手里有400元钱，就可以来北京了，因为当时400元钱可以在北京生活两个月。两个月之后我们肯定能找到活干。”
命运的分叉口往往很奇妙，兄弟四人自此的人生轨迹开始有了翻天覆地的差异。梁龙走后，贝斯手去烧锅炉，鼓手去卖羊肉串又赔了，一分钱没有也就来不了北京。贝斯手唯一的收入就是烧锅炉，不敢不干，时间一长，刚在萌芽期的“二手玫瑰”乐队也就解体了。
来到北京的梁龙呢？混得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很难找到演出机会，晚上就住在地下二层的地下室，因为那里比地下一层更便宜。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他带着自己的作品，他认为带着很牛逼的音乐来北京混，有了底气。
有一天，一个酒吧的主唱缺席，找到梁龙替唱两天。虽然只是替唱两天，梁龙也很高兴地接了，“我当时会唱的流行歌曲不太多，唱着唱着就没歌可唱了，乐队的吉他手就问我，有没有自己的歌，咱们排排也能演。我随便唱了一首，吉他手瞬间就弹出来了，我当时很惊讶，这个人就是‘二手玫瑰’后来的吉他手王钰棋。”
梁龙非常欣赏王钰棋的才华，希望能跟他一起组乐队，但王钰棋说：“这个不能确定，你得先付费给我。就是每次排练的往返车费得给我报销了，每次四元钱。”
同年8月13日，北京的一个酒吧做了一场“中国首届视觉摇滚大冲击”的演出活动，需要找有化妆的乐队参加，请了梁龙过去演出。“当时很兴奋，后来才知道主办方是为了凑数，因为当时有化妆的乐队不多。”
但就是那场演出，打开了“二手玫瑰”在北京摇滚乐的序幕。虽然看演出的人只有100多人，但第二天大家就开始疯传，说有一个乐队的演出特别搞笑，穿着裤衩、拖鞋，画成媒婆就上台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表演。
梁龙分析道：“当时国内摇滚乐正处于不痛不痒的时期，新人拿不出新作品。”二手玫瑰“的出现，让大家看到了一些新东西，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是摸进京城的一只‘怪手’”。
这次演出的成功，坚定了王钰棋的信心，他答应跟梁龙一起组乐队，也不跟梁龙要四元钱车费了。此时，梁龙又遇到了一位伯乐，叫牛佳伟，他当时在滚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公司。“二手玫瑰”虽然没有跟魔岩唱片签约，但牛佳伟成为了“二手玫瑰”名义上的经纪人。“他帮助‘二手玫瑰’做乐队的配置，促成了第一个完整的‘二手玫瑰’乐队。我们从北京的酒吧开始唱，‘二手玫瑰’也慢慢走入正轨。”
下饺子似的，乐队在震动中前行
2001年，随着魔岩唱片在国内撤资，二手玫瑰与牛佳伟的合作也终止了。梁龙遇到的第二个贵人是黄燎原，当时听说黄燎原是一位很牛的经纪人，就托朋友约他见面。“我和黄燎原在一个酒吧喝酒，从中午喝到下午五点，他处于自己那种很深的状态，抽着烟，不吱声。看看资料，喝得快高了，最后他对我说，你别找了，就我吧。”
从2002年开始，“二手玫瑰”正式与黄燎原合作，他也成为了二手玫瑰真正意义上的签约经纪人。2002年11月，“二手玫瑰”正式签约北京艺之栈。
在跟黄燎原合作的两年当中，“二手玫瑰”做了北展的演唱会、出了第一张同名专辑《二手玫瑰》、做了一个MV。黄燎原一直认为，乐队一定要走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道路。但事实上，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市场化都没有实现，结果就是，大家都赚不到钱。与黄燎原两年的合同期结束后，大家就分开了。
“与黄燎原分开后，乐队的人散了，我又开始重新找人组乐队，打定主意不能带着小孩，每天老提问题。我要找几个成熟、完全没有生活负担的人。所以来的贝斯手是做杂志的，键盘手是制作人，他们都是‘老炮儿’，我觉得这样的组合对乐队会平稳一些，不用为了生活发愁。”
