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我回来后有地方写作，我联系了最后一位在广州的朋友文学锋。“没问题，等你从蒙古国回来，就到这里来写作吧。”他在中山大学工作，于是中大的图书馆随时向我开放了。由于每一本书中都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在写后几本书时，我大都借助了中大的图书资料。
在出发前，我去见了好友洪波和丁儿夫妇，在小米公司工作的丁儿决定赞助我一个最新的小米手机。“这下可以把你的黑莓换掉，小米拍照的效果要好得多。”丁儿对我说。于是，在路上当我不想把大号的相机拿出来时，就用手机拍照，效果堪比专业相机。
只是，我在蒙古国一路上全是搭帐篷度过，唯有最后两天借住在当地人家里的地板上，由于没有充电条件，使用手机的频率不够高，否则能够拍下更多的即时风景。
除了准备装备之外，另外的问题则是准备签证和购买火车票。
据我所知，蒙古国有不少麻烦的签证手续。这些手续或许对西方人已经逐渐放开，但对中国人依然保留。比如邀请函制度，个人旅行者必须获得蒙古国国内组织的邀请函才能去申请签证，我没有邀请函，但这完全不是问题，只要在淘宝上随便一搜，就可以找一家代签机构帮忙了，只是这样价格会昂贵不少。为了节省时间，我也只能这么做了。
另外，去往蒙古国乌兰巴托的火车票同样昂贵。由于签证的停留期只有一个月，我不得不先坐火车去乌兰巴托，再从乌兰巴托开始自行车之旅。火车票加签证费已经超过了2000元。事实证明，这是我此次旅行中最大的一笔花费了。在蒙古国境内将近一个月，也只用了1300元而已。
在准备装备、申请签证的过程中，我也在同步准备着进入蒙古国之后的线路问题。由于我旅行的兴致主要在历史和文化上，在设计线路时自然要结合蒙古国的历史地理来综合考虑。
对于普通的旅行者，一国的首都是停留最长、游玩最深入的地方，而对我来说，有几个地点的重要性却远超首都。在这些地点中，首都乌兰巴托东面和西面的两个河谷地带尤其吸引人。
在乌兰巴托的东面两三百公里处，有一列蒙古国最特殊的山脉叫肯特山（Khentii Mountains），这列山脉的南面是一个巨大的河谷平原，在这里有三条河流过，分别是克鲁伦河（Kherlen River）、图拉河（Tuul River）和斡难河（Onon River）。
对于蒙古国人来说，全国有三列最重要的山脉，在东部是肯特山，在中部偏西的地方是杭爱山（Khangai Mountains），西部与中国、俄罗斯交界处则是阿尔泰山（Altai Mountains）。其余的山脉大都可以看成是这三列山脉的延伸或者附属。
三列山脉中最高的是阿尔泰山，山脉密布着海拔4000多米的雪峰，其次是杭爱山，它的主峰接近4000米，但夏天时峰顶只有少量的积雪。肯特山最低，最高峰亦不超过2000米，但对于蒙古族人来说，肯特山始终和蒙古族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成吉思汗关联在一起。
而那三条河流经的河谷平原，则是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的活动中心。关于蒙古人早期历史的著作有很多，中国的《元史》、波斯人拉施特主持编撰的《史集》都记载了一部分关于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大草原地理状况，而蒙古人自己也曾经书写了一部奇书叫《蒙古秘史》。这本书之所以神奇，在于流传下来的版本是一个混合版，用汉字标注蒙古发音。比如，如果要用汉字记录英文发音，可以把文学（literature）一词记做“利特瑞彻”，把吃饭（eat）记成“伊特”。可如果把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通篇都这么用汉字写出来，那么不仅英国人不懂，汉族人也看不明白。要读懂这样的书，必须首先学会汉字，然后要精通英语的发音。而《蒙古秘史》（蒙语发音是： Mongyolun niyuca tobciyan）这个书名被记成汉字“忙豁仑纽察脱察安”，它的整本书也的确用汉字“加了密”。
实际上，现在的蒙古国使用的文字系统还是非常别扭，那儿的人说蒙古语言，却使用俄文字母（西里尔字母）来记录。
