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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前言:企业史就是政商博弈史(1)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费正清《中国与美国》

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在恒温的玻璃大柜里,柔和、迷离的灯光之下,一只来自3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如精灵般默默地与我对视。它似乎不是物体,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它的重量达833公斤,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个巨型容器。它的家乡是河南安阳,诞生于遥远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体积最大的商代铜鼎,也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为一个企业史的研究者,我实在有太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那个把鼎铸造出来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一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他通过怎样的管理章程,以保证鼎的质量和制造的效率?

大鼎不会说话。离开博物馆后,我查阅了很多论文、书籍,终于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甚至有些专家已经给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流程:

第一,它的铸造者是一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第二,他应该是一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够勾画出精美绝伦的铜鼎图案。第三,他必须是一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200℃才能熔化,所以必须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第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当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800多公斤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熔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4个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2000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400人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炼程度、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工厂,司母戊大方鼎是工业化的宁馨儿。那个领导了数百人的工匠团队的“总工程师”,如果我把他看成是爱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业家,大概没有人会激烈反对。

所有这一切,均已不可确考,它们只是后人站在那只大鼎前,震撼与惊叹之余的一丝遐想。

而当我们以这只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因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能超越这只沉默的大鼎。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而且是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在远古时期,人们就追求世俗生活,乐于此道,并以“商”为国号,此后历代,都有工商繁荣的记录。早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贾合流”,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晚清的龚自珍记录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说中国人“轻商”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这里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100万的超级大城市;在同时期的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10万人。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里还发生了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数最为众多的商帮集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10世纪的宋代,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时,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

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

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据他的观察,“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水力鼓风机,约早欧洲1000多年)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的。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300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33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城市经济方面,最繁荣的大都市出现在宋代,而进入明清之后,城市规模竟有所缩小。据台湾学者赵冈的研究,中国在唐宋两朝,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甚至连司马迁也因在《史记》中专写《货殖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在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长时间地徘徊?为什么高度发达的工商文明中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以东西方工商文明的差异展开他的思考,该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而一个与上述诸多疑问相关且更具现实性的问题是: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是否已经彻底地排除,中国的工商企业是否仍然可能陷入历史的宿命之中?

对商人的蔑视,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当然,哈耶克所说的景象发生在中世纪之前的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开始正视商业的力量,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更有人将之看成是“一个国家的事业”。然而,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哈耶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顽固地存在。

要解释这一现象,就必须要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视野中去寻找答案。正如制度经济学所提示的,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便认为:“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适当的、研究中国企业史的学术角度。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些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

在上述四大基础性制度中,唯独“不如人意”的是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历代多次著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而这也正是本书内在的叙述逻辑。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央政府彻底放弃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变革路径,进入明代之后,转而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推广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能量向乡村猛烈下沉。而在同一时间点,西方则走出中世纪,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工业革命。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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