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白的世界
那一次波士顿之行之后，我几乎每年的冬天都在北方度过。有一次，我到新英格兰的一个小乡村去过冬，在那里，我见到了冰封的湖泊和辽阔的覆盖着白雪的原野。我第一次体味到了冰雪世界无穷的神奇。
我吃惊地发现，大自然的巨手拂去了树木和丛林的苍绿外衣，只剩下零星的几片枯叶。鸟儿飞走了，光秃秃的枝桠上只空悬着堆满积雪的窝巢。一起的山岭和一望无垠的原野，到处是一派荒寂的景象。冬之神施展的点冰术已使大地僵硬生冷，丛林的生灵们似乎都已躲到了树的根部或者在某一处黑洞洞的地下蜷缩着冬眠，足迹难觅。即使天晴日朗，这世界却仍然是畏缩寒冷的，仿佛它的血管已经老迈凝固，它衰弱不堪地爬起来，只是为了模糊地看一眼这个冰冷的世界。
有一天，天气阴沉，这多半意味着暴风雪即将袭来。果然一小会儿，雪花漫天飘舞，我们跑出屋外，用手去接住那最早飘落下来的雪花。如丢棉扯絮般地下着，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原野变得银装素裹，白茫茫的一片。清早起来，简直不能分辨乡村的原貌了。道路被白雪覆盖，显不出一个可以辨认道路的标志来，只有光秃秃的树林在雪地里挺立着。
黄昏，突然刮起了一阵东北风，狂风把积雪卷起，向四面八方吹散去。家人围坐在熊熊的炉火旁，讲故事、做游戏，丝毫不觉得自己正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孤独之中。夜里，风更加猛烈，雪也大了很多，我们惊慌失措。听着狂风里屋檐嘎嘎作响，屋外的大树左右摇摆不住地乱舞，折断的树枝如骤雨击打着窗户，发出令人惊心的声音来。
一直到第三天，大雪方歇。太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照耀在银色新妆的辽阔平原上，周围到处是狂风吹聚而成的千奇百怪的雪丘。
我们在雪地里铲出一条狭窄的小路，我披上头巾和斗篷走出来。寒气袭人，风如冰刀。我和莎莉文老师一会儿走在小路上，一会儿行到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一片松林边，再过去是一大片宽阔的草场。
松树也是一身雪白的新衣，挺拔优美如同石雕，闻不到了松叶的芬芳了。阳光照在树枝上，就好像星星般闪亮，轻轻一碰，积雪纷纷飘落。雪地上强烈的阳光反射，使我那沉在黑暗里的眼睛仿佛也能捕捉一丝光亮。
残雪未融，另一场暴风雪又来了，整个冬天，简直踩不着土地。树木上的冰凌偶尔会融化，不过马上又会披上一件相同的白衫；芦苇和矮草丛都枯黄了，躺在阳光下的湖面冰封如镜。
那年寒冬，我们最爱玩的是滑雪橇。湖岸上有些地方坡陡路滑，我们就这样从那些地方往下滑。大家在雪橇上坐好，一个孩子使劲一推，雪橇便一溜烟儿地猛冲。穿过积雪，跃过洼地，向下面的湖泊径直冲去，很快就越过闪闪发光的湖面，滑到了湖的对岸。实在是太有趣了！多么好玩的游戏！在那风驰电掣的瞬间，我们似乎超越了世界，御风而驰，飘然欲仙。
学会说话
一八九零年春季，我开始学习讲话。我很早就那么渴望自己能够发出声音。我常常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尝试发出一些声音来。无论对于什么声音，我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听到猫叫、狗吠，我都爱用手去感觉它们的嘴；有人唱歌时，我喜欢用手去感觉他们的喉咙；有人弹钢琴时，我喜欢用手去感触键盘。
在没有丧失听力和视力的时候，学说话是相当快的。然而自从那场病，耳朵听不见后，我就不会说话了。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把手放在她的脸上，从而去感觉她嘴唇的开合，觉得很有趣。尽管我早已忘了说话是怎么回事，但也模仿大家的样子蠕动自己的嘴唇。家里人说我哭和笑的声音都很自然。
有时，我喉咙里也能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不过这不是在和别人说话，只是在不自觉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只有一个字，在我发病后还有印象，那就是“水”（water），我常常发成“Wa……wa”的声音，这个字的意思慢慢地也快忘掉了，直到莎莉文小姐来，而我学会了用手指拼写这个字之后，也就不再发这个音了。
我早就知道，周围的人都用与我不同的方式在对话。其实在我知道耳聋的人也能学会说话之前，我已开始对自己的交流方法极为不满了。一个人只能依靠手语与别人沟通，确实有一种被约束和不方便的感觉。这种感觉越来越让我不能容忍，我只想如何全力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急得像小鸟试飞却只能使劲扑打翅膀那样，一个劲儿地蠕动嘴唇，竭力想用嘴表达。家里人千方百计阻止我用嘴说话，怕我学不好而倍感沮丧。但我毫不灰心。后来偶然听到娜布·卡达的故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学说话的信心。
