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当时诸子蜂起，相互辩难，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受到了墨家和杨朱为代表的道家的挑战。儒家思想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并回答对立各派提出的驳难。在这种情况下，孟子“距杨、墨”、“放谣辞”、“息邪说”，维护了孔子的基本观点。他根据新的形势，对孔子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适应新形势的新观点，进一步完善了早期儒家的学说，成了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奠基人。
孟子提出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为实现其理想四处奔波呼号，所到之处常常受到冷遇，既没有人采纳他的主张，又没有人委以重任，甚至还遭到绝粮的困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对此曾作过精辟的分析：
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任用他，到梁国，梁惠王也不采纳他的意见。他们认为孟子的主张迂腐而不切实际。
当时，秦国任用商鞅，使国富兵强；楚国、魏国任用吴起，常打胜仗；齐威王和齐宣王任用孙膑、田忌等人，使齐国强盛，各诸侯国常来朝拜。天下正在利用合纵连横的活动争夺角逐，崇尚兼并战争，而孟子却大谈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德政，反对战争，所到之处不能与各国君主相合。司马迁的见解是很中肯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了空前的统一的封建帝国，实行了“焚书坑儒”的政策，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结果很快被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所推翻。
西汉建立后，面对秦王朝速亡这一现实，认真总结吸取其失败的教训，逐步认识到原来被冷落的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才是治世的良方。汉高祖刘邦的谋臣陆贾，最早提出“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的问题，他指出秦代灭亡的原因，关键的一点，就是得天下之后没有能够“行仁义，法先圣’。他以此观点为出发点写成了《新语》12篇，得到了汉高祖的赏识。汉文帝时，迫于社会形势的发展，不少思想家却认识到，汉王朝应在指导思想上从法家、黄老的思想转变到儒学的仁政王道上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汉文帝时，贾谊又一次指出，秦朝之所以迅速土崩瓦解，其原因就是“仁义不施”（《过秦论》）。汉文帝把《孟子》和《论语》《诗经》《尔雅》一起作为仅次于经书的传记，立于国家的学宫，并设置了专门研究和讲习《孟子》的博士之官。到了汉武帝时，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并得到长足发展，政治局势更加稳固，客观上需要一种适合这一形势的统一思想。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把孟子的仁政王道奉为施政的圭臬。
《孟子》一书到了东汉受到了学者的重视，孟子也更加被推崇，赵歧为了宣扬孟子的思想，注释《孟子》，成《孟子章句》一书，他在《孟子题辞》中，宣称《孟子》一书是包罗天地万物、仁义道德、生命福祸无所不载的光辉著作，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唐代，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孟子在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中间的影响日增，文人学土争相仿效孟子的文章。一般认为，古今传诵的杜甫诗中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就是《孟子·梁惠王》篇中“庖有肥肉……”一段对话生发出来的。不仅如此，在韩愈等人的推尊下，孟子被推到了和孔子并列的地位，韩愈排斥佛、道，竭力建立儒家的道统。他认为，这个道统，尧传于舜，舜传于禹，禹传于汤，汤传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于孔子，孔子传于孟子。孟子死了之后，儒家的一脉相传的道统失传了。因此，“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即主张恢复和继承儒家的正宗传统，必须从学习孟子开始。
人们自此之后普遍地把孟子和孔子连在一起，孔孟之道的说法也因此流传起来了。
《孟子》北宋神宗熙宁年间，被正式列为经书，并成为国家科举考试必读教科书。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封孟子为邹国公，这是孟子死后得到的第一个封号。
次年，又把孟子的牌位供奉到孔庙中。南宋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并为之作了注释。朱熹是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学者，经他的提倡，《孟子》又成为与《论语》具有同等地位的著作。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封为邹国亚圣公。
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去掉了孟子封号中邹国公三字，直称“亚圣”。孟子又从公爵提高到仅次于孔子的圣人地位。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这一思想的提出，不是说民比君尊贵，而是以民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孟子提出的这一问题一直是封建社会特别是后期思想家、政治家争论的焦点。北宋司马光就公然对孟子提出指责，认为他的重民的观点与孔子“臣事君以忠”的原则相违背。后来，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对孟子的重民思想更加反感，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他叫人把《孟子》中所有有关重民思想的章节全部删去，书名《孟子节文》，连所引《尚书·汤誓》“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都删去了。共计删除85条，并且不准士人学习这些被删去的章节，更不准用它作考试题目。朱元璋有一段时间还把孟子逐出了孔庙，经人劝说才得以恢复。明朝末年，一些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从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看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局限性，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中寻求限制君主个人权力的理论根据。如黄宗羲公开宣扬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集中地批判了君主专制的罪恶，指出了专制君主是天下之“大害”，他称赞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是“圣人之言”，对朱元璋“废孟子而不立”的做法公然提出责难。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实行变法维新时，把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作为反对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的历史依据。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特开设《孟子界说》一课，专门发掘孟子的所谓“民权思想”，对地主阶级顽固派进行了批判。谭嗣同还以孟子的性善论进一步论证人人平等的主张，为宣传“民权”思想，反对封建君权的资产阶级学说大造舆论。孟子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孟子思想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孟子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应批判地加以继承，促进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文化。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占着支配的地位，遍及社会政治生活和民间风习的各个角落，至今仍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由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结合而成的“孔孟之道”。孔子孟子被尊为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是春秋末年的一位伟大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被尊为第一位圣人，号称“大成至圣先师”。孟子则是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他毕生的事业就是继承和发扬孔子思想，为儒家学说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人们把它尊为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号圣人，名之曰“亚圣”。
（赵红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