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有远见卓识，而且做事果断的女人，这也让她觉得自己有必要为儿子迈步向前做出相应的决定。她曾试探着问振邦是否愿意去城里，就像他哥那样。振邦的回答肯定而且坚决：“不！”她知道振邦是口不对心。他只是担心她，体恤她，不想她过分操劳才会做出如此未加思索就脱口而出的抉择。虽然她不曾在城里切实地生活过，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城里另寻出路。不管他们的生活怎样，但均表示不愿意也不会再回到那片曾经养育过他们的土地，显然他们已经无法再忍受毒辣太阳的炙烤，挥汗如雨地在田间耕作。虽然家乡的月亮依然皎洁明亮，星光熠熠，但没有霓虹灯的夜晚也就失去了光怪陆离的色彩，太过单调。他们被城市的生活吸引，同化，甚至消融了，仿佛在城里乞讨都要比在农田上耕耘更体面。虽然他们干着并不是轻松惬意的工作，大多都是在服务行业干着脏，乱，差的差事，然而他们对于城市的生活仍然如痴发醉。尽管他们被压榨，忍受着屈辱，甚至失去了尊严；他们买不起房，不工作就会被活活饿死，他们的子女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接受着最稀薄的教育，但回到家乡，他们却容光焕发，显得更有底气，因为他们兜里的钱明显要厚于那些在土地上刨坑撒种的，皮肤被晒得黝黑的庄稼汉。在道德水准以钱论高低的社会中，这是值得炫耀的资本。
徐婶不可避免地会被这股洪流影响。尤其是接到振飞的来信以及听到街坊四邻的孩子打工归来，眉飞色舞的描述，徐婶就很坚定地认为振邦必须走出家门，步入更美好的世界。在三个儿子中，徐婶最疼爱的是振邦，不仅因为他是最小的儿子，还因为振邦非常的仁义。更何况还有振飞，振华亲兄弟的照顾，她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在信中，徐婶还婉转地希望振飞能否先帮振邦找到一个工作，先为他铺好路。同时她还在信中很高兴地提到邻居家安了电话，如果他有急事可以往邻居家里打。
振飞完全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是单纯地为弟弟找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对于振飞来说并非是什么难事。这些年来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他也积累了一些人脉。他甚至有一些把废品只卖给他的客户。之所以能这样，振飞凭借的就是他所谓的“一毛钱理论”。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一角钱落到地上，很多人都不屑去捡，但如果他们要是去买东西，卖方少找一毛钱，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却是极大的冲击，感到很难受，甚至会断然地拒绝继续往来，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吃了亏的心理作祟，反之他们会觉得很高兴，认为自己占了便宜。贪图小便宜一直是这个古老国度难以启齿的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