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暗的路灯杆下，一摊子一摊子，棋盘铺开各显本领。弈者双目圆睁一眨不眨，观者脖子拉长吆五喝六。最热闹的要数打扑克了。孩子他爹在人窝里凑，孩子他妈在人窝外叫：“憨丕他爹！憨丕他爹！”憨丕他爹一离身，人窝里立时“噢、噢”地爆发出一阵阵哄笑。在家较“歁气”（神气、了不起）的男人，对老婆大人吼：“给老子死回去！”立刻便有人翘起大拇指：“男子汉大豆腐也！”
我们这些小孩子，最爱围住妈妈和奶奶，听好多好听的故事：有小白兔，大妖怪，孙猴子，还有七个小矮人……幼小的心灵种下红的花儿，绿的梦儿。
夜深了，大人唤着自家小孩子渐渐散去。不肯走的，就被揪耳朵，打屁股地拽回家，哭爹叫妈之声此起彼伏……
儿时的纳凉，纳出了浓浓的温情，纳出了彼此贴近的心灵。如今生活条件提高了，家家户户都有了风扇、空调，再也不用出去纳凉了，反而把自己封闭在自家的斗室中，孤单地与电视电脑做伴，再也找不到儿时纳凉的那份悠然，闲适。朋友相处上，往往表面点头微笑，背地各顾各的。利字当头，各自盘算着小九九。大家的事，没利益的事，想着法子开溜。说得好听点，忙，哪有时间呀。说得不好听：我吃饱撑着！夫妻之间也透着古怪别扭，生活好了，离婚的反倒多了。如今钱多了，人与人之间怎么反而生疏了呢？
——原载于《惠安文化》
买书
那年我10岁，父亲是每月领5元钱“工资”的生产队出纳。那时候，书店里摆的不是“选集”就是“著作”，我最多只能读到《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一些一眼能看出好人坏人的大部头。
我不知道这些书叫“小说”，只知道一大本一大本讲的是很吸引人的故事。然而我自己从未买过一本书，这就限制了我的阅读范围——我没有和别人交换看书的资格。可是当时要买一本书，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到市场赶集，父亲答应了我的央求。办完事后，一起来到书店。我知道父亲没有钱买大部头的书，也就不敢提出这份奢望，便说好买一本连环画。
营业员是个女青年，懒洋洋地搁下手里的毛线活走向柜台，拿起我指的那套三册的《水浒全传》。
“二元九角五”。
“二元九角五”？父亲轻抚着崭新的书面，在我准备接书的时候，又还给营业员，指着旁边一本薄薄的《张高谦》。
“不！不要这本！”这本书我早看过了。然而父亲关心的是书的定价：“三角八分。父亲准备买了，我执意不要。‘就要那套！那套……’看护生产队仓库的叔公那些断断续续又扣人心弦的‘武松打虎’、‘燕青打擂’等故事情节使我变得异常固执。”
父亲没有再说话，要拉我走，我不走，他自己慢慢地走了，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
父亲的身影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万分委屈地抹着眼角，慢吞吞地跟了上去。我走了很久，发现父亲在路边的拐弯处等我。
回到家，父亲与母亲报帐：黄瓜26斤一元三角、南瓜37斤一元一角一，六角六的盐、二封火柴、五颗治蛔虫的塔塔糖……还余五角钱。
30年过去了，每次我从新华书店捧回一大叠精美的中外书刊时，回想小时候那件伤心落泪的往事，心头总涌上一种莫名的感慨……
——原载于《泉州晚报》
拾粪
上世纪70年代初都是靠工分吃饭的。大人们都忙着生产队的农活，小孩也不能闲着。跟生产队干部关系好的，自家的小孩能在暑寒假期间参加点力所能及的劳动，挣些工分补贴家用。但对于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们来说，更多就是靠拾粪来为家庭多得些工分。
那时候拾粪得起早，一般都是凌晨4点左右起床，提着粪箕，拿上粪钯，顶着朦胧的夜色出门。田野里、沟垄上、小河畔、树林旁，到处可见穿着补丁衣裳的孩子拾粪的身影？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一贫如洗的村民，哪里有余钱买化肥呢？那些门前屋后树木落下的枯枝败叶，那些弃之不用的垃圾便成了村民们伺弄庄稼的肥料，而人畜的粪便无疑成了最佳的肥料。那时粪便是评等级的，狗粪为上等粪品，牛粪次之，人粪太臭没人要，猪粪都在公家的猪场也拾不到。看到“目标”，大家犹如猛虎下山，有时好几根粪钯同时压下，溅得浑身粪臭不说，还差点打起来。僧多粥少的局面迫使有的人结伴溜到生产队牛棚偷牛粪，但牛粪大都在傍晚已被放牛社员收拾干净。没有现成的牛粪可偷，只好铤而走险——掏粪，也就是直接把手伸进牛肛门去掏。于是乎，有的把风，有的按拽牛绳，胆大的挽起袖子“直捣龙宫”，温顺的牛还好，要是遇到牛脾气一倔，后蹄一蹬，踢着小肚子，立即倒地痛苦的呼天唤地，危险之极。当然最后是胆大的小孩分的战利品多。粪拾回来，收粪员要对粪便进行目测式的检查，以便按例归类估价（即评工分）。