一八九零年，曾教过萝拉的拉姆森夫人，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随即来看望我。她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女孩子，名叫娜布·卡达，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就已经急切得五内如焚，暗自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我缠着莎莉文小姐求她带我去波士顿找霍勒斯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以寻求帮助。结果这位慈祥温和的女士愿意亲自教导我。于是我从一八九零年三月二十六日起，开始跟她学说话。
富勒小姐教的方法是——她发音时，让我把手直接轻放在她的脸上，使我真切领会到她的舌头和嘴唇的动作。我非常专注地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便学会了如何用嘴说M、P、A、S、T、L 这六个字母。
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十一堂课。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第一次流畅地说出“天气很温暖”这个句子时是怎样地欣喜若狂！尽然它们只是磕磕巴巴的几个音节，但这到底是人类的语言。我感觉到有一种新的力量，把我从生命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用这些断续而神秘的语言记号，去掌握圆满的知识并获得信仰的力量。
耳聋的孩子若是急于想用嘴说出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字，想跨越那死一般的无声世界，冲破那没有爱和温暖、没有虫唱鸟鸣、没有奇妙旋律的生活，他就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个字时，那像一股强大电流刹那涌遍全身的震惊与狂喜。只有这样的人才了解，我是怀着多么热切的心情同玩具、石头、树木、鸟儿以及不会讲话的动物说话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领会，当妹妹能听懂我的招呼，那些小狗能理会我的吩咐时，我内心是如何想要高声欢唱。
如今我可以用快捷直接的言语说话了，再也不需要别人从中翻译了，由此而得到的方便是难以尽述的。现在我可以一边思考，一边说话，而这一点是从前用手指说话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真的就能言谈自如了。我不过是掌握了一些说话的基本方法，而且只有富勒小姐和莎莉文老师才能理解我的意思，其他人只能辨识其中很小一部分。然而在我学会了这些基本语音以后，若是没有莎莉文老师的天份，以及她执着的努力，我是无法这么神速地学会自然的言语。
起初，我废寝忘食地苦练，才使我最亲近的朋友能稍稍听懂我的意思。随后，在莎莉文小姐的耐心教导下，我一遍一遍地练习每一个字音，练习各种音节的不同组合。一直到现在，她还是天天反复地纠正我错误的发音。
只有那些曾经教导过聋哑孩童说话的人才会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也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我所必须克服的巨大困难。我只能全部借助手指来感觉莎莉文小姐的话语：我用触觉来感知她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经常是容易混淆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强迫自己反复练习那些难以发音的词和句子，有时一练就是几小时，直到我认为把字音发对了为止。
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再练习。挫折和疲劳常常令我沮丧，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亲友们看到我的进步，我就重新有了勇气。我如此渴望看到他们为我的成功而欣慰。
“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成了鼓舞我战胜所有困难的力量源泉。我常常兴奋地念念有词：“我再也不是哑巴了。”一想到我就要学会自如地同母亲谈话，可以领会她用嘴唇做出的回答，我就充满了自信。当我发现，用嘴说话要比用手指交谈要简便得多时，真的非常震惊。于是，我不再用手语字母同人谈话了。不过莎莉文小姐和一些朋友还会用这种方式同我对话，因为同唇读法相比，手语字母更方便些，我理解得更为确切。
在这里，可能我应该对于盲聋人所使用的手语字母稍作说明。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好像对手语感到茫然。人们给我读书或同我谈话时，采用聋人常用的一般方法，就是用一只手在我手上拼写单词和句子。我则把手轻放在说话者的手上，一方面不会影响其手指的运动，另一方面又可以轻易地感觉到他手指的运动。我和人们看书时一样，感觉到的是一个个字，而不是单个的字母。同我谈话的人因为手指经常运动，因而可说是运指如飞，有些人字母拼写得很快，就像娴熟的打字员在打字机上打字一样。当然，熟练的拼写同写字一样，也成了我一种下意识的动作。
