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十月，就走进了金色的阳光里，乡村托出她那变迁的史册，向我们展示着母亲的光荣。千顷荒野变良田，粮食堆满仓；沉沉大漠变绿洲，茅屋变楼房。幸福的生活美如画。
安澜塔的高度
这儿，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输水干线的节点，是淮河之水东流入海的控制点。这儿，上与湖相接，下与海相连，南与江相通，南北东西，四通八达；这儿，是水的调度站，5种不同水位的水，听从人意，东西南北任意调遣；这儿，水景观壮阔奇特，淮河文化、运河文化与现代治水理念在穿越时空的对白、交融……
听着讲解，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集控制运用与游览观光于一体的淮河入海水道大运河立交工程的塔状桥头堡——“安澜塔”前。
世界充满了起伏变化，它以不同的高差铺展着各异的风景，又以大自然的平衡之手，着意营造了险峻处的美丽。这一哲理结晶在一句唐诗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登上安澜塔顶，遥看北方，它与镇淮楼南北相望，雄视古今。极目楚天，俯视四周，心旷神怡。大地上，有连接江河湖海的水工建筑群，有宽广辽阔的平原，有闪闪发光的水网，有船舶云集的港口……好一幅锦绣画卷！
高度决定了层次，层次决定了视域，视域决定了心境，这心境则又是一层精神的仁山智水。
站在塔上，这时候个人往往超越攀援的客体，也成为海拔的主体。
几十年了，我都没有忘记或者放弃对高度的向往、寻找、仰望。我自小就生长在洪泽湖东白马湖北大运河西的一块平原上。一展平阳，一览无余。夏天是麦浪滚滚，秋天则是银海茫茫（棉花）。可上世纪的50年代一场大水，使我在后来的岁月里想起来都害怕。那年我刚满周岁，大水漫野，据说浅可漂杵，深可行船。在父母带着哥哥和我，还有奶奶，与洪水争速度的时候，慌成一团，什么都没有带，来到了一个有高度的地方——灌溉总渠上。灌溉总渠堤一时就成了人们避难的诺亚方舟，人们在这儿搭窝棚，开锅火。老的，小的，个个像晒小鱼干儿似的，躺满了大堤。从此，我对洪水有了怨艾，对湖水有了腹诽，对高度有了向往。
淮安南有长江，北有黄河，东临黄海，史籍中称其为“居天下之中”，“扼漕运之中”。京杭运河、废黄河、盐河、淮河干流在境内纵贯横穿，襟带洪泽湖、白马湖、高宝湖等河湖水域。按说一个地方能与地球上的如此多的湖、河“沾亲带故”，确是求之不得的一大幸事，此所谓得“水”者独厚。不说水利、交通便利，只说靠水吃水，鱼米之乡那必成美谈。
然而水可行善处亦可作恶，多少年来，淮安人民，或者说淮河流域人民，长期被河和湖水患困扰，而造成水患的源头却来自那黄河夺淮和黄河夺淮导致的整个水系改变。
淮河，中国七大江河之一。古代，与黄河、长江、济水并称“四渎”。古人曰：“江淮熟，天下足”、“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水是文明的摇篮，是以农业为本的民族的命脉。从青莲岗遗物可见，大约距今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栽种水稻。淮安人对淮河的感情是复杂的，因为早在远古时期，淮河就在这里创造了发达的农耕文明。然而，同样是这条河，1194年黄河南堤在河南原阳县决口，一部分河水经封丘、长垣、定陶向东南流，通过泗水入淮。从此，淮河遭到了厄运，清朝三百年间，淮安水灾有增无减。黄河再次夺淮的嘉庆十三年，淮安房倒屋塌，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在国民党统治期间的1931年的一场大水，吞没了苏北一千万亩农田和七千条生命，将三百多万人赶出家园。“倒了高家堰，淮（安）扬（州）二府不见面”。当时的淮安城头，几可行船。
