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彼得罗维奇从国外回来之前，费佳处在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的照护之下，这已经交代过了。母亲离开人世的时候他还不到八岁。他并不能每天都见到她，所以炽烈地爱她：对于她，对于她安静苍白的面容，对于她忧郁的眼神和胆怯的爱抚的记忆在他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过他模模糊糊理解她在家中的地位；他感觉到自己和她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阻碍，而那道鸿沟是她所不敢也无力跨越的。他十分害怕自己的父亲，而伊凡·彼得罗维奇自己也从没对他表现亲切；祖父偶尔摸摸他的小脑袋，允许他吻他的手，但叫他怪小子，把他当作小傻瓜。玛兰尼娅·谢尔盖耶芙娜死后姑姑完全将他撑控在了自己手里。费佳怕她，怕她那尖刻的目光，怕她那威严的声音；只要她在场他一点都不敢反抗；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他刚在自己的椅子上轻轻动一下，她就厉声责问他了：“你要去哪儿？乖乖地坐着不许动！”每到星期天，做完午祷后准许他玩耍，真实就是给他一本厚厚的书，那是一本让人难以读懂的书，某一个叫马克西莫维奇·阿姆博迪克的作品，书名是《象征与图谱》。这本书里有近一千幅图画，其中一部分海涵难懂，又配以五种文字书写的不知所名的说明。全身裸露、臃肿的丘比特在这些画里扮演重要角色。一张题为《番红花和彩虹》的画配上这样一行说明：“其效极大”，另一幅，画着一只口衔紫罗兰花正在举翅飞翔的苍鹭，画旁边有一行题词：“你都认识”；一幅《丘比特和舔小熊崽的熊》的画象征：“渐变”。费佳认真看着这些画图；对这些画的每一个细节了如指掌；有几幅画，而且总是那几幅相同的画，使他沉思遐想，唤起他的想像力；他除这些之外，不知还有什么乐趣。及至该让费佳学外语和音乐的时候，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雇了个廉价的瑞典老处女，这位老处女长一双兔子眼，法语和德语马马虎虎，钢琴弹得一般般，此外还腌得一手好黄瓜。费佳就在由这位女教师、姑妈和一个叫瓦西里耶芙娜的未出嫁的老婢女三人组成的圈子里度过了整整四年。他经常带着他的《图谱》坐在角落里，一直这么坐着；低矮的房间里散发出天竺葵的气息；一根油脂做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蟋蟀单调地啾啾叫着，仿佛在诉说它的空虚孤寂；一架小小的壁钟匆促地嘀嗒作响；老鼠在壁纸后面悄悄地爬动，磨着牙齿；三个老处女仿佛三个命运女神一样，静静地飞快拨动着编针，她们双手的投影有时动的飞快，有时在微弱的颤抖；而这种奇快的、幽暗的景象也会聚到了孩子的脑海里。谁也不把费佳称作一个好玩儿的孩子：他脸色相当苍白，但身体很胖，身材比例不协调，动作不灵活——按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的说法，是个十足的农民。如果经常放他到户外去，他苍白的脸色很快会消退。他的功课学得很不错，虽说经常偷懒；他从来不哭；但是不时地要发发倔脾气，这时任谁也拿他没办法。身边的这些人，费佳一个都不喜欢……从小就未曾爱过人的心是最糟糕的！
伊凡·彼得罗维奇就是这样看他的，因此他不失时机地开始在他身上实施自己的想法。“我想首先把他培育成一个人——unhomme，”他对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说，“而且不仅要培育成一个人，还要让他成为一个斯巴达式的人。”于是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实施他的计划：把儿子穿戴得像苏格兰人；十二岁的孩子穿着裸露小腿的衣裤，头戴一顶可折叠式插有公鸡毛的男便帽；一个年轻的瑞士人取代了瑞典老处女，他的体操可是很专业的；音乐作为好的东西，已被永远罢黜；自然科学、国际法、数学，为了激励骑士的情感而设的，是让·雅克·卢梭所建议的木工手艺学以及纹章学，才是未来的“人”应该学的；四点钟他被叫醒，马上洗个冷水澡，被强制手牵绳索、围绕一根高杆子跑步；他每天一顿饭只吃一个菜，还要骑马、射箭，只要有机会就按父亲的样子锤炼毅力，每天晚上在一本专用的本子里记载一天的经过和自己的感想；伊凡·彼得罗维奇也以自己的观点，用法语为他写下训导词，在这些训导词里他称他为mon fils，对他用vous 称呼。费佳说俄语时对父亲称“你”，但是却不敢在他面前坐下。父亲的“方法”使孩子很迷糊，许多混乱的概念输入到大脑里，使他受到压抑；但是新的生活方式对他的身体大有裨益：开始他得了热病，没几天就恢复健康，接着就长成了一个英姿勃勃的帅小伙了。父亲为此非常自豪，用自己奇怪的语汇称呼他：大自然之子，我的杰作。当费佳满十六岁的时候，伊凡·彼得罗维奇认为有责任及早的给他讲授关于轻视女子的念头——于是年轻的斯巴达人虽然心理上还不太成熟，嘴上也刚长出胡须，虽然他血气方刚、精神饱满、活力无限，却已在努力表现无动于衷、冷漠无情和生硬粗鲁的态度了。
