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读过这样一副对联：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记不得是谁写的了，更记不得是在哪里读到的。但这副对联的内容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欲忘不能。究其原因，我那时正在“做先生”，正正经经一教书匠。故此，其他于我无关的东西都如过眼云烟，独留下“做先生”这共同的感慨。
这副对联，哀叹命运的不济，在穷得无可奈何之时才去做了教书匠，但凡有一点点办法，有一条路可走，也不干这行当的。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这句古语的真理性。记得小时候，我曾把它说成是“家有两石粮，不当孩子王。”奶奶一旁纠正道“不是两石，是二斗。”两石本已不多，合现在的计量单位是四百公斤，顶吃大锅饭时两个人一年的口粮。可是偏这编格言的吝啬得很，连毛算两个人的口粮也不给，只给你二斗。二斗是四十公斤。四十公斤是粮食定量时，一般职员两个月又十八天的口粮。也就是说在什么也没有的情况下，只坐吃山空可吃两个月零十八天，可谓不多也！两个月十八天吃完之后又吃什么且不管，喝西北风也好，吞东北雪也好，没人为你想得那么周全。然而就这两个月又十八天的活路也不当那“孩子王”。可见孩子王这差使是多么地等而下之，多么地令人深恶痛绝啊难怪没有人爱当老师，老师的地位在老祖宗时就被贴了廉价的标签的。而今虽然全社会都奋起呼吁重视教育，把教师的地位提到什么什么水平上来，却还是稳不下老师那颗“不当孩子王”的心来。说起来真该埋怨老祖宗，你老祖宗只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却不体谅“树人”的艰辛。否则，为“树人”者冠以高高的头衔，俸以厚厚的薪水，尊重他们，器重他们，然后将这生成一种不可或缺的传统基因，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并遗传下来，教师这个行当怕是抢着来做了吧说起来惭愧，我便是那千千万万个“孩子王”中最想“不当孩子王”者之一个。岂止是想“不当”，千方百计来不当。尽管上课时也兴致勃勃地尽职尽责，论古道今，而下得课来，便厌恶之极，乃至烧香拜佛。欲一卸“孩子王”之恶任而后快。
孰不料，我的“不当孩子王”的愿望在一天之间变成了现实。
回学校取东西时，走进校园，我才意识到这回是真的“不当孩子王”了，这次离开校园，就是与讲坛的永别。不知怎的，心中忽然升起一缕难以言表的感情。是留恋？是失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教室，这教室前那矩形领地再不属于我了。我再也没有权力说：“同学们，请把书翻到第×页。”我再也没有资格说今天我们学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拿来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了。这是真的永别了，真真地，活生生地永别了。
我一个个数着我上过课的教室，默念着教室里所讲授的课文，和那些熟悉的名字……课堂上每一个能忆起的镜头都成了我珍贵的回忆。
当然，这都是前几年的事了。
近几年，教师的境遇有所好转，一改过去那种“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改行的教师也少了许多，有的教师还许下了“一辈子不改行”的诺言，这在过去几乎是不曾听到的。当教师的确很辛苦，旁观者的所见所闻，远不及当教师的或当过教师的体会得深刻。所付出的与所获得的能够达到一种平衡，这是最基本的待遇，也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过，这些都与我毫无干系了。
上课也有瘾，我有时也真想过过上课的瘾，曾经有一个群众团体要我给讲一课，我答应的好好的，也准备的好好的，谁知到了那一天，捎话人阴差阳错地把话捎了过来，致使我失掉了一个机会，一个过上课瘾的机会。正像人们所说，失去的，才觉得珍贵。对于我，上课的权力，大约是永远地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