“安”从“女”在宝盖下无危险，本义为安定、安全、安稳。“澜”，《说文》大波也。虽然出于对淮水安澜的企盼，南宋末年的统治者将这里的地名更改为“淮安”，并将淮安城中心的酒楼改名“镇淮楼”，想借此“震慑淮水，保一方安澜”。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甚至在建国初期，淮安始终没有摆脱洪水恶魔的侵扰，整个城市从富庶繁华走向逐步衰落，人民因水灾而流离失所，处水深火热之中，乃至于地方戏“淮剧”“淮海剧”的剧情也多以苦情，发悲戚之声。
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了“水利文明”的概念，指出“凡是依靠政府管理的大规模水利设施——无论是生产性的（为了灌溉），还是保护性的（为了防洪）——而推行其农业制度的文明时期，即水利文明。”
1949年夏，淮河流域水灾严重，堤防多处决口。1950年汛期，淮河流域又遭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周总理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方针，亲自规划开凿的苏北灌溉总渠，在刚刚新生的土地上动工了。当时，正值志愿军入朝作战，国家财政和物资紧张可想而知。按当时的国力，解决防灾抗洪解脱人民的痛苦就已经勉为其难了。要办排洪灌溉工程，怎么可能？周总理根据国家对人民的承诺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最后拍板。从1951年冬到1952年春，苏北出动119万水利大军经过惊天地、泣鬼神的舍命奋斗，以83个晴天的高速度，开挖了一条西起洪泽高良涧，东至射阳扁担港，全长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为淮河打通了一条入海道。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毛泽东题写的几个大字现在仍留存在淮安城南运东分水闸上，这也正是当年百万民工的誓言。苏北灌溉总渠开挖成功了。从此，一座座水利设施在苏北灌溉总渠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淮安拔地而起。1974年和1975年先后建成的淮安抽水一站和二站，南接长江，北通运河，东连黄海，西入洪泽湖，是国家南水北调的重点工程。
灌溉总渠等渠河开挖后，虽然使淮河水患得到了初步治理，但从根本解决淮河洪水的出路来看，工程标准还显太低，尤其是特殊年份，洪水威胁还未完全解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为淮河之水另辟更宽畅的入海水道。
淮河入海水道工程是江苏省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又一最大的单项水利工程，更是着眼全局的一项工程，河道横穿京杭运河、通榆河，跨越二河、淮安、滨海等，大型建筑物多，土质情况复杂，工程技术难度很大。然而建设者们大胆进行科技创新。河道堤防工程全部采用机械化施工，替代了传统的“人海战术”……
“西吞淮河千里水，东吐黄海万顷浪。”淮河入海水道在2003年和2007年淮河两次暴发的特大洪水中及时发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文明从水开始。人们聚集在河湖之畔，靠水为生，以水为路。水的流淌，犹如生命繁衍和律动，水的波光，映照着人间哀乐疾苦。河湖水，犹如母亲乳汁哺养了城乡人民。而安澜塔，是以自身的海拔摆着一种姿势，以一种特立的高度傲视江湖。
如今，淮水安澜人安静！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少有的宁静。与洪水抗衡更多的是讲一种大智慧，一种大高度。多少年来以土的高度扼制水的高度虽然奏效一时，但收效不大且不长；而以人的思想智慧与精神意志建成的安澜塔，它的高度，才达到一个的境界，才能指点江山。因为这种高度，标志着人世文明、社会昌盛、科学进步。
石磨
有老人就是家；倘若没老人，兄弟相聚，就是走亲戚，而不是回家了。
一到家，92岁的母亲就让弟弟给盛了碗嫩玉米糊粥。看到玉米糊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家里的石磨。我问母亲，这是石磨磨的。
