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因人异，除针对对方知识水平、理解能力而选词择句外，还要注意语言技巧。如科普作家高士其，为了说明人体免疫力问题而巧妙设喻，将人体喻为一个国家，将红血球、白血球喻为国家的警察和军队。他说，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安分守己，各司其职，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如果这些“军队”和“警察”不正常了，便要发生内乱，于是便导致贫血或白血病等。一旦外敌（细菌）入侵，军队白血球便勇敢御敌，肌体便发炎、红肿；化脓，则是白血球与细菌搏斗牺牲的残体。这样的解释形象而生动，深入浅出，让人好懂。
再比如某科学家为了说明核电站的安全、干净，则用常见的事物作比较。他说：“核电站附近居民每年所受的放射剂量有0.3毫雷姆，而人们每天吸10支烟，就有50到l00毫雷姆，看一次彩色电视就有1毫雷姆，即使核电站发展史上最严重的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电站周围的居民受的放射剂量也只有1.5毫雷姆，还不如戴一年夜光表所受的剂量大……”听了这样的说明，即使缺乏基本科学知识的人，也会对核电站的安全深信不疑。
一个人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与其经历、职业、文化教养等等密切相关。
善于说话的人，总是善于根据对方的经历、职业教养等来组织言语形式。老一辈的革命家如毛泽东、陈毅等均可谓精于个中奥妙、臻于炉火纯青的口才艺术大师。例如，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听了贺凤生反映的有关“大跃进”的真实情况后，稍稍怔了一下，随即兴奋地说：“好哇，我正需要听这方面的情况。你先回去好好回忆一下，下次专门找个时间跟你谈一次，越具体越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也告诉我。”贺凤生从大跃进、公社化“鬼都笑落牙齿”的浮夸风，谈到公共食堂饿死人，老百姓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声泪俱下。毛泽东鼓励说：“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情况呀！”“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你看好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场丢了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话‘三十吃年饭，尽拣好的搬’。不像你凤生伢子无所求也就无所虑……你是一个生产队长，大小也是一个带‘长’字号的人物，当‘长’不是为了图舒服，图享受，要动脑子，要担担子。”这次交谈，贺凤生忧愤而来，满意而归，除了毛泽东的信任、尊重、真诚、同情感、以理服人外，也与毛泽东善于根据贺凤生的经历、职业、文化教养水平而采用质朴通俗的说话方式紧密相关。起首一个“好哇”，充分肯定对方要谈的话题并表示乐意听“乡里现在的情况”，还要“专门找个时间”以示高度重视；“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也告诉我”，“捞”、“说拐了场”、“丢乌纱帽”、“三十吃年饭，尽拣好的搬”等，都是地道的湖南乡土话，正切合贺凤生这位农民的秉性和文化素养。
2.说话要看对方的思想感情
一个人的思想水平、精神状态，往往会影响到他对话语意义的理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曹操因行刺董卓未遂，逃到父亲的好友吕伯奢家。他听到后堂有人说“缚而杀之，如何？”曹操理解为要把自己捆起来，杀掉，于是便来了个先发制人，杀尽了吕伯奢一家，直到发现厨房一缚住待宰的猪，方知自己错杀了人。这“缚而杀之”，在后堂人说来，语义十分明确；可在曹操听来，却将人家的好心误为恶意。造成滥杀无辜的惨剧，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曹操是以一个亡命者的心情来对待一切，处处提防他人告发缉拿。这一实例告诉我们，话因人异，还必须区别听话人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有心情。不注意或不了解交谈对象的思想水平、精神状态、处境心情，即使说话的本意是好的，也会出现言与愿违的情况。有这样一件事：一郴州小伙子找了个热情而又大方的湘潭妹子。这姑娘人品挺好，只是身材偏矮点。快过春节了，小伙子要回乡下看望父母，姑娘热情地为他准备礼物，又是“龙牌”酱油，又是灯芯糕，让小伙子捎回去孝敬未来的公婆。小伙子满心高兴，一来劲顺口引湘潭民谣说：“你们湘潭真好，龙牌酱油灯芯糕，它它（tuó tuó个子矮的意思）妹子随你挑！”话音刚落，姑娘脸色马上晴转阴，小伙子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姑娘的心病正在身材偏矮，害怕人家说自己是“它它妹子”，小伙子得意忘形误踩了姑娘的心理“雷区”，姑娘怎会不生气呢？
