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刚柔、方圆兼济的个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读书实践锤炼而得。正如他自己所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改变。”而所读不仅为有字之书，更为社会人生的无字之书。
正视生死方能超越生死
凡能“忍”者，必能成大事，这是一种典型的成功性格。为了自己的抱负、事业，什么都能忍，从一朝诸侯王到为人奴仆，从锦衣玉食到粗茶淡饭，为人养马，给人尝便，都忍了，为的是日后的崛起。勾践忍辱负重终吞吴的故事，显示了他以屈求伸的政治谋略。
正所谓“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越王勾践的忍使他成了春秋最后一个霸主。国王、侍从、霸主这三者的更替变化，为勾践画出一条奇妙的命运轨迹。
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疑也是司马迁性格与人格的绝唱，字里行间无不涵盖了司马迁性格的耿直，人格的伟大，命运的悲怆。
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已成为中国人的警世格言了；民族精神的凝聚，民族心声的呐喊，民族性格的展现，民族灵魂的精华得到了全面的昭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耿直伟大的人，更看到了一个不屈的民族。
司马迁是一位性格耿直的大丈夫。李陵投降匈奴，武帝大怒，满朝文武诬辞如倾盆大雨铺天盖地而来，而司马迁则挺身而出。司马迁当然知道为李陵辩护的危险，但司马迁就是司马迁，他凭着耿直的性格，而不会违心地去说话，他不怕“以卵击石”的后果。一些见风使舵的大臣趁机对李陵大肆攻击，司马迁抱着就事论事的态度，对汉武帝直言不讳，认真地评定了李陵的功过，他想把“李陵事件”放在道德与人格的高度去认识，同时也揭露了形形色色的丑恶嘴脸。这便激怒了汉武帝，更激怒了那些“全躯保妻子之臣”，司马迁由“李陵事件”走向了“李陵之祸”，直至被判处了死刑。虽然这是由汉武帝一手操纵和导演的历史活剧，但直接导致司马迁个人悲剧的原因，在于他的个性————不受他人影响，不畏权势，敢讲真话，耿直无私。
或许是他对生命的热爱，或许是他还有未完成的事业（他正在写《史记》），他没有选择死。如果是以钱赎罪，对清贫的他来说是不现实的，如果他想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宫刑的处罚。在生与死的选择中，他经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昂首挺胸地奔赴刑场，刀起头落，只需一时的勇气；然而走进“蚕室”接受宫刑，却是莫大耻辱，需要的是一生的勇气。但是他觉得如果“伏法受死”，不过是举手投足间的事情，还会被认为是罪有应得，甚至死有余辜。耿直的性格告诉他，他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死！读到此处，不知后人都是怎么看待司马迁的，或许没有多少历史知识的人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许封建卫道士认为：不知羞耻，死了算了；或许迂腐的文人认为：呜呼，痛哉！不管他们怎么看，在今天看来司马迁都算得上一个伟丈夫。何也？顶天立地，面对皇帝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要知道这是冒杀头危险的；能屈能伸，受宫刑忍了，让人对他的性格人格无话可说。司马迁的耿直为我们的伟大民族宣告了一个精神誓言————人总免不了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那么人生的价值就在比较中表现了出来。鸿毛与泰山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是人生价值的比较。在比较中让人选择，在比较中使人思考，因为不朽的精神有着坚韧的传播力。
司马迁通过《史记》表达了自己不屈的信念，这其中也饱含了自己的爱憎。司马迁是一个思想者——-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一个永恒的思想者。他把人生旅程中的风风雨雨，熔铸在自己的思想里，他思索社会，直书历史，透视统治阶级的本质，悲壮的命运使他的思想越来越深邃，观念越来越清晰，认识越来越独到，因而，他具备了更深刻的生命力度，因为正视生死，最终却超越了生死。
创大业贵有知人之明
一个人要做大事情，仅凭单打独斗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他人的智慧和力量。但要识人、用人就必须有知人之明、识人之智；否则，所用非人、能者被弃，都要造成事业的损失。知人之明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性格；此种性格既有利于聚拢人才，又有利于全面发挥人才优势，使自己的事业如虎添翼。
三国时蜀汉建立者刘备是以“知人之明”著称于世的。他的知人之明的智慧，通过三顾茅庐一事，就典型地体现了出来。
刘备，字玄德。东汉远支皇族。少有大志，鲜语言，喜怒不形于色，款款有君子之风。幼年家贫穷，与母贩麻鞋、织草席为生。15岁同辽西公孙瓒师于名儒九江太守卢植，但不好读书，善与人相处，好结交豪杰。青少年争相附之，尤与关羽、张飞相友善，寝则同床，情若兄弟。关羽人称美髯公，字云长，熟读《左氏春秋》，有深谋大略。张飞，字翼德，以勇猛雄壮称世。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刘备得中山大商人张世平、苏双之资助，得以在涿县组建军队，与关羽、张飞起兵。刘备为平原相，关羽、张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属，时人称二员大将为“万人敌”，为刘备建立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刘备又得智勇双全、“一身是胆”的赵云，更是如虎添翼。可惜他们都是武将，缺乏一位善于出谋划策、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将。因此，刘备常常寄人篱下，先依大将军何进，后转中郎将公孙瓒处，旋又投靠陶谦、吕布、曹操、袁绍等人，继而投奔刘表，在中原始终无法立足，施展不了鸿图雄业。刘备懂得“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道理，更渴慕贤才奇士辅佐自己。于是，归附刘备的荆襄之士和北方流落南方的士人智者不断增多。
207年，刘备拜访了当时的名士司马徽，此人素有知人物知世事之名。司马微遂介绍诸葛亮、庞统给刘备，说前者是“伏龙”，后者是“凤雏”。后诸葛亮好友徐庶投奔刘备，力荐诸葛亮，称亮是“卧龙”。刘备于是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登门向年仅27岁的诸葛亮求教。精诚所至，使诸葛亮大为感动。他纵论天下形势，建议占荆、益两州，安抚西南各族。内修政治，外联孙权，待机统一中国。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从此，诸葛亮即为刘备之得力助手和主要谋士。仅用7年时间，刘备就入蜀占成都，不仅获“殷盛丰乐”的益州，又得刘璋部下法正、董和、黄权、李严等，增加了不少人才。至此，三足鼎立之势已成。
刘备从一贩履织席之徒，成为雄踞一方之主，其根本原因就是具有知人之明，而且择人用人时，先则出于礼贤下士，广收各种人才；其次为待人以诚，不分尊卑，一视同仁。士之下者，亦同席而坐，同桌而食，无所区别。此等诚心，使刺客都不忍加害，只好语之而去。
刘备早年屡遭挫折，但百折不挠，奋力创业，中年开疆拓土，建国称帝。临终前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儿子刘禅，不知能否继承父业，帝统长存。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刘备又是以有“知人之明”著称的。他对刘禅应当是有所了解，预感到这位太子可能出息不大。所以白帝城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君臣坦诚相见，不知感动了多少代后辈。诸葛亮没有辜负刘备的厚望，辅佐刘禅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扶不起来的阿斗”终于把江山拱手让于魏，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当然，使诸葛亮遗憾痛心的不止一个“阿斗”。刘备在临终前鉴于马谡常夸夸其谈，劝诫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你要仔细观察他。诸葛亮不以为然，仍然器重马谡，结果导致街亭失守，第一次北伐曹魏而致失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知“明不知人”，请自贬三级。人们诚然传颂诸葛亮执法公正、严于律己的作风，同时也对刘备知人甚明而感叹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