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得合情合理，但我俩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把一艘多帆单桅船拆散，装在大船上带去，同时我们也商定带几个木匠，到了岛上，他们花不多的日子，就能把这船组装起来，使它可供航海之用。
我没花多长时间就作出了决定，由于我侄儿的建议和我一拍即合，因此我听不进别的意见了。再说我的妻子已经去世了，还有什么值得牵挂的呢？不过那位德勋年高的孀妇朋友，她相当认真地想要说服我，说要我考虑自己的年纪，自己舒适的生活以及长途航行中的风险，特别是我的孩子们还小。然而，这些话没有丝毫作用，我无法抵御自己的强烈愿望；我觉得自己的思想中有一种观念，似乎只要呆在家中就是违背了天意；我这么一说；她倒不再劝我，反倒为我出力，不仅帮我作出航的准备，而且还为我安排出航期间的家务和孩子们的教育。
为了办妥这件事，我写好遗嘱，极安稳地把财产转移到孩子名下，而且所托之人又极为可靠，因此不管我今后命运如何，我是完全放心的，绝无后顾之忧；至于孩子们受教育的事，我就交给那位寡孀了；同时，为了她能尽心尽力，我给她本人也提供了充分的生活保障；对此，她完全是应该享有的，由于没有一个母亲能比她更关心我孩子们的教育；后来我返回时她还健在，我还为这事感谢过她。
我的侄儿准备在一六九五年一月上旬出航。八号那天，我带着礼拜五在多佛尔海峡的唐斯上了船。除了给我那块领地带去大量的各种必需品，还带了一条小船。我打定主意如果我发现那里情况不妙，我就带着东西离开。
首先，我带了一些仆人，打算把他们安置在那儿，成为那儿的居民；至少我在那儿逗留的时候，要他们替我干活，然后根据他们的意愿，或是带他们走，或是留下；我特意带着两个木匠，一个铁匠和一个特别心灵手巧的人；他的本行是箍桶，然而各种手艺活他都很在行，既善于制作圆轮和碾碎谷物的手推磨，又是个熟练的镟床工和制陶工，反正只要是黏土和木料能做的东西，他样样会做一总之，我们叫他多面手。
除了他们以外，我还带了一个裁缝，他原先提出要搭船随我们去东印度，但后来同意留在我们的新种植园里，事实证明，除了他的本行之外，他也是一个极为有用的人，在许多方面十分灵巧：由于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客观上的必要性，使我们能胜任各样的工作。
我没有保留我所带物品的清单，现在回忆，它们包括数量足够的亚麻布和一些英国出产的薄衣料——我预计在那儿会见到那些西班牙人，这是准备给他们做衣服的——我带足了这些东西，它们至少可以用七年以上。我为他们带去的衣料加上鞋帽和袜子手套等等，所有这些穿的东西共花了我二百多镑，当然这里面还包括一些床、床上用品，尤其是厨具，连同壶壶罐罐等等；此外我还花了近一百镑的钱买了些铁制品、钉子、各式工具、卡钉。钩子、链子，反正只要我买得到的都买了。
除了一些手枪，我还带了上百件备用的武器，火枪，滑膛短枪，相当数量的子弹，三四吨铅，再加上两尊铜炮；由于我不知道这次将出去多少时候，也不知道此行将遇上何种艰险，因此还带了刀剑和矛戟的铁制部分；总之我准备了一个大军械库；我还吩咐侄儿，要他在他的船所需要的火力之外，再带上两尊后甲板用的小炮，以备需要时可以从船上取下——到了那里，我们可能会筑成一个堡垒，派人驻守，抵抗各种敌人；我当初就想，如果我们要继续占领该岛，那么就需要这么一切，甚至需要得比这还多；关于这一点，在后面的叙述中将会看到。
同我以往的情况相比，这次航行中我运气不算太坏，只遇到了一些零星的意外，遇上了逆风和恶劣的天气，使得这次航行所花的时间比我预计的要长。在此之前，我只有一次出航去几内亚——那是我的第一次出海一可以说是按原计划回来的，这回出现了这些情况，我开始认为自己碰上了同样倒霉的事。我觉得自己生来就不能安安稳稳地待在陆地上，到了海上又总是倒霉。
起先，逆风把我们朝北吹，我们只好驶进爱尔兰的戈尔韦港，在那里由于风向不对而泊了二十二天；但这件倒霉的事中总算让我们有点安慰，那就是当地的食物价格极低，而且货源十分充足；因此我们泊在那儿，根本没动用船上的储备，反而还添了一些，我在这儿买了几口活猪，两只怀着小牛的母牛；当时我决定，要把它们带上那个岛，但后来情况有变，就把它们另行处置了。