在拾粪的过程中，孩子们活泼好玩的本性便一一显露出来。这些整天被老师与家长严格管束的孩子，如一群放出牢笼的小兽，在田野里尽情地奔跑着，嬉戏着。在不自觉中玩过头了，常常忘了拾粪的正事。当天色渐亮，提醒了孩子们该回家去了，这才知道闯下了大祸，发现不是他的粪箕丢了，就是她的粪钯不见了；或者他光顾着玩，一点粪也没有拾着，在满眼的炊烟里，常常混杂着许多小孩子的痛哭流涕。这意味着回去不仅没有饭吃，甚而等待他们的是一顿暴打的惩罚。
岁月难留，不知不觉地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这些曾经拾粪的孩子都早已长大成人，天各一方了。如今，家乡的田地早已变成工业区和商住区了，连牲口也很少有人家饲养养了，更别说会有谁去拾粪了。可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儿时拾粪的情景，一切仿佛就在身旁，我的灵魂还丢失在那里！
——原载于《东南早报》
吃相
从我懂事起，母亲便常在饭桌前教育我：“坐四正，手捧好碗，哎，怎么又把脚跷到凳子上，像只蛤蟆似的，不要发出声音。饭粒要吃干净，否则脸上会长麻子……怎么，吃完了，好！又是第一名。”
母亲对于我在这方面的教育极有耐心。因此，我从小便明白：人，坐要有坐相，吃也要有吃相。
长大后，常常碰到这样的事：和朋友们一起共餐时，会突然听到一阵“叭嗒、叭嗒”的声音，还有那“咕咚、咕咚”的如下水道漏水的喝汤声，以及清脆、响亮的“嗝嗝”声，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我有一友葛，喜吃排骨。见桌上有刚烧好端上来的排骨，他便叉开十指，两手各捏住一块，左右开弓，最后一道工序便是将十指逐一吮吸一遍。这种吃相虽实在不雅，但据葛说，吃得过瘾，风味！更有独到之处。究竟风味如何独到，我却始终未敢一试。
吃相不雅可谓多矣。鲜衣靓裳的女孩子都爱鼓着嘴腮，嚼着口香糖，身后落下串串爆响声，令行人匪夷所思。有的爱在公共场所吃各种零食，却又不将果皮送入果皮箱而四处乱扔。还有的人，生性好动，在饭桌上也不例外，无论是饭前、饭间、还是饭后，偶有闲隙，便操起筷子，对着眼前的杯、碗、碟、盏敲打起来。至于那些喜欢用自己的筷子在公共的菜盆中扒、挑、翻、戳，两根竹筷使得上下翻飞，令人眼花缭乱者，更让人不忍目睹。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我认为，吃乃本、相乃末，逐本而求末，自无必要。真的要象英国绅士那样，吃饭时正襟危坐，膝间垫一白布，小心翼翼地吃菜，鸦雀无声地喝汤，吃不了几口便用餐巾擦一擦嘴巴，也不适合国情。且长此以往，难免易患腰肌劳损。不过，吃饭时总应有些约束，讲些文明，免得在人际交往中损坏自己的形象。
——原载于《泉州晚报》
牵挂
牵挂，是一份情，一份割舍不断的离情别绪。
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每个人，无论他多么不起眼，无论他走到何方，都注定会被世界上另一个角落的某个人魂牵梦萦。这个人或许是你的父母，或许是你最爱的人，更可能是你仅邂逅一面的朋友。这就够了，因为有了这份遥遥的眷念，注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孤独，正因为有了这份牵挂，我们那被世俗熏染的有些变形的心谷，才会被远方的暖流淌出春的翠绿。
牵挂，更是一种缘。
心有灵犀一点通，人在世间，我们互相牵挂着，你牵挂别人，别人也正牵挂着你。当一份小小的礼物或一个短短的信息翩然而至，道一声平安，问一句好，你会感到你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牵挂如一首朦胧的小诗，美丽含蓄。它在不期待的憧憬中，把一鞠微笑，一朵蔷薇遥递，回报你孤独的跫音，伴行在你崎岖的人生路边。渺无音讯能怎么样？天各一方又怎么样？因为思念把你珍藏在心中。这时漫漫岁月，却如一幅未完的山水画，牵挂是起笔处最纯情的一笔，浸润着人生的长卷。也许人生注定会在每个停泊的驿站遗留一些，再带走一些，有些你永远不必等，有些却要你挂念终生。然而牵挂的美丽却若细密温柔的雨丝，滴滴香謦，溅落在你的身旁，与你起伏的心韵一起芬芳。