韩非子在《说难》中指出：“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这说明，说难的关键，在于自己的话语切中对方的心理。有人说，人们的思想状况、处境心情简直像一只野兔，活蹦乱跳很难逮住。要逮住它，往往需要透过言语与非言语举动，探测对方的思想需求、心理状态等。
19世纪，维也纳上层妇女时兴一种筒高檐宽的帽子。帽格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羽翎。她们一进入剧场。观众只能看到她们戴的帽子而看不见戏台。剧场经理无可奈何只好一再请女士们脱下帽子，可谁也不予理睬。经理灵机一动，说：“年纪老一点的女士可以照顾不脱帽！”话一出口，女士们竟纷纷脱下了帽子。之所以如此，便在于经理透过女士们不肯脱帽这一非言语举动，探得其爱美心理而有针对性地组织言语形式：使女士们在青春美与装饰外表美之间作出选择时，她们必将选择前者。
洞察、预测对方的心理，只是为最佳说话形式的选择作准备，而决不是为了将他人的情感秘密一一暴露，因此言语交际的策略应当是察而不扰。
总之，只有掌握人的心理变化规律切中人们特定情境中特有的心理，方能取得主动，说话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二、说话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任何人在交谈时，总是在以一定的身份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要想使彼此交流达到理想的效果，除了要有对象意识外，还要有自我身份意识，就是说话要得体，言语形式的选择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保持自我本色。
如以下级的身份向上级汇报思想工作，当持敬重的态度，注意措辞的严肃性和应有的礼节性。与同辈亲友交谈，则以亲切、自然为宜，不宜过于“一本正经”，否则便有故作姿态之嫌。说话不得体，不注意身份，听的人总感到不是滋味，甚至引起反感，这就必然要影响到交际效果。如《说岳全传》中曾写到牛皋和岳飞先后向同一位老人问路。先是牛皋遇见那位老人。他骑在马背上高声嚷道：“喂，老头儿，爷问你，往小校场怎么走？”老人听了气得目瞪口呆，只用眼看着牛皋不作声。后来，岳飞遇见这位老人，他先下马，走上前把手一拱说：“不敢动问老丈，方才可曾看见一个黑大汉，坐一匹黑马的，往哪条路上去的？望乞指示。”老人听后，便十分愉快地给岳飞指引了去向。同问一个对象，其效果却迥然而异，这是为什么呢？关键就在牛皋的问话不注意基本的礼节和自己的身份。小小年纪，自称“爷”，却称老者为“老头儿”，既傲慢又少教养，而且骑在马背上高声嚷叫，也显得没有礼貌，老人听了当然不是滋味，必然反感、生气。而岳飞则不同，他的非言语举动彬彬有礼：下马、上前、拱手，用谦辞“不敢动问”，敬称“老丈”。末了再用谦辞“望乞指示”，与晚辈同长者交谈的身份相符，老人听了愉快地为岳飞指引了方向。这说明，交谈中表达者是否注意自己所处的角色身份，直接关系到说话的成败。
说话形式的选择要符合自我角色身份，就应做到以下几点：
1.角色身份要与称谓、口吻相适合
身份在话语交际过程中首先表现为称谓，它有对人、对己两种。如前例牛皋自称“爷”，称老丈为“老头儿”，就属没摆正身份，给人一种傲慢、粗野、少教养的感觉。身份在交际过程中还表现为说话的语气。据《人民日报》载：一位因改革而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企业家，在一次代表本厂与另一厂家厂长洽谈业务时，姗姗来迟，且一见面就一本正经地说：“我忙得不得了，只能用很少的一点时间接见你。”此话一出，举座皆惊。对方厂长更不是滋味，一笔几十万元的生意，便一语告吹。厂家洽谈生意，双方的地位是均等的。
姗姗来迟便是不礼貌，而“我实在忙得不得了”、“接见”等语气的潜信息则是：傲慢和盛气凌人。
