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小镇后暂时住在一家上了年纪的宾馆。你大可不必担心它太过老迈，到底是住人的。夜半，久久不能入睡。听说半夜在这里能够听到敲门声，那种来历不明的陌生女人。灯光透过窗户静静地撒在屋里，天花板，墙壁，红漆木门。窗外不时响起汽车驶过的声音。除此之外，一切都让我感觉到陌生。我想起以前刚搬进那个公寓时，也是这种感觉。
第二天醒来时，全身麻的仿佛被肢解了一样，手脚都不是自己的了，好一会才算好了些。梅子已经走了。应该是刚走不久，我钻进被窝时，闻到一种独特的香味。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该怎么形容这种香味，只是越闻越觉得有些甜。
想起自己跟梅子在同一个房间里过了一夜，心情就像是被放了一次很长的假期，前所未有的轻松。忽然想起，梅子大概，应该不会生气吧。我并不是不想叫醒梅子，只是，我也说不上来只是什么，因为没过多久我就睡着了。
当我得知梅子生病的消息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我跟胖子正在一家饭馆吃午饭。
胖子只是胖子，并不是因为他胖。事实上，我第一次见到胖子时，大概是上高中那会，算是我第一个朋友。
“你好，明阳”。
“你好，胖子”。
胖——恩，很正式的一次交谈。好吧，这么着，我就一直叫他胖子。我是懒得再问，胖子也懒得说。
胖子告诉我，他谈了个女朋友。我问他什么时候的事？他把一瓶剩下不多的啤酒喝完之后，把空瓶子放在桌脚旁，犹豫不定的样子，“应该”，想了想又说，“两天前吧”。
胖子谈了女朋友着实令我惊讶。印象中他从未跟我讲过有喜欢的女孩之类的，犹豫不定的样子一时间令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从未想过要深究胖子为什么会犹豫不定。诚实的讲，心里多少有些慌乱。仿若在我跟胖子中间硬生生放入一堵看不见的墙，产生的陌生感叫人心烦。可又不能不说点什么。
“我认识吗？”。
胖子终于是没看出来，许是我自己掩饰的足够好——我是这么认为，犹豫不定的对我说，“你，应该，认识”。胖子说完又开了瓶酒，那瓶口冒出的白沫就跟他此时的心情一样犹豫不定。
这儿的老板是个个子不高，略微瘦弱的中年人。我跟胖子叫他老方叔。老方叔是我为数不多的一位较为特殊的朋友。说是朋友，也不全算是。有时候老方叔也会凶人，完全没有一点老朋友的觉悟。可我跟胖子通常都一言不发的接受。没办法，你不得不接受。凡是让他觉得你有一点反抗了，他便一直喋喋不休的说你。见面说，隔三五天也说，说到你一言不发为止。
老方叔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有时也会一个人喝闷酒。
有一次看见老方叔一个人喝酒。想跟老方叔说，喝酒怎么不叫我。想想还是算了，自己不会喝酒。老方叔一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桌，店里没有人。记得那天天气不是很好，阴沉着脸，没有风，也不是很热。
那次我跟老方叔谈到关于另一半的事。老方叔问我交女朋友了没有，我说，“还没”。“想找什么样的？”老方叔说话的语气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烦躁。
“说不上来”我想不起来那时认识了梅子没有。从口袋里掏出烟，不停的划拉着。老方叔一直在盯着放在他眼前的啤酒，试图从深绿色的啤酒瓶上看出点什么来，终于也只是失望的一直盯着。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盯着老方叔——他在盯着啤酒瓶，也没能想明白老方叔为什么会突然间说起这事——从未有过的事。这是第一次，也竟是最后一次。
那天跟老方叔坐了很长时间，谈的却很少。无意间问起老方叔的另一半，得知老方叔的女人姓杨，其他的老方叔没多说，我便也没再多问。那是我第一次跟多我一辈多的朋友聊他的心事，也就显得拘谨了许多。本是想再问老方叔的孩子——也无多大用意，只是突然间想起。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很难想象我竟可以毫无障碍的谈起老方叔的女人，可就是这么谈起了。就好像话题聊到某个程度了，自然而然应该谈起了。
因为觉得老方叔是自己为数不多的一位较为特殊的朋友，也就在以后的日子里对老方叔的事上了心。尽管自己明白，对老方叔来说并无多大用处。
胖子结完帐后坐在那抽烟。桌子上还剩下一瓶喝了一半的啤酒——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但我知道它现在理所应当这样。
我从老方叔的饭店里出来后回了公寓，胖子估计是去找他的女朋友了。回到房间时，突然间接到电话。
在梅子的房门外站了有一会儿了。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有些听不大清，叫人着急。也不敢大声敲门，隔一会儿喊一声梅子。大概五六次的样子，屋里传出鞋子摩擦地面发出的声响。
梅子开门后又回床上躺下，我坐在床沿。