《蒙古秘史》中记载了早期成吉思汗的活动，他的活动地域大都可以在肯特山区和三河流域找到，并一一对应下来。在肯特山区有圣山布尔罕哈勒敦（Burkhan Khalduun），成吉思汗在发迹之前，就和母亲、弟弟们生活在这里，而这里也可能是埋葬他的土地，只是他的墓葬至今仍没有找到。
传说成吉思汗出生在达达勒（Dadal），而在如今蒙古国和俄罗斯交界附近的确有一处叫达达勒的地方，被人们认为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
在肯特山区南面，有一个叫作库库诺尔（Khokh Nuur）的小湖，它小到只有一个池塘那么大，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浩赫湖，成吉思汗第一次加冕就是在这个湖边。不过，这次加冕并非是其被尊为成吉思汗的那次，而是他的父老乡亲和叔父们尊他为头领之时。从一个部落的头领到统领全蒙古所有部落的成吉思汗，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肯特山南面的三河谷地，有成吉思汗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德勒格尔汗（Delgerkhaan）。在这里，成吉思汗开展了与他的安答（拜把兄弟）札木合的战争，并征服了塔塔尔人，报了杀父之仇，又打败了信奉景教（即聂思托里教，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分支）的克烈部。克烈部的首领叫王罕，曾经与成吉思汗情同父子，并帮助他完成了从流浪少年到部落首领的角色转换，最后却因为霸权而兵戎相见。同样是在这儿，成吉思汗还征服了西边的乃蛮部，归并了卫拉特人、蔑儿乞人、吉利吉思各部、洪吉喇部等，完成了蒙古部落的统一。
也正是从这儿，成吉思汗开始攻打女真人（金朝），并发动了对西夏的三次战争，最后挥兵西进，开始横扫中亚。
直到老年，成吉思汗才开始考虑把首都迁往另一个地方。而真正的迁都则是由他的儿子——大汗窝阔台实行的。
在乌兰巴托西面400公里的地方，有着另一片著名的河谷地带——鄂尔浑谷地（Orkhon Valley）。这里就是蒙古帝国都城哈拉和林（Kharkhorin，或者Karakorum）的所在地。
哈拉和林曾经让不知多少人魂系梦萦，它比之前的都城德勒格尔汗更适合成为世界的中心。德勒格尔汗成为首都，是因为当时的成吉思汗只占有了蒙古草原的东部，且他选择的位置正好是他生活过、奋斗过的地方。而一旦拿下了整个蒙古草原，需要向外扩张的时候，更加靠近西部的哈拉和林显示出了位置的优越性。
我的计划是： 首先前往肯特山区去寻找成吉思汗的踪影，不管是浩赫湖，还是德勒格尔汗，由于蒙古人的游牧传统，当年的遗迹几乎荡然无存，但我想去看一眼当年蒙古人生活的环境，去探寻他们崛起的秘密。
从东部回来后，我将骑车3000公里，去往广阔的蒙古国西部，一路上经过哈拉和林，再从后杭爱省（Arkhangai Province）一穿而过，向北方去看巨大的库苏古尔湖（Lake Khovsgol），从库苏古尔南下乌里雅苏台（Uliastai）。
当蒙古人衰落，并被清朝的皇帝并吞之后，乌里雅苏台成了清军的驻扎地，承担着蒙古地区中心的功能。
乌里雅苏台位于杭爱山的西南方向，如果从东部过去，意味着翻越整条杭爱山脉。
从乌里雅苏台继续西行，可以到达蒙古国最狂野的西部，成吉思汗和后代们西征的道路就从这里穿过。这儿还是古代人种斯基泰人（Scythians）的大本营，在广阔的空间布满了巨大的石头陵墓，这些石头墓都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我选择的路线将经过西部省会乌兰固木（Ulaangom）和乌列盖（Olgii），最后到达科布多（Hovd）。
科布多同样是清军驻扎的地方，那儿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儿也是我骑行的终点，距离中国的新疆已经不远了，我将搭车从新疆出来，结束这次的行程。
计划制定完毕，我才意识到自己过于贪婪了。我试图将蒙古国的一切都收入囊中，可我只有30天的停留期，由于第一天到达乌兰巴托已经是下午了，我实际上只有29天的时间。
