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刚印书问世时，一般人纷纷议论，说我是跑野马，带不住了。有些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以短篇故事开场，结果却超过了作者驾驭的能力。还有一二位发见了内在的证据，这倒使他们觉得怪有趣似的。他们指出叙述体受限制的诸点。他们申说，无论要叫谁那样滔滔不绝地尽讲，让旁的人们倾听这么许久，怕是办不到的。这是不大可信的，他们说。
对于这一层，我差不多萦回思索了十六年的光景，还是不很以为然。我们知道，无论是在热带或是在温带，人们往往坐到深更半夜，“轮流着讲故事”。如今这不过是一个故事罢了，何况屡次打断了话头，多少可以让人松一松劲，养一养神哩；至于听众的耐性，那就不得不承认一个先决条件—这故事确是有趣。这是不可少的初步的假定。倘使我并不相信这确是有趣，我也决不会动笔写了。单就精力能不能撑持这一点说，我们都知道，国会里有些演说辞发表时并不止三个钟头，倒几乎占了六个钟头呢；可是这本书里面马罗讲演的那一部分，我敢说到不了三个钟头就能高声念完了。再呢—虽然我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枝叶都绝不容情地删掉了—我们不妨假定，那一夜总该备些茶点的，不管什么矿泉水来一杯润润讲演人的嗓子。
可是正经说呢，实际的情形是，我最初的意思不过想把那条载送香客们参拜圣地的大船编一个短篇故事而已，此外别无奢望。那倒是嫡出的初胎。然而写了几页之后，不知怎么一来，我觉得不甚满意，便将写好的几页搁置了一些时候。直到去世不久的威廉·白勒克乌先生又为他的杂志向我索稿，我才从抽屉里取出那几页来。
那时候我才恍悟这条香客船的穿插，用于一个不羁的飘泊故事，倒是很好的开端；而且这也是件紧要的事变，让一个单纯而敏感的人物遇着，更能渲染全部“生存的情趣”，那是可以想像得出的。但是这一切写书前的心情和激奋情绪，当时却很模糊，如今过了这么许多年之后，我也并不觉得比当时清晰。
我搁置在一边的那寥寥几页，在主题的选择上，不无相当的重要。不过全部都是仔仔细细重新写过一道的。当我坐下执笔时，我明知这会是一部长书，虽则我并没预料到这会在白勒克乌先生的杂志上展拓了十三期的篇幅。
我有几回被人询问这是不是我最喜欢的我自己的一本书。我是个极端反对偏爱的人，无论在团体生活，或是在私人生活，甚至在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的微妙关系上都这样。照原则上讲，我并无所特别宠爱；但是假使有人对于我的《吉姆爷》表示特别好感，我也不至于觉得不快和生气。我决不会说我“倒有点不明白……”。决不会！可是有过一回，我不禁疑惑而且惊讶了。
我的一个朋友从意大利回来，他曾同那儿的一位妇人谈天，她不喜欢这本书。不消说这使我颇引为遗憾，但是使我讶然的是她不喜欢的理由。“你知道，”她说，“这完全是变态啊。”
这话给了我一个钟头苦思默索的资料。最后我得到这样的结论：纵使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主题本身对于女子们平常的感受性未免有点隔膜，可是这位女子决不能算是意大利人。我诧异她到底是不是欧洲人呢？无论如何，拉丁气质的人民，见了旁人深刻地意识着失掉的荣誉，决不会觉得是变态的。这样的意识也许是错误的，也许是正当的，也许不免有矫揉造作之嫌；或者不妨说，我的吉姆并不是十分通俗的典型。但是我能对我的读者们大胆保证：他不是从冷酷而牵强的思考里产生的。他也不是欧洲北部阴雾迷蒙的天地里的人物。一个晴朗的早晨，在东方海港的平常环境里，我看见他的形体打近边过去了—恳挚、凄切—深沉、奥妙—如在五里雾中—严守着缄默。该如此，便如此了。我尽了我所能有的同情，要替他的意义寻觅适当的字眼。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个”。
约·康1917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