“你怎么来了？”梅子一边说着一边费力的挪动着身体，转过身来。
“你刚给我打的电话”给梅子倒了杯水，“要不要喝点开水？”。
梅子抿了抿发白的嘴唇，“不想动”。
“怎么了？。”
梅子半眯着眼睛看着我，“头痛的要死浑身好烫，可又觉得冷”费力的说完这些，抿了抿嘴唇又接着说：“应该是感冒了，温度有点高，发烧了”。
“去医院看看吧”。
“恩”。
事后我一直在想，梅子给我打电话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不，倘若只是因为恰好跟梅子住在同一栋楼里，这么想，我又开始琢磨梅子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总觉得自己还跟梅子聊了一些其他什么话，记忆力总是有一团模糊的字眼挥之不去，又看不得真切。应该不是太重要吧，这么想，也就随它模糊了。
我陪梅子去了离公寓最近的一家诊所。偌大的大厅里，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医生正在给一个5、6岁的小女孩看病。小女孩一直在哭，抱着小女孩的那个女人看起来30多岁。
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看着那个女人——当然，并不是明目张胆的看着。按理说，我没有任何理由对一个素未蒙面并且毫无兴趣的女人观察如此之久。后来我才想，大概是因为莫名其妙的想起了老方叔。
于是，我便固执的相信了自己的第一感觉。
我跟这个女人成为朋友是这之后的事。不必惊讶，确实是朋友。她就住在梅子的隔壁，我去找梅子时遇见的她。当时她正在跟梅子聊天。我才知道，她跟梅子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
梅子一直在嘟嘟囔囔的说着口好渴，好多遍后我才听清，主要是那小女孩一直在哭，扭动着身体，让我莫名其妙的笑了出来。大概是想起了我小时候的样子。
我让这里的护士倒了杯水。说是这么说，也不大像，没有正式的服装。
医生一边给小女孩挂上点滴，一边哄着。遗憾的是小女孩并不领情，她一直在竭尽全力的阻止令她感到疼痛的讨厌的医生，终于也只能哭着喊着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梅子大概是被哭声吵醒了，眯着眼说了声好吵，说完又把眼睛闭上了。我想她是太累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就这么看着梅子，生病中的梅子比平时更加柔弱。那是一种散发着忧伤气息的病态美，我深切的明白那是这个城市没有的忧伤，叫人生不出任何一丝责备的意味。下意识的紧了紧抱着梅子的左手。
第一次抱着梅子的情景记忆犹新。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决定找个机会对梅子说点什么。至于说什么，怎么说，那时候还没想好。这不像平时聊天，聊到一定程度了，自然而然就谈到了，又做不到刻意去聊这些。因而是什么时候对梅子说的，一时间也想不起来。
没过多久，医生走过来对我们说：“怎么了？”。
“她发烧了”我对医生说。
“什么时候的事？”。
“应该是昨晚吧，不是很清楚，前一天她淋了场雨”。
“把她扶到里屋，量下体温”。
“恩”。
我有些讨厌这个医生，莫名其妙的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倘若非要说点什么缘由，大概是我莫名其妙的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些别的东西来。记忆里，有关他的一言一行，被我毫不留情的掩埋。假如不是因为梅子，实在不愿费尽心思的想起。
所谓的里屋是由一个木制柜台隔绝成了一个几平米的空间。事实上，这里所有的地方都在一个大厅里，包括墙角那间用木板砌成的小房间。那里通常用来给人打针，因为涉及到隐晦的地方。也放一些药品。
里屋摆放着六张塑料躺椅，靠墙的地方有一张竹床，紧挨着小房间。椅子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台电视显示屏。我让梅子躺在竹床上，自己坐在床沿。
我不记得时间过了多久，应该不是很长。当我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医生刚好从外面进来。我让梅子把体温计拿给医生。
“确实发烧了，打个点滴吧”。
“医生，多少度？”。
“39度5”。
我吓了一跳，它可以把你的感情烧的面目全非，却还能让你深深的期盼。梅子是怎么想的——，当时我跟梅子都还不是很清楚。但我深切的明白，自己是怎么想的。
事实上，那天并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梅子安全的退烧。让我印象深刻并且耿耿于怀的是后来医生说的一句，“她是你女朋友吧”——他说这话的用意，多半只是同茶余饭后的闲聊一样，一边捣弄着药品，一边随意的对我们说。我不清楚梅子是否也听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