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典故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公对商鞅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辞之间，说：“惠王把商鞅车裂了，秦国没有一个人同情他。”——“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不过，商鞅是否真的发出过“为法之弊，一至此哉”的哀叹，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有两点：其一，商鞅未必认为他的变法有什么弊端，就在孝公去世前5个月，商鞅还与一位叫赵良的策士侃侃而谈，以辅佐秦穆公的一代名臣五大夫百里奚自诩，深为自己的治秦业绩自傲；其二，秦惠公车裂了商鞅并灭其全家，然而仅至于此，并没有株连到其他大臣。他的所有主要法规都被全数继承下来，并无“除弊”之举。连司马迁也在《太史公自序》中承认，“后世遵其法”。
这意味着，商鞅身死之后，秦国在他既定的政策轨道上继续暴烈地前行。它的重农战略及国有专营体制为财政充沛提供了保障，而独有的军爵制度更是激励了军事上的野心和凶悍。此外，还有一项必须提及的是，秦国的兵工厂显然是当时七国中规模最大和技术水平最高的。
后世在挖掘兵马俑坑时发现了4万多支三棱箭，其制造水准之高让人惊诧。它们都极其规整，箭头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只有正负0.83毫米，它们的金属配比基本相同。这就是说，数以万计的箭头是按照同一技术标准铸造而成，不论在漠北江南的哪个战场，秦军射向对手的所有箭头，都具有同样的作战质量。标准化，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它使不同的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组装在一起，也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尽管按今天的工业标准看，这些兵器的标准化仍旧是比较粗糙和初步的，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秦人执着于统一标准，肯定已是当时最优秀的兵器。
在某种意义上，秦的兵工厂已是一个具备了标准工业化特征的制造型企业，而且肯定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厂。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军的数量在极盛之时超过百万。在同一时期的欧洲，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是5万人左右，最为强盛时的罗马军团也不过20万人。为一支百万大军提供兵器，是一个可怕的任务，在多年的统一战争里，秦国的兵工厂不但规模庞大，而且形成了一套能够保证高质量、批量化生产的管理制度。在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一书中，有“物勒工名”的记载，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在兵马俑出土的兵器中，确实也有很多名字铭刻在上。
据此，后世学者研究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国家的相邦是兵器生产的最高监管人；他的下边是工师，就是各兵工厂的厂长；在工师的下边是丞，类似车间主任；而亲手制作兵器的则为匠。各级人员的名字都被一一刻在每一件兵器上，于是，形成了从相邦、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的金字塔式的四级管理制度，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相关的责任人。秦以刑治国，动辄杀头灭族，在这种制度的保障下，产品质量显然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
从战国中期之后的100多年里，秦国成为最主要的战争发动者。据杨宽在《战国史》中的统计，秦孝公在位24年，发动战争6次；惠公在位27年，发动17次；武王在位4年，发动2次；昭王在位56年，发动48次；庄襄王在位3年，发动4次；嬴政在位26年，发动战争31次。总计一下，从“商鞅变法”开始到完成统一大业，前后141年，秦人共发动战争108次。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终于统一六国，自称始皇帝，一个偏僻落后的西域小国，终而用万千白骨堆成了“千古一帝”的堂皇功业，这几乎可以被看成是“商鞅主义”的胜利。