等待
一位好友问我：你已年届不惑，事业小成，车房有落，为何孑然一身不肯成婚。我说，爱是需要缘分的，差强人意的爱恋终归是一场遗憾。我可以暂时欺骗自己的感情，却永远欺骗不了自己的内心。与其以后不幸福而离婚，不如现在就对婚姻负责而谨慎。我对爱情的态度，是宁缺毋滥。
婚姻不是儿戏，爱情的神圣更不容亵渎践踏。毕竟婚姻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事，还会繁衍出来一个社会的细胞，一个家庭，一个新的生命。完美的婚姻是家人幸福的港湾，是维系亲情的纽带。
想起很久以前读到的一篇文章，说的是1991年5月的一天，铁凝冒雨去看望冰心老人。冰心问，你有男朋友了吗？铁凝说，还没找呢。冰心拉住铁凝的手说，你不要找，你要等。终于，铁凝在50岁那年等来了自己完美的爱情。
走过人生风雨的冰心老人可谓是生活的智者，她的话里包含着爱情的禅机，值得我们去品味、深思。
当你在人生路上还没有遇到知心伴侣时，请不要着急。茫茫人海中，总有一朵爱情的花儿在为你开放。在积极面对生活的同时，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学会等待。
父亲
仿佛意识是在梦里，父亲叫着我的小名：“歁奎、歁奎！该上学了。”（歁，闽南话意为憨）我想可能是做梦，只见满头白发的父亲，笑容满面地看着我。
我冷不丁浑身一惊！父亲早已去世将近30年了。那么我现在，这还是在做梦呀。
梦醒了，但是睁不开眼睛，因为眼睛里早已充盈了泪水。
我半梦半醒地掀开被子，呆呆地坐起来，听见外面簌簌的雨声。撩起窗帷，已经是暮色沉沉。故乡春天的暮雨，下得正急。
这几天事情很多，陈总又在催稿，白天又要忙工地的事，本来想早点回家，晚上静，好继续赶稿。
然而这个梦，再次提醒我，该写那篇文章了吧？该写下那四个无数次涌上心头的文字了吧：想念父亲。
是的，这个题目，我多少次在心里念叨着。在路上，在车里，在烈日下，在风雨中。但是总不知道如何下笔，有时都快要写了，随即便陷入了那个“想念”里去，写文章变成了回忆往事的银幕了，一桩桩一件件，老在脑海里跳跃。今天这一回，我估计八成还只是开了个头，最终什么也写不成的。
父亲叫蔡金益，生于1917年，属蛇，命册说属蛇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寿命长，可父亲不到70岁就走了。他有3个兄弟姐妹，大伯吴金法，大姑吴翠，父亲居三。为什么父亲的兄弟姐妹都不同姓？这里面大有渊源。
我们家原属于吴姓家族，是大吴分支。我的祖父叫吴元高，生有二男二女，大伯金法、父亲金益是老二，还有二个姑姑叫牵姑和出姑。父亲由于年幼跟祖父入赘蔡家便随着蔡姓，大伯姑姑己年长懂事，就守着吴姓基业，就造成了同胞不同姓的现象，但父亲为人处事面面俱到，两姓家族都视之为己出。
我家在解放初评家庭成分填表的时候，出身栏填的是“贫农”。当年下乡干部问父亲家里是什么成分，在旧社会过得怎么样？是否被人剥削压迫过？父亲似乎搞不清楚那个成分的“标准”，说一穷二白吧，觉得有点丢脸。于是向干部吹牛，没人欺负咱家，有吃有穿，小日子过得挺好的。下乡干部二话不说，立即定为“富农”。不过这个成分可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上级还是要调查的。调查结果是：3岁没娘，6岁跟爹入赘蔡家倒插门，16岁爹又走了，老大的一个孩子了还光着腚四处溜达，连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说句难听的话，是家里穷得连耗子都饿死了。这位同志回去就吼道：“老蔡，你家算什么富农啊？你家也配富农？改过来，贫农！”就这样，我家的成分又被改为贫农了。
父亲每次讲到这里，有些惭愧，又带着点得意。那惭愧是缘于被人家揭穿了虚荣心，“明明家里穷，装什么中产阶级啊！”而那得意，则是因为此后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惠。贫下中农成分为主的农民阶级，实际上构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产阶级”，他们在政治上还算波澜不惊，不然像父亲这种在旧社会当过伪甲长的人如果没有贫农这个成分，很难躲过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