“你还想着那石磨？”母亲朝锅屋南山头指着。
顺着母亲的手指的方向看去，噢，石磨已被弟弟用来作鸡圈的栏栅了。
我怎么能忘了石磨呢！在我的印象中，全村有近十户人家吃的面粉、浆汁都靠它磨出。我是在这架石磨的转动中慢慢长大的。
从我记事时起，就是粮食紧张。那时虽然不是顿顿吃，顿顿磨，但每个家庭基本是三天有两天要磨。夏天，太阳落山了，社员们收工，来磨的那盆子一个靠着一个放，门口的石磨，小麦、玉米的白浆，像瀑布样地从磨牙里流淌；春秋冬天，石磨在堂屋的东侧，每到雨雪天，一家接着一家排队，将本来就不大的草屋塞得满满的，糯米粉、小麦面从磨上飞到下面的匾中，像雪花样飘落。
到了十多岁，石磨竟给我带来了几分恐惧。因为那时每天放学之后，推磨往往成了我的“课外活动”。母亲患病，哥哥嫂子在生产队劳动，我总是一个人，不停地沿着圈儿转，好像那是一条永远走不到头的路。石磨虽然不大，但因为力气还小，推起来感到有点儿吃力，不一会儿就喘粗气、流汗。
到了二十多岁，粮食短缺的状况因我家劳动力的增加而稍有好转。那时，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我下工回家或者与弟弟或者与家属，不知是两个人合作还是力气的增加，磨起来没什么感觉就结束……
石磨是一位慈善的母亲。它把丰收的麦子玉米黄豆研磨成了细细的粉面、浆汁，从朝霞微泛的黎明，到炊烟袅袅的黄昏，从细雨蒙蒙的早春，到雪花飘飘的严冬，不停地忙碌，它那牙隙里，日夜流淌着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
1981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转折点，从此改变了社会主义是短缺经济的预言，农民家家有了余粮。粮食多了，人们就有主动权，都到机上加工了。除逢年过节外，石磨一般已不再忙碌。再到后来，农民富了，农村的电普及，现代化的面粉加工设备取代了石磨。你瞧，我碗里的玉米糊就是自动豆浆机煮出的……
我吃着碗里的嫩玉米糊粥，望了不远处的那两盘石磨，忽然想起一句话：“面包会有的，烦恼也会有的；不过烦恼会过去的。”对啊，今天石磨的烦恼不是过去了吗？
石磨是一部社会发展史。它那两扇磨盘，犹如历史的车轮，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日日夜夜，年复一年，就那么一直默默地向前走着。然而，当进入了新时代，虽然先前的人们离不开，让它还在为曾经的辉煌而陶醉，但事实上，不知不觉间说不用就不用了，竟被冷落到鸡圈上当栏栅。
石磨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纯朴、厚实，它见证着我的家庭，我的村庄，我的祖国的乡村这60年的巨变。
城市农村的距离
我与表哥是11点10分从这座古城的家里动身的，不到11点40也就到了目的地了。50多里路，乘公交仅用了26分钟。
表哥连声说，变了变了，就从这城市与农村的距离看，当今的一切都变了。
表哥72岁，他一直在外地，已经29年没回家了，前两天来到我家。他是在那个年代被迫出去的，现在一个人回去有点不好意思。他来到我家是缠我要我与他一起走一趟。前一天晚上，当我决定次日上午11点前完成一家报社的约稿就陪他一起乘公交车回去时，他是既高兴，又担心，还勾起了他埋藏在心里几十年的忧伤和辛酸。
1978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然而，对表哥来说，却是刻骨铭心一生一世都难以忘怀的一年。那一年，他的妻子难产，难产的那一天晚上正赶上下暴雨，没完没了，又没有车。无奈，他就请了五个人和他一起用担架床抬着妻子沿着弯弯曲曲一走一滑的乡间小路往县城的医院赶。天黑路滑，走得很慢，不要说进城，连石子路还没上，两个多小时之后，他的妻子就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是带着对妻子死的悲痛于第二年出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