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讲到，诸侯坐大是汉家天下的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则是豪强横行。史称『汉承战国余烈，多豪滑之民』（《后汉书·酷吏传》）。所谓『豪滑之民』，就是豪强地主，他们在汉初无为而治的宽松政策之下得以迅速崛起。刘彻当太子的十年，豪强地主势力尤为强大。其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豪强大侠，更是令他爱恨交加。这个人就是中原郭大侠——郭解。
上一讲讲到，诸侯坐大是汉家天下的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则是豪强横行。史称“汉承战国余烈，多豪滑之民”（《后汉书·酷吏传》）。所谓“豪滑之民”，就是豪强地主，他们在汉初无为而治的宽松政策之下得以迅速崛起。刘彻当太子的十年，豪强地主势力尤为强大。其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豪强大侠，更是令他爱恨交加。这个人就是中原郭大侠——郭解。
郭解，字翁伯，轵县（今河南济源市）人。他父亲也是位大侠，在文帝时被诛杀。他自个儿长得短小精悍，貌不惊人，但性格沉静、勇悍，而且从不喝酒，害怕喝酒误事，是远近闻名的侠客。在他身上有着很多神话般的传闻。
其一，势力大。
史称他“以躯结交报仇”，身边聚集了很多朋友，有一大批为他卖命的亡命徒。常常有人来家拜访他，每天停在郭家外面的车都有十来辆。这些人来干什么呢？不长期在郭家待的，就是外地的豪强，到他这儿来拜码头，以后遇到什么事，好相互有个帮衬；想长期待在郭家的，就是一些不法少年、闲杂人等，“请得解客舍养之”，希望郭大侠把他们当门客一样养起来，有什么吩咐大家就提着脑袋往前冲。
平时郭大侠出入，周围的人都会避开。一次，一个年青人见他过路，不但不躲让，反而盘脚搭手坐在地上，用倨傲的眼光直视郭解。郭解的手下认为此人太无礼，要做掉他。郭解觉得此人还有些胆气，坚决予以阻止，悄悄找到主管征发劳役的官吏，对他说：“某某年青人，是我所看重的。等到该服‘践更’劳役时，把他给免了。”按照汉代的徭役制度，年满二十岁的成年男丁，每年要给国家服劳役一个月，叫做“践更”；如果不去，可以给国家钱，让国家雇人去帮自己干，叫做“过更”。有了大侠这句话，主管官吏自然要买账，每到该服劳役时，都没叫那个年青人去。
这位年青人平白无故得了这种好处，觉得奇怪，去问当官的，才知道实情，大为感动，主动来向郭解负荆请罪。周围的少年子弟听说这事后，对郭大侠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就这样，郭解手下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所谓人多力量大，干事不害怕，他们快意恩仇，有恩必报、有仇必报，“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郭解家中藏匿的亡命徒，常常杀人越货，法律根本无法约束他们。如果郭解对某人不满意，自己还没动手，这些人就会偷偷把这个人给干掉，还故意不让郭解知道，这样来树立自己的侠义名声。
其二，能力强。
由于郭解名气大，他所在的县邑，乃至周边的郡国，如果遇到什么不能处理的事情，往往不找当地官府解决，而会找郭解进行调处，而他也表现出超凡的调处纠纷的能力。不过郭解处事有自己的原则，事儿办不成就绝不接受当事人的宴请。正因如此，大家都尊重他，有啥事都争相找他来调处。越是这样，他对人越是恭敬，尤其对官府工作人员，更是恭敬有加，“不敢乘车入其县廷”，到官府办事或路过，都不敢坐车，低调啊！
洛阳邑有一对仇家，请当地的豪强多次从中调解，都不能化解矛盾，只好派人去请郭解来调解。郭解接受了请求，连夜赶到洛阳，单独面见双方，晓以利害，这两家听了他的劝说，准备和解。郭解又告诫说：“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的事多次进行调解，你们都没听。这里是洛阳地盘，现在你们听了我的话就立马和解了，那我郭解岂不是夺了洛阳豪强的权吗？所以你们现在不要着急和解，等我走后，你们再去请洛阳诸公来调解，然后再行和解。”
这时仇家为什么不听洛阳豪强的调解，却要听郭解的调解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郭解的势力太大，比洛阳的豪强更给力，一般人哪里惹得起呢？江湖上都知道：郭大侠这人虽然表面谦恭有礼，“其阴贼著于心”，稍有不顺，就会睚眦必报。谁要是不听他的，“大侠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也许明天就会少一条胳膊腿啥的，所以洛阳“仇家曲听解”，那就是委屈了自己的真实意思，不得不听他的。
但凡处理纠纷，光讲礼貌，以理服人，恐怕永远服不了人；光讲武力，别人会觉得你很暴力，事情解决了却落下暴虐的名声；既讲礼貌又讲武力，在给足了别人面子的同时，也给足了压力，才能两全其美。郭解正是运用了最后一种手段来解决纠纷，成为一方的自然权威。
其三，讲道义。
江湖上有个说法，叫做：“白道黑道，讲个公道。”郭解调处纠纷，甚至裁断人命官司，往往能遵守道义，从而为他赢得了更高的威信。