然而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飞逝。伊凡·彼得罗维奇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拉夫里基（这是他祖传的一份主要的产业的名称）度过，每到冬季便独自前往莫斯科。他住在一家饭店里，是俱乐部的常客，在人家的客厅里大发议论，阐明自己的计划，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保持英国人的风度，更保持健旺的谈锋和栋梁之材的气概。然而1825年来临了，随之带来的是很多痛苦。伊凡·彼得罗维奇亲近的熟人和朋友遭受了严峻的考验。伊凡·彼得罗维奇赶紧离开城市去了乡下，把自己局限于屋子里。又过了一年，伊凡·彼得罗维奇突然变得虚弱、憔悴、且意志消沉；他的健康也一天比一天差了。说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却开始往教堂里跑并预约做祷告的时间；说他是个欧洲人——他却开始洗蒸汽浴，两点钟午餐，九点钟上床，在老管家絮絮叨叨的废话声中才能入睡；说他是可用之材——他却把自己的全部计划和书信烧了，见到省长会抖个没完，对县警察局长点头哈腰；说他意志坚强——他却在发现身上长出一个疖子或别人端上一盘冷汤时伤心落泪，叫苦不迭。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又掌管了家中的一切；管家、村长和普通农民又开始从后门进去见“老泼妇”（家仆们给她起的诨名）。伊凡·彼得罗维奇身上的变化使儿子非常吃惊；他已经十九岁了，开始思索并挣脱束缚他的手掌了。从前他就发现父亲言行不符，发现他的自由主义理论和他小暴君式的专横霸道截然相反；然而他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一下子突显出来了。年轻的拉夫列茨基于是准备去莫斯科，打算进大学，——这时出乎意料的一场新的灾难又降临到伊凡·彼得罗维奇头上：他双目失明了，而且无药可医地失明了，在一日之内。
他对俄国的医生没有信心，于是开始张罗出国申请。但他的申请被驳回。这时他就带着儿子在俄罗斯流浪了整整三年，从一个医生到另一个医生，不断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的沮丧情绪和急躁心理使医生、儿子和奴仆都绝望了。他回到拉夫里基时已是一个彻底的废物，一个喜怒无常、挑剔任性的小孩了。痛苦的日子开始了，他使得大家都受不了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在吃饭时才能安静下来；他从来没有那么贪吃过；在其余时间，他不让自己，也不让别人有安宁的时间。他祈祷，抱怨命运不好，咒骂自己，咒骂政治和自己的体系，咒骂他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咒骂他曾经给儿子树为典范的一切；反复说自己再也不信别的什么，却又祈祷起来；他不能忍受哪怕是一小会儿的孤单，要求家里人没日没夜坐在他的安乐椅边寸步不离，给他讲故事，有时他大声呼叫着打断别人的故事：“您老是胡说八道——这些事有多荒唐！”
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尤其受罪；如果她不在他身边，他根本就没法活——她一直都对病人百依百顺，虽然有时为了避免流露出声音里使她喘不过气的那种恼恨心情，她没敢立即回答。他这样又拖了两年，在五月初去世了，当时他被带到凉台上，正晒着太阳。“格拉莎，格拉什卡，肉汤，肉汤，老傻……”他那僵硬的舌头喃喃地说道，没等说完这句话就永远停在了那儿。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刚从管家手里接过一碗肉汤，闻声顿住了，望了望兄弟的脸，缓慢地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就一声不响地走开了。在场的儿子也一言不发，身子支在凉台的栏杆上，凝视着充满花香、绿树成荫、在春日映照下金光耀眼的花园。他已二十三岁；这二十三年流逝得多么可怕，仿佛是奔跑着走来的！生活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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