我们二月五日从爱尔兰出发，一连好多天都是强劲的顺风。我记得大约在二月二十日左右，那天晚上是大副值班，突然他跑进后舱甲板的舱室里，告诉我们说他看见火光电闪，接着又听见一声炮响，他正在对我们说着这事，有个见习年跑进来，说水手长又听见一声炮响。这一来，我们都跑到后甲板上，在那儿听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听见；然而没过几分钟，我们看见一团很大的火光，继而发现远处熊熊烈火。我们立刻根据我们的船位进行推算，发现在那火光的方位上绝不可能有陆地；再根据刚才听到的炮声，我们断定是有一条船在海上起火了；因此我们就直朝那方向驶去。我们驶过的距离越多，那火光显得越来越大，我们觉得这样的话，有把握很快就可以见到船；尽管如此，由于空中云雾弥漫，有一段时间我们只能看见那火光，其余都看不见。行驶了半小时左右，虽说风并不很大，但一直是顺风，而空中的云雾也消了一些，因此我们已可看清，那是一艘大船在海上燃烧。
看到这种灾难，我内心深感震动，尽管那船上的人我根本不认识。我顿时想到了自己以前的遭遇，想到那位葡萄牙船长把我救起的情景；现在那条着火的船没有伴航的船只，船上那些不幸者的处境不知要悲惨到什么地步。于是我命令发五响炮，要一炮连一炮地发，以便他们得知援救者离他们不远，从而让他们尽快上救生艇逃命；由于在那夜色中，尽管我们能看到他们，他们是一点也看不见我们的。
有好一阵子，我们紧紧盯着这艘着火的船，只管跟在它后面，等待白天的到来；突然那船上爆炸起火，火光冲天——虽说这在情理之中，然而把我们吓了一大跳；紧接着，在短短几分钟之内，火光已完全熄灭，也就是说，船已完全沉没。这景象实在叫人难过，我想到那些不幸者，不是与船同归于尽了，就是忧心忡忡地待在救生艇上任大海拨弄；可是漆黑一片，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尽力为他们指引方向，便吩咐把船上的手提灯用上，挂在船上一切能够挂的地方，而且夜里时时鸣炮，让他们知道附近有船。
早上八时左右，我们从望远镜里发现了两只救生艇，艇上都挤满了人，吃水都很深。我们看到他们逆风中划着船，发现他们已看到了我们，正在尽力使我们注意他们。
我们立刻挂起船旗，让他们知道我们看见他们了，同时又挂出一面信号旗，表示要让他们上船；然后我又张了帆，直向他们驶去，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他们近旁；长话短说吧，那船上乘客很多，男男女女大大小小不下六十四人，我们全部救了上来。
通过询问，我们得知那沉船是条三百吨的法国商船，由加拿大的魁北克港出发，驶回法国，那船长详细地向我们讲起了失事经过；他说，由于舵手疏忽，先是船尾起了火，但在一番扑救之后，大家都以为火已完全扑灭了，可是人们随即发现这些火星溅到一个人们难以够到的地方，无法真正扑灭；接着火就蔓延到船骨之间和船夹层中，然后又殃及货舱，使救火手段归于无效。这时他们已无计可施，只得都上了救生船；幸好这些船都相当大；那船一只是大艇，一只是很大的舢板，还有一只小艇对他们没多大用处——只能在他们从大火中逃出性命后，用它来装些水和粮食。事实上，他们虽逃到了这些救生船上，但由于离陆地太远，能活着回去的希望并不大；但他们说，这样至少可以避免葬身火海，而且在海上毕竟可能遇到船只，有可能获救。他们有帆、有桨，还有一只罗盘；这时疾风劲吹，风向是东南偏东，他们正可借这股顺风尽力驶向纽芬兰。他们的粮食和水如果吃得极端节约，维持不饥不饱的水平，那就可供他们维持十二天，在此期间，如果不碰上坏天气和逆风，据那船长说，他们就有希望可以到达纽芬兰的班克斯，或者途中再捉到一些鱼，帮助他们维持到上岸。然而，对他们不利的因素很多，例如风暴，雨雪和严寒，逆风等等。如果他们能够生还，那么这也可算是奇迹了。
船长告诉我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人都到前途渺茫，准备放弃努力了，可就在那时他们突然听到一声炮响，随后又听到了回声，使他们惊喜交集——这就是我下令放的那五发炮。这使他们精神大振，同时也正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知道附近有船来救他们了。