郭解姐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甥，依仗自己舅舅的势力，作威作福。一次和某甲喝酒，非要人家来它个“感情深、一口闷”。某甲酒量有限，实在喝不下，外甥就强行灌他喝。某甲忍无可忍，掏出刀子捅了他一刀，然后逃跑，没想到外甥就死了。郭解派人侦查得知某甲的藏身处。某甲知道跑不了，只好回来面见郭解，告知他实际情况。郭解说：“原来是这样，是我外甥不对，你杀他没错。”（《史记·游侠列传》）然后就放走了某甲。周围的人无不称赞他公正无私！
郭解的事迹，当刘彻作为普通少年听来，有如神话传说，令人荡气回肠；但当他用太子的身份来听这些事迹时，就不是那回事了。他作为政治接班人，对此会感到忧心忡忡：地方上的私斗杀人案件，不交由官方处理，竟然是由豪侠来裁决，虽然主持了公正，却使国家法律的权威大打折扣，其危害性不言而喻。正如班固所说：“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汉书·游侠传》）
如果任由这样的豪强势力横行乡里，“权行州域，力折公侯”（《汉书·游侠传》），各级官府不就等于白开了吗？国家统治必然受到极大的威胁。
那么，这样的豪强地主势力是怎样形成的，对国家又有哪些危害呢？对刘彻的思想转变又有什么影响呢？
西汉初建，百业凋弊。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政府就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出台了三大优惠政策。
“开关梁”（《史记·货殖列传》）。关即关卡，梁即桥梁。汉代实行“过关用传”制度，传即通过关卡的凭证，写在丝绸布上，一式两份，出入关隘时，要持有“传”方可放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为了促进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废除了这种制度。
“驰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废除开发矿山、水泽等自然资源的相关禁令，允许合法开采。
“驰商贾之律”（《史记·平准书》）。废除对商人的种种法律限制，鼓励经商。
政策这样好，各路英才纷纷下海，谋求经济发展，有商人、官贵、地主以及豪侠之士。这些人里面经营得好的，成为先富起来的人。
比如汉景帝时期，关中有位商人叫无盐氏，主要经营的是放高利贷。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叛乱，长安的列侯封君要随军去打仗，走之前都想多带点钱走，以备不时之需，就去找发放“子钱”的商人借高利贷。子钱，就是贷款给他人进而收取利息的钱。大多数经营子钱的商家都不敢贷给这些列侯封君，因为这些列侯封君的封地都在关东，即函谷关以东，那里正在打仗，谁知来年能不能有收成，如果没有收成，就还不起钱，收再高的利息也没用！你想吃他的息，他还要吞你的本哩，所以都不敢借。
只有这无盐氏财大气粗，不怕！拿出“千金”放贷给列侯封君，约定利息是十倍。秦汉时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镒就是一金，折合为二十四两，千金应该是二万四千两。没想到这无盐氏真是财运亨通，七国之乱三个月就被平息了，借钱的列侯封君自然有偿还能力。一年之内，他借出去的“千金”就翻了十倍，变成了二十四万两。从此以后，无盐氏“富埒关中”（《史记·货殖列传》）。
官宦权贵借助权势投身商海，往往发展迅猛。这些人就是今天说的官商。有这么个道理：老百姓挣钱靠劳力，商人挣钱靠财力，当官的挣钱靠定力。为什么靠定力呢？只要定力好就能挣钱吗？不是，而是定力不好能挣钱。因为当官的资源丰富，只要把持不住自己，邪念一起，就可以大把大把捞钱。比如汉文帝时的邓通，在蜀郡严道县开发铜矿，用来铸造钱币，成为官商中的典型代表。
邓通本是蜀郡南安人，少时读书不行，喜欢下河摸鱼，练就了一副弄水撑船的好身手。后来被征召到皇宫里做了黄头郎，专职掌管行船。
一天，汉文帝做梦自己要上天，可怎么也上不去。结果被一个黄头郎推了自己一把，就轻松加愉快地飞上天去了。再回头看那人穿了一件拦腰短衫，衣带结系在背后。文帝醒后，跑到未央宫西边的渐台悄悄去找，果然发现一个衣带从后面穿结的黄头郎，模样也和梦中所见差不多。一问姓名，才知道他叫邓通，从此大加宠幸，还任命他当了“上大夫”的官。
有一次，文帝叫一个算命先生给邓通相面。先生说：“邓通的命，会穷困饿死。”文帝说：“能使邓通富有的在于我，怎么说他会贫困呢？”于是将蜀郡严道铜山的开采权赏赐给他，准许他开矿铸钱。
邓通制作的钱质量过硬，被称作“邓氏钱”。上自王公大臣，下到贩夫走卒，都喜爱用邓氏钱。当时吴国刘濞铸造的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氏钱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家钱币流遍全国。故有“邓氏钱布天下”的说法，邓通因此富可敌国（《史记·佞幸列传》）。
除了纯粹的商人、官僚贵族大肆经商外，原来的大土地所有者——地主也纷纷参与经商。“钱挣钱容易，人挣钱困难”，这些人本身有较强大的经济基础，自然容易发展起来。