更何况对于路况，我几乎一无所知，一天到底能骑行多远？按照以往的经验，在柏油路上一天可以骑行100多公里，但在土路上却只能骑80公里左右。由于蒙古国土路居多，平均每天很难达到100公里，可上面的线路已经接近4000公里。显然，我必须在旅行中权衡着放弃某些地点。
2013年6月底，我购买了7月10日出发的火车票，这趟列车开往遥远的莫斯科，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停留时恰好是11日下午一点前后。
距离出发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我策划了一次短途的练车。由于长时间没有骑过自行车，重新上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010年，我和王友民曾经计划穿越藏北无人区，最终我却放弃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是没有经过充分的练车，身体没有拉开。这次我不想重犯以前的错误。
我练车的路程并不复杂，在北京的北方，分布着一系列与蒙古人和元朝有关的地点。在北京有著名的元大都土城遗址，著名的北海也是元代的遗留。在我写作生涯早期，对我帮助巨大的朋友沈碧芸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这个学院就在元大都土城遗址附近。我的好友张娟家也住在元大都遗址附近，去她家吃饭时，从她的窗户里就可以看见不远处的土城和护城河，以及更远处的奥林匹克公园。
除了元大都遗址之外，如果向北经过昌平，翻过著名的居庸关，过了官厅水库，就到了另一个和蒙古人相关的景点： 土木堡。这里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蒙古民族的一支在明朝时曾经在这里俘虏了一位明朝的皇帝——明英宗。如果明英宗生活在现代，他坐上汽车，只要两个小时就能逃回京城，但可怜的皇帝陛下生活在几百年前，眼巴巴地在距离京城只有100公里的地方被瓦剌军俘获。
从土木堡再向西北方，过了怀来、宣化、张家口和张北，就到了一座白色的城池废墟。这里曾经是元代短命的中都。虽然这座废城早就为人所知，但意识到它就是元代的首都之一，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这大概是因为，这座城市作为陪都的历史过于短暂了，以致其存在被人们忽略。
从元中都遗址向东北方向移动，越过几个带有古代浓郁气息的地方——太仆寺旗和正蓝旗，在茫茫的内蒙古草原上，就到了另一个著名的元代遗迹： 元上都遗址。这里曾经是马可·波罗来过的地方，也是元代的政治中心之一，比元大都的历史还要早。
从北京出发到达元上都遗址，整个路程大约在500多公里，我用五天时间骑完了全程。最初的两天下着连绵的阴雨，仿佛预示着我这个夏季都会在雨水中度过。不过后三天的天气非常不错，让人感到振奋。
我甚至骑行了一段高速公路。按照规定自行车是绝对不能上高速的，但由于标识不清、道路设置不合理，我误打误撞来到了高速入口，还没有别的路可以下去。在张家口北方的高速路口收费站，一位姑娘拦住了我：“自行车不能上高速。”
我支支吾吾想不出答词，心里还在盘算着得倒回去好几公里才能下去走别的路。姑娘似乎看出了我的困境，连忙加了一句：“逗你玩的，过吧。”
于是我就在高速公路上翻越了著名的野狐岭，它也是内地的平原和内蒙古高原的分界线，过了这里，就到了彼时的明朝疆域之外，或者说从定居文明过渡到了游牧文明。中国境内的草原上也有着大片的绿色和连绵起伏的山川，白色的蒙古包在蓝天白云下悠闲地趴着，一切都显得懒洋洋的。
关于这次练车，以及几个遗址的情况，我想插入后文的叙述中，在回忆蒙古人的英勇历史时再回头讨论。这次练车最主要的是把我的肌肉拉开了，使它越来越有耐力。回到北京我又休息了两天，出发时，身体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
7月10日，上路的时间终于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