2.说话形式的选择要与自身思想情感表达相符合常言说，“言为心声”，鲁迅先生也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一个人用什么身份说话，很容易反映他的思想境界，处世的方式，待人接物的态度。抗美援朝时，巴金曾在前线采访的文稿中称彭德怀为“人民的伟大儿子”，彭总得知，立即致信巴金说：“我是伟大人民的儿子，从来不愿做人民的伟大儿子！”彭总这一语序的巧易，实现了表达视点的更换，反映了彭总从不居功自傲的伟大人品，真可谓光华四射，字字生辉。
说话双方客观上存有辈份、年龄、亲疏等方面的差别，加之交谈时各种情况而形成的某种临时关系，因而交谈时，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色、地位是多重的、变动的，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对说话形式的选择和修饰。如何把握好交谈双方特定的关系而作语言的修饰调整，以更好地传情达意，这正是提高说话水平要研究的课题。如一位湘籍著名歌星应邀在长沙作佳宾主持“情系三湘”的赈灾义演节目串联时，只见她手持话筒，朗声说道：“那次中央电视台举行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我给‘娘屋里’的参赛选手打了最高分，下次‘娘屋里’的伢子妹子到北京参赛，我还要给他们打最高分。”这样的话不无失体之嫌。若是在私下场合对“娘屋里”的说说私情乃人之常情，而在这义演的严肃场合，说的又是严肃庄重的大奖赛评委打分问题，如此的偏重于“情感”而疏于‘理智’的话语，人们不禁会问。作为评委，其公正何在？
也有成功的例子。譬如有记者问毛新宇：“在评价毛泽东的功和过时。有说二八开的，有说三七开或四六开的，你认为应如何评价？”毛新宇答：“作为毛泽东的孙子，我认为爷爷一生为国为民，二八比较合适。但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我同意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三七开。”记者与毛新宇间的问与答，双方除社会关系外，还临时处于特定的关系，即“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关系。而毛新宇的答话，还涉及自身与毛泽东的祖孙关系，领袖与百姓的关系，普通中国人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等多种关系。正是这种种关系，制约了毛新宇答话形式的选择：用转折复句表达，前一分句用介词短语显示与毛泽东私情的特定关系，称谓用“爷爷”，评价为“二八”开；为不失偏颇，以“但是”一转，仍以介词短语表达自己是历史系学生这一个身份来评价领袖人物，称谓用“毛泽东”，评价为“三七”开。这里毛新宇准确地把握了交谈中自我角色身份的复杂性、多向性，从情感与理智的不同视点，表达了对爷爷的亲情，也表达了对一位故去的革命领袖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3.说话形式的选择要与处境、心情相协调
一个人的思想性格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而一个人的心情则是和他的思想、处境分不开的。这种不同处境下的不同心境，同样会在人们的表达中自然流露，显示出说话者的本色身份。如孙犁《荷花淀》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水生第一个举手报名参加了游击队，女人低着头说：“您总是很积极的。”七个字活画出此情此境中水生嫂那复杂的思想心态：作为一个抗日游击队的家属，她不能拖丈夫的后腿；但毕竟是少年夫妻，让丈夫远离难免依依不舍。“总是”二字尤其精彩，半是夸赞，半是娇嗔，恰到好处。又如某高校一位姓严的古汉语教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教学时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一日，当他走进课堂，见黑板上赫然写着“严可畏”三字。该老师不愠不怒，只见他停下来，对学生朗声说道：“真正可畏的是你们！”学生们一时不知所措。严老师接着说：“不是吗？后生可畏嘛！为了让你们这些后生真的可畏，超过我们这些老朽，我这严老师怎可名不副实呀！”（掌声笑声）由“严可畏”三字严老师准确地捕捉到学生们因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而生发的“积怨”与“不满”，先是冷静地予以宽容，进而曲解“可畏”二字，并且一语双关，含蓄幽默地表达出必须“严”的道理以及要继续“严”下去的决心，既宽容有度，又严格适中，其说话形式的选择与处境、心情表达之得体，令人击节赞叹，真个是“言为心声，语如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