还有一些游侠武勇之人，也开始经商做生意。“侠”这个概念，想必很多人都是感兴趣的。“侠”在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作“夹”（夾）。字形好似一个大人站中间，两边各有一人挟持。后来才有现在这个“侠”字。清代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注释《说文解字》说：“侠之言夹也；夹者，持也。”（《说文解字注》）可见“侠”本有“挟持”之意。我觉得这个“夹”的意思，应该是一个大人手下庇护了很多小人物，一个有力（武力、财力、势力）的人养了很多门客、刺客，这样的人才叫侠。只有武力搞单干的，如荆轲、聂政，就只能称作刺客，所以司马迁没把他们放在《游侠列传》中，而是放在《刺客列传》。
《说文解字》
简称《说文》，东汉许慎著，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说文解字》成书于东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对传统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韩非
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省新郑市）人，韩国公子。师从荀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其主要思想被收录于《韩非子》一书中，其中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子·五蠹》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就说明“侠”需具备两点：一是要有武力；二是违反法律禁条。韩非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说话，所以对“侠”是持否定态度的。殊不知还有一点关键他没说，“侠”凭借武力、违反禁条，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别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史记·太史公自序》），侠客干的就是扶弱济贫的事。由于国家公权力的不足，很多事管不过来：冤屈得不到声张，正义得不到维护，困难得不到救助，弱者总希望有英雄来帮助自己，侠客正是来帮助弱者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历来为民众所崇拜、传颂。
比较而言，如果说商人、地主经商凭的是“财力”，官僚贵族经商靠的是“定力”，那么豪侠之士经商凭的是“武力”。前面讲到的郭解，手下聚集了大量亡命之徒，但光打打杀杀也不行。大家还得吃饭，因此他还要大搞经济建设，凭借武力可以介入经济领域的任何行业。史称他“铸钱掘冢”。开采铜矿，铸造钱币；盗墓挖坟，淘金寻宝，啥行业挣钱干啥。有了钱自然少不了买田置房，跻身豪强地主之列。
豪侠经商有了钱，就能招收更多的亡命之徒；人手众多后又可以干更大的买卖。就像现在的黑社会势力，往往都有自己的支柱产业。
上面讲到的商人、官贵、地主、豪侠纷纷参与经商，其中的成功人士，变成了汉初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不管他们来自何种途径，其共同特点有“三多”。
其一，钱多。有钱，咱不差钱！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九位全国级的大财主，或者从事手工业制造，如炼铁、煮盐、铸钱等；或者从事商业贩卖、囤积居奇、放高利贷等；或者从事农耕、发展畜牧业等，个个都是富甲天下的大款。除此之外，“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史记·货殖列传》）。
其二，地多。有了钱就买土地。传统中国人视商业为“末途”，不稳定；今天是亿万富翁，很可能明天就一贫如洗，只有农业才是根本。所以他们要“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大肆圈地，成为大土地所有者。
其三，人多。豪强不但自己聚集了大量的人手，豪强与豪强之间也加强联合，形成巨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商人希望得到官方的关照，官商希望得到商人地主的支持，商人地主希望得到豪侠的保护，如此强强联手，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综合起来看，这些先富阶层既有钱，又有大量的土地，还有复杂的关系网，形成了一股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就是“豪强地主”。
那么，豪强地主势力对国家究竟有哪些危害？国家会不会对他们采取有效的打击措施呢？对刘彻的思想转变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