大秦是中华大地上的第一个集权帝国。按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弗格森的定义，“帝国是因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而形成的一种国家”。纵观人类文明史，古代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乃是从城邦化走向帝国化。一个神秘的现象是，在毫无任何关联的前提下，正是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在亚洲和欧洲几乎同时发生了完全类似的这一变化。
如果把开始于公元前360年的“商鞅变法”看成是中华帝国胚胎初成的时刻，那么，就在4年之后——公元前356年，欧洲的一个小国马其顿诞生了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他短暂的33年生命中，南征北战，不但成为希腊联盟的共主，更是征服了波斯和埃及两大王国，建立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帝国。早期的马其顿位于希腊北部，相比于南部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希腊人，是一个落后的城邦国家，其形势非常类似于战国时期的秦国。在这个意义上，亚历山大对希腊的征服，近似秦对六国的战胜，因此威廉·弗格森在《希腊帝国主义》一书中很有感慨地说：“拥有高度文明的古代希腊人不但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反而被来自北方的、在许多希腊人眼中完全是蛮族的马其顿人给征服了。”
在漫长的农耕年代，高度专制集权、以军事为治国优先的政权往往能够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这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譬如公元5世纪时匈奴对东晋王朝的战胜，公元13世纪时蒙古对宋王朝的战胜，公元17世纪时清朝对明王朝的战胜。不过同时，如果它不进行及时的变革，其统治又是极其脆弱的。亚历山大建立起来的偌大帝国在他意外身亡之后，迅速被肢解。而强大的秦帝国竟也落入同样的历史逻辑之中。
嬴政统一天下后，并没有适时地改变商鞅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国家仍然处在紧张的、高度管制的“战争机器”状态。就在统一六国的当年，秦始皇下令没收天下兵器，全部销毁，铸成12个巨大的“金人”，同时，把天下富豪统统迁徙到都城咸阳，共有12万户之多，这在以土地为最重要资本的农耕年代无异于把民间财富连根拔起。
当这头庞大、嗜血的战争怪物突然失去了亟待征服的“假想敌”之后，它的高消耗和低效率变得非常惊人。为了让“机器”继续运转，秦始皇只好展开移山倒海般的浩大工程，他征用70万人修建自己的陵墓，动用40余万人北筑长城，派50余万人南戍五岭，用70万人修建阿房宫。同时，征用民力修建“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至齐、燕，南通吴、楚，北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附近），其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以当时情况而言，实在不比今天的高速公路逊色。他还在西南边疆修建“五尺道”，在今天的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之间修建连接各地的“新道”。
在这些基础工程中，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无疑是万里长城。它的出现在北方划出了一条界线，自此中国成为一个“单独的大陆”——东边是整个太平洋西海岸，北边是长城，西边是沙漠与喜马拉雅山脉，南边是从海南岛到广西的亚热带丛林，这样，中国就被“设定”在一个四边形里。长城是实体性的，同时又是心理性的，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它保证了帝国不受外来族群的侵略，即便在若干个时段内，外族成功入侵并实现了统治，可是，却从来没有一个政权冲破过“心理上的长城”，那些外来者很快被汉化、被“吞噬”——最显著而成功的例子是17世纪的清政权。
如此众多的基础建设项目的投资，在中短期内几乎没有任何的经济产出，国力之消耗可以想见，同时，权力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制度，必定深陷于自己的政权机构瘫痪和工作效率丧失。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途中驾崩于沙丘（今河北邢台市），中央权威迅速瓦解。第二年七月，陈胜、吴广在蕲县（今安徽宿州市）揭竿而起，天下纷乱，群雄再度蜂起逐鹿。到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
这是一个威名赫赫的帝国，以至于后来的华夏人氏以“汉族”、“汉人”自称。
【企业史人物】奇货可居