但很快又有了新的问题，这些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大家都没那么多时间一起玩。还有一个矛盾集中在如何市场化的问题上，当时签约的大国文化公司希望用最简单的打法，唱流行歌曲，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市场化是根本走不进去的。
“最后发现公司没少花钱，我们还觉得钱没花在点子上，到2007年跟大国文化的合同期满后，乐队就处于停滞状态，没有排练，也没有演出。自己想想，经过了几年的打拼和折腾，还是没有发展起来，感觉很沮丧，所以又有了第二次要放弃音乐的想法。”
没有心思再搞乐队，梁龙开始跟一些搞艺术的人混在一起，天天喝酒，搞图片、综合材料，也不再写歌。此时，原来乐队的吉他手姚澜找到梁龙，希望能再次合作，他对梁龙说：“你还是一位音乐人，还得回来搞音乐，不要完全去投入艺术。”
姚澜找来了贝斯手李自强、鼓手孙权，2008年，二手玫瑰又重整旗鼓。幸运的是，从2008年开始，国内音乐节在瞬间火爆起来，给了摇滚乐队更多的演出机会，而且大家的价格都往上飞涨，两万元变四万元，四万元变六万元，六万元变八万元，一下就起来了。这样的环境让二手玫瑰开始走入比较正规化的巡演和商演，再也不用为维持生活奔波了。
乐队的生存有了保障，但梁龙发现，他还是没有能力去打造一个团队，而此时，梁龙和黄燎原分开多年后再度重逢，两人一拍即合继续合作。2013年，二手玫瑰签约摩登天空，也是黄燎原的建议。
签约摩登天空后，乐队的基本收入稳定下来，摩登每年有30多场现场演出，会分给二手玫瑰一些场次，这也是签约公司给乐队带来的好处。但梁龙认为，一支乐队即使签了唱片公司，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唱片公司已经不像以前，喜欢大包大揽，现在变得更自由，大家该干吗干吗，双方都会很轻松。但同时，乐队必须要想办法让自己更独立，走一条差异化道路，包括整个乐队的文化理念，还有属于自己的衍生品。
红配绿，做品牌差异化
几年前，二手玫瑰去沈阳做巡演，发现酒吧里很多人都穿红挂绿，就是那种东北特色的花布，胳膊上系一条头巾，更有意思的是，大家都拿着扇子，感觉特别可乐，梁龙心想，怎么现在都拿着扇子来看摇滚了，这在全世界都没听说过。
“我当时特别震撼，觉得这场面很酷，这个文化元素是观众给我的，不是我自己产生的。所以在二手玫瑰十周年演唱会上，我就买了500把扇子发给歌迷，那天的演唱会成了扇子的海洋，舞台和舞美也是用红绿配来布置的。”
当晚，一位艺术家告诉梁龙，红配绿就是你的艺术元素之一，不可替代了。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无论是二手玫瑰的舞台设计，还是微博的设计，都运用了这种元素。梁龙也会用红配绿元素做艺术品和艺术展。从2014年开始，二手玫瑰还专门请了设计师，做红配绿的艺术衍生品，包括服装、家居、首饰等。
除了做衍生品，乐队自身的发展更重要，因为这个市场上没有那么多成熟的经纪公司，也没有那么多值得推敲的经纪人，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出现N多位金牌经纪人，这需要时间的打磨，需要专业化的训练。2014年底，梁龙做了“为摇滚服务生活展”，缘起是他突然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摇滚在过去发生过什么，甚至有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崔健或者魔岩三杰了，他希望通过展览能再现这些早期的摇滚英雄。
梁龙打造的是一种不一样的乐队风格，“我希望看到的是西北有苏阳、内蒙有杭盖、云南有山人、北方有二手，现在这种风格化的乐队已经越来越多了，甚至大家故意给自己贴上某种风格的标签。”
梁龙不认为国外大牌的音乐人都是艺术家，他说：“我比较喜欢的曼森，他不仅是著名的音乐人，也是一位超级炒作大王。所以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商业行为，也可以看作是艺术行为，一支乐队，必须有自己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