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经理人的标杆
王石说他没什么钱，年薪不过60万元。而且，在万科集团里他只持有很少的股份。万科的股份制改革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管理层并没有大量持有公司股票，企业的产权和经营权一开始就是彻底分离的。“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通过万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培养出一批适应市场运作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人各有所志，我的志愿不是当所有者，而是管理者。中国目前缺少职业经理人阶层。但现在的年轻人更想当老板，既当所有者又当管理者……”
谁都知道，在中国，经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多跑动，主要本事体现在酒桌上。王石不屑于此，于是便把精神头儿用在登珠峰、玩滑翔伞上。那时王石52岁。刘备当年不玩滑翔伞，而是去种菜，但仍免不了被曹操拉去青梅煮酒论英雄惊吓一番。曹操给刘备办了“双规”。
但强悍如王石者，也曾张皇。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当天，万科集团决定向灾区捐款200万元。5月15日，王石在自家的博客写道：“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他还写道：“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万科对内部慈善的募捐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此时，王石是理智的。他明白作为职业经理人，自己在企业中的权限。治企业如同治国家。在发达国家，执政精英多有法学背景，他们可能不会种粮食，不懂建大坝，但他们必须懂得他们不能干什么，时刻有权限意识。
什么是没有权限意识？在2008年5月18日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赈灾义演募捐晚会上，日照钢铁老板杜双华举着一块标着3000万元的牌子冲上台说：“刚刚老哥儿几个商量了，决定再追加7000万元捐款，凑1个亿”。不知这追加的7000万元是怎么定下来的？临时董事会现场办公？特事特批？激情过后这钱从哪儿出？会不会让企业吐血？有点闹。
王石显然不喜欢现场办公，他的想法与国际大公司相似：可持续发展。汶川地震后，诺基亚中国公司根据预算，第一时间捐出300万元和5000部手机，但诺基亚位列网络“铁公鸡”排行榜第二位。诺基亚中国公司向总部请求加大捐款，这让总部很为难。跨国公司一般都有一笔应急资金，灾难发生后可以第一时间动用这笔钱，但不会一下子捐出一大笔钱，而是持续性地捐款。另外，在美国，如果一家公司在灾难发生后宣布自己捐款，并公开捐款数额，像中国企业一个个举着牌子在台上张扬，这会被认为企业借灾难牟利。按照惯例，企业捐赠情况只会在热乎劲过去后，在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加以说明。
所以诺基亚要问：为什么要公开？为什么要做排行榜？
王石也是被口水逼急了，“博客事件”之后5天，宣布万科在未来三至五年内支出1亿元参与灾区的重建。注意：万科并没有捐出1亿元，而是自己操持这1亿元，建“震不倒的学校”。为免再受口水喷，万科申明，这项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开发。
当王石被强按下脑袋吞回自己的口水时，他心里一百个不服。果然，2009年8月26日《新京报》刊登了两个整版的王石访谈录，谈及汶川地震万科“捐款门事件”，王石说，“我没有错，道歉是妥协”。
一年后，汶川如何了？据传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将用捐款3亿元重建北川中学；汶川一中的总建筑面积近7万平方米，相当于半个北京国家大剧院，建设资金也达3亿元，由广州市和江门市对口援建。与这些中国字头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援助项目相比，万科不算大手笔，但是，在汶川一中还没开始打地基时，万科捐建的遵道学校已经在2008年12月31日交付使用了。1300多个孩子，一寸光阴一寸金，王石抢出了多少光阴值几多金？王石老霸道了。
在中国企业家中，王石可能是唯一一个敢于公示自己从不行贿的企业老板。但这并没有为他赢得掌声。一次企业家论坛上，王石和一位嘉宾先后发言，“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坐在台上我多少有点尴尬”。
王石一直与他所处的环境若即若离，尴尬的青涩，孤独的标杆。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是个牛人，在2009年6月30日北京广渠路15号地段的拍卖中，潘石屹在报出39.4亿元时收手放弃，因为万科在33.1亿元时就收手了。万科就是标杆。王石的若即若离的青涩轨迹能够出现并继续下去，这也显示了中国梦的广袤涵养力。
2010年年底，王石公布了自己今后三年的人生计划：去欧美游学。这一年，万科销售额第一次过千亿。能舍下如此事业，当是人生超青涩，一位爷。
【存档】花2000美元过户一张50元人民币股票
至今上海人依然会百说不厌地把送给美国人“小飞乐”股票的故事讲给你听。送给美国人或日本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关键是谁送的。谁？北京。北京点点头或挥挥手，就有一锤定音之效。