学会用嘴说话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家。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我和莎莉文小姐一刻不停地用嘴说话，我并非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为了利用一切机会来尽量提高自己的说话能力。不知不觉火车已经进站了，只见家里人都来到站台上迎接我们。一下火车，母亲一把搂我在怀里，高兴得浑身打颤，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无言地倾听我发出的每一字音。小妹妹米珠丽抓住我的手，连连亲吻，兴奋得一个劲儿地又蹦又跳。父亲站在旁边尽管一言不发，但慈祥的脸上却尽显欣慰。直到如今，我一回想当时场面，就不禁泪盈于睫，百感交集。真好像是以赛亚的预言应验到了我身上：“山岭齐声歌唱，树木拍手欢呼！”
《霜王》事件
一八九二年冬天，一朵突如其来乌云笼罩了我的生活。我郁郁寡欢，长时间深陷在伤痛、苦恼和恐惧之中，书本也对我失去了吸引力。即使今天，一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仍旧有种如坠深渊的惊恐。
事情是这样的，我写了一篇题为《霜王》的短篇小说，寄给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安那诺斯先生，不料却惹来无尽祸端。为了澄清事实，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真相写出来，以讨回我和莎莉文小姐应该得到的公道。
那是我学会说话后写出来的第一个故事。那个夏天，我们在山间别墅住的时间比以往都久一些，莎莉文小姐常常给我描述不同时节的树叶呈现出来的惊人美丽，这使我回忆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自觉地记住了。当时我还认为自己是在“创作故事”，于是非常渴望想把它写出来。一时间，我文思泉涌，下笔千言，完全陶醉在写作的兴奋之中。酣畅的语言、活泼的形象在笔下流淌，一字字一句句都写在了盲人用的布莱叶纸板上。
如今，假如有什么文思毫不费劲地涌入我的脑海，那我敢断定，它一定不是出自我自己的头脑，而是从别人那里捡来的东西。然而，那时候的我对这种观念界限难以区分清楚。即使现在，我也常常易于混淆，哪些是我自己头脑里的东西，哪些是别人写在书里的东西。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我对事物的感知大都是经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得到的缘故吧！
故事写完后，我念给莎莉文老师听。如今我还记得，当时自己是怎样沉湎在那些精彩的段落之中的，又是如何为那些念错还需要重念的字深感困扰的。晚餐时，我又念给全家人听，大家都大为惊叹，没人料到我可以写得这么好，也有人问我是不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
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意外，因为我完全回忆不起有谁给我读过这篇小说。于是，我理直气壮地高声回答说：“不是，这是我独自创作的，我要把他献给安那诺斯先生。”
随后，我又写一遍，并且按着他们的建议，将《秋天的树叶》改名为《霜王》，寄给了安那诺斯先生，祝贺他的生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一件生日礼物，日后给自己惹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和残酷的折磨。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这篇小说，把它刊登在了柏金斯盲人学校校刊上。这使我高兴的心情达到巅峰，但是很快地，就跌到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在我到波士顿不久，有人就发现，《霜王》与玛格丽特·康贝尔小姐的一篇名叫《霜仙》的小说几乎雷同，在我出世以前她就已写成这篇文章，并把它收在一本名叫《小鸟和它的朋友》的集子中。两个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词句上都非常相似，因而有人说我一定读过康贝尔小姐的作品，我的小说是剽窃来的。一开始，我还不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我了解以后，感到既吃惊又伤心。我遭到了任何孩子都不曾遭受的痛苦。不仅我蒙受羞耻，也使我最爱戴的那些人受人猜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搜肠刮肚，想我在写《霜王》之前，究竟读过什么书，或者看过什么描写霜的文章或书籍。我已经没有印象，只是依稀记得有人提到过杰克·费罗斯特这个名字，他好像有一首写给儿童的诗，题目叫《霜的异想天开》，然而我并没有引用他们。
最初，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虽然他也备受窘迫，依然对我很宽厚。然而，事态还在进一步恶化，为了使他高兴，我强颜欢笑，努力表现出一副心情舒畅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