由于这些炮声，他们放下桅杆收下帆，由于炮声是从上风方向传来的，他们决定在那儿等到天亮再说。此后，由于再没听到炮声，他们放了三枪，但对我们来说，他们处在下风方向，因此我们一声都没听见。
又过了一阵，他们看见我们挂出的灯火，听到我们的炮声一一我下令晚上都要开炮的——当然更加惊喜，他们就把船朝我们划过来；最后当得知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时候，那种喜悦之情简直不可表达。
这些不幸者获救之后欣喜若狂；他们做着各种手势，做着各种动作，这些我实在难以描述。倒是伤心和担忧比较容易描述，其表现无非是叹息、流泪、呻吟或者脑袋和手的某些动作；然而过度的喜悦则有千百种出格的表达方式。有些人在流泪；有些人则似乎痛苦至极，大叫大嚷捶胸顿足；有的人胡言乱语，简直是发了疯；有的人在船上乱跑；有的人手舞足蹈，放声歌唱；有的人哈哈大笑；但更多的人大声在哭；还有不少人默不作声，说不出话；有几个人感到头晕，似乎马上就要昏倒；只有少数几个人在胸前划着十字，感谢上帝。
我不能怪他们；也许再过一阵有很多人会产生感激之情的；但一开始，他们感情上受到的震动过于强烈，他们无法控制这种感情，一下子就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在惊喜中保持镇定，显得庄重从容。
另一方面，这也许同这些人的民族特性有关。一般地说法国人的性格同别人的相比，是比较容易冲动的，他们的情绪容易发生变化，也有较大的起伏。就拿可怜的礼拜五来说吧，当我这忠心耿耿的仆人在小船里发现了他的父亲，那时他的惊喜之情与此极为相近；还有那位船长和他的两个伙伴，他们被坏蛋们带上岛上之后受到我的搭救，当时他们的惊喜之情与此也十分相似；然而没有一回可以和这次相比，无论是礼拜五的表现，还是我有生以来任何其它地方的情况。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上面所提到的种种出格之举，不仅表现在各个不同的人身上，而且哪怕就在同一个人身上，所有这种种举止都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接连表现出来。比如一个人现在默不作声，呆若木鸡，但转眼间他又会像小丑一样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再过一会儿，他更像个疯子，拉扯着自己的头发或衣服，过后，他又会哭泣起来，接着又是恶心，又是昏厥，要不是马上急救，真是几分钟就会死的；这种情况并不是发生在一两个人身上，而是他们大多都这样；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的船医不得不给他们中约摸三十个人放过血。
他们中有两位教士，一位是老汉，另一位是年轻人，最奇怪的一点是，这老汉的情况最糟糕。他刚一登上我们这船，竟倒地不起，看起来完全同死了一样，连点活着的迹象都没有了，只有医生认为他并没有死。最后，船医把这人的手臂又是揉又是擦，让那个部位尽可能暖和起来，接着便在那手臂上放血。起先，血只是一滴一滴地流下，随后流得快了些，三分钟之后他睁开了眼睛，一刻钟之后他开始说话，情况好了起来，再过一会儿相当正常了。为他止血后，他开始走动，并告诉我们他已经完全好了。医生给了他一点酒，他喝了之后显得神气清楚。这以后又过了一刻钟，医生在为一个昏厥的法国女人放血，人们突然奔了进来，告诉医生那个老教士完全疯了。看来，他把转危为安一事思来想去，结果过于兴奋，身体适应不了，以致气血淤塞而发热发烧，使他变得像疯子一样。医生看到这情况，不肯再为他放血，而是给他吃了一些镇静剂让他睡觉；过了些时候，药性开始发作，他一觉睡到天亮才醒，情绪和身体都已正常。
那位年轻的教士很能控制情绪，真是心情平和者的榜样。他一登上我们这船，便匍匐在地，为自己的得救而感谢上苍；可我非常糊涂，以为他昏过去了，非常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他的祈祷；尽管如此，他仍心平气和地向我道谢，并说他正在为自己的得救而感谢上帝，要求我让他祈祷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