嬴政即位时只有13岁，当时的相邦是吕不韦（？~公元前235年），他以“尚父”之名主掌朝政。此君原是一个商人，也是史上第一个把政治当成投机商品来经营的著名商人，他发明了一个成语——“奇货可居”，这个“货”，是指一位流落他国的秦公子。
吕不韦，跟吴起、子贡、商鞅一样，都是卫国人。他自幼随父亲在赵国都城邯郸做生意，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也就是说，从事的是贸易生意，“千金”之数，与范蠡等人“亿万”相比，大抵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商人。不过，吕不韦的志向很大，总想做一件“泽可以遗世”的大事。《战国策·秦策一》中记载了他与父亲的一段有趣对话，吕不韦问：“耕田的利润最高能有几倍？”父答：“十倍。”他又问：“做珠宝买卖的生意可得利几倍？”答：“百倍。”再问：“那么如果立一个国君，可得利几倍？”父答：“无数倍。”吕不韦慨然道：“每天拼命种地、做买卖，只不过多一口饭吃，我要建国立君，做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个商人如何能建国立君？《史记·吕不韦列传》讲述了一个更神奇的故事。
当时，吕不韦在邯郸结识了一位落魄公子，他名叫嬴异人（后改名子楚），是秦昭王的孙子。按当时国际惯例，各国为互表信任，往往以一个王子或王孙作为人质抵押给对方，时称“质子”，异人正是一个质子。虽然是王孙出身，不过异人的地位和处境却很糟糕，他的父亲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他是不受宠爱的妃子夏姬所生，到赵国当人质后，秦国却仍然屡屡发动攻击，赵国上下自然百般冷落异人。他在邯郸出无车，食无鱼，成了名副其实的落魄王孙。吕不韦却决定把宝押在异人身上，说“此奇货可居”。
异人自感前途渺茫，吕不韦对他说：“你身在敌国，无依无靠，一旦秦赵交恶，你必首当其冲成为祭品。如果你肯听我的计策，我就为你回一趟秦国，必定能说服他们把你立为王位继承人。”异人听罢，急忙叩头拜谢道：“如果您的计策成功，我将与您一起共同分享秦国。”
吕不韦依约入秦。他游说的对象是安国君最宠爱的华阳夫人，华阳虽得宠，却没有生下儿子。吕不韦花重金买通了华阳的姐姐，借她之口劝说华阳：“你以色相事君，迟早失宠，更何况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异人对你的感情很深厚，不妨推举于他，你自可以一辈子有依靠。”华阳夫人深以为然，马上转身去安国君那里吹枕边风，安国君当即立异人为继承人，并刻下玉符为据。
在为异人争取到了继承人地位之后，吕不韦又做了一件很惊人而又神秘的事情。他与邯郸城里一位绝色善舞的姬女（史称赵姬）同居，使之怀上了身孕。某次，异人来吕宅喝酒，一眼迷上了赵姬，竟起身动手动脚。吕不韦先是大怒，然而又转念一想，既然已经破家投资在异人身上，不妨再加上一个筹码。于是，他就慷慨地把赵姬献给了异人。赵姬把怀孕的事情隐瞒了下来，数月后生下一子，起名嬴政，异人把赵姬立为夫人。这一年是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
这段故事以正史的方式明明白白地写在《史记》之中。也就是说，终司马迁那一代学者均认定，日后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嬴政，其实是商人吕不韦所生。
嬴政两岁那年，秦以重兵猛攻邯郸，赵国很愤怒，想要惩罚异人。吕不韦连夜把赵姬母子藏匿起来，然后自带异人出逃。赵姬母子在赵国过了6年寄人篱下的孤苦日子。到公元前251年，秦昭王驾崩，安国君即位，即秦孝文王，吕不韦把赵姬母子迎回秦国。
安国君只当了一年多的国君就去世了，异人顺利即位，是为秦庄襄王。他立即拜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将河南洛阳10万户作为他的封地。
就这样，吕不韦以十年为期，投资千金，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无数倍”的回报。仅以此而论，他无疑是千年商业史上最“成功”的商人。
庄襄王在位三年驾崩，嬴政即位，吕不韦出任相邦。从历史的记载看，吕不韦绝不仅仅是一个只懂得投机、靠讨好权贵和女人上位的商人，他确乎有经略国家的才干。嬴政登基尚是少年，若以一个人的心智成熟而论，即便是天才，要具备统筹全局、缜密思考的能力，起码应在20岁以上。也即是说，至少在7~10年的时间里，吕不韦实际管理着秦国，他以“远交近攻”的战略，为统一六国奠定基础。
吕不韦机关算尽，由邯郸城里的平凡商人成为强国的首相，并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一展足以遗世的治国才略。不过，他没有看到天下统一的一幕。秦王政10年，吕不韦被羽毛日丰的嬴政免除了相邦职务，出居河南洛阳封地。不久，嬴政复命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恐诛，喝毒药自尽。
吕不韦死后14年，疑似他儿子的嬴政完成了统一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