1986年11月1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举行。这批美国大亨中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费伦。会议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费伦。费伦向邓小平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中国人回送个啥？这可忙坏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他们四处寻找，想送给美国人一张股票。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一定能够办到。外国人有股票，咱也有。
1986年11月，摆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面前有十几张股票，送哪一张呢？最后北京大手一挥，送“小飞乐”。为什么选定“小飞乐”？至少它印刷漂亮。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处长朱小华专飞北京送去“小飞乐”。朱小华后来成为中国金融业一员干将，官至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后落马入狱。
费伦接过“小飞乐”股票，乐了。但他不高兴的是，股票上的名字不是他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他要去上海过户。如果这名字是邓小平，也许他就算了，卷回家了。
费伦一行来到上海，住进锦江饭店。费伦第二天要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厅，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要去世界上最小的只有10来个平方米的交易柜台办私事。费伦要警车，上海人说只有国家元首才免费用警车开道。于是，费伦花2000美元雇警车去过户一张50元人民币股票。
费伦一定是被骗怕了，因此一个劲儿地问如何打假。静安营业厅经理黄显贵说：“我们的股票发行多少是有数的，多出来的一定是假的。”
“这不管用，可以印重复号呀。”黄显贵回答：“股票是上海印钞厂印的，有防伪暗号。”
“这也不能说明问题，暗号只有少数人知道，其他人一样会受骗，而且，彩色复印机连暗号也能印出来。”黄显贵回答：“我们的股票至少有两处印鉴是空着的，是要后盖上去的，红印泥不同于印刷。”
“这个好像也不难复制。”黄显贵拿出了绝招儿：“我们还有钢印，凸凹的怎么复印？”
据说费伦被说服了，高高兴兴地走了。
【存档】深发展股票12年翻1416倍
武汉人李向荣是乘警，1988年陪夫人到深圳，看到街头设点卖深圳发展银行（简称深发展）的股票，他们先用1000元买了50股。在此之后第二次、第三次来深圳，发行点仍在那里，他们每次都买了一点，总共用6000元买了300股，共6张券。
回家后，这对夫妇把买到的股票夹在了一本书里，1990年单位分房搬家后股票找不到了。1997年，他们10岁的女儿发现了股票。当初投资6000元的300股股票到1997年应该价值多少呢？后来李向荣向深发展索取了一张深发展历年分红送股一览表：1988年的300股原始股票，到2000年已分过现金17.4032万元，300股已经扩展为42.4825万股，按2000年8月4日深发展收市价计算，市值为849.65万元。与当年的6000元投资相比，12年翻了1416倍。
但深发展人士认为，深发展股票都经过股权登记，没有经过登记的就如同废纸一样。
【存档】老八股和老五股
上海股市的“老八股”是指延中实业、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股份、申华实业、飞乐股份、豫园商场、浙江凤凰。这“老八股”都是小企业，甚至是街道企业。飞乐音响和飞乐股份是父子关系，“大飞乐”的总经理也是“小飞乐”的董事长，在今天就是关联方。深市“老五股”是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上海“老八股”在日后做大的几乎没有，但深圳“老五股”可不一样，20多年来深发展和深万科一直是深市的龙头和脊梁。“老八股”和“老五股”是新中国上市公司的“红军”。
【第五回】·震惊世界纽约大股灾
八位俊杰写就白皮书
美联储大楼下约定5年内不言退
当地方企业和官员闷头搞股份制时，海外也有人惦念着这边。在海归中有两位，一是王波明，一是高西庆，日后在中国证券市场都留下了动静。
1988年8月，二位爷在北京相会。回国前，他们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回国去干件事，用现在的话，即要去做个局。怎么个局？就是要把个物件捎回去，这物件往大里说是资本交易机制，资本就是马克思说的“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那个物件，往小里说是证券交易所，再小点说就是股票交易所。
他们知道这事有难度，于是约定：回国后干5年，5年内不言退，如果5年干不成事，各奔东西。高西庆打算在城东修自行车，而王波明则打算在城西卖包子——这话在今天听来足够作秀，但当时这二位干了件狠事，回国之前他们把后路断了，不拿绿卡，不受诱惑。
高西庆是急性子，讲起话来不喘气。2000年5月23日，时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在中南海和中国政府高层讨论证券问题。“我尽量讲慢点。朱镕基提的问题最多，从他提的问题可以看出，他门儿清。后来时间不够了，我跳着讲，朱镕基就打断，把话题拉回来。他最关心国有股减持问题。”
高西庆是吃过苦的，初中毕业他在四川大山里修过铁路，打锤放炮。那时候能当兵，当铁道兵，是时尚的。可惜具体到高西庆身上，他只是附属于铁道兵的民工，就像当年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上百万的民工推着独轮车跟随解放大军从北扫到南，怎么说也算跟共产党走了一回，也算参加过解放战争。
1978年高西庆26岁，考上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后更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了一年宏观经济，学校让高西庆改专业，学法律，上面定的。高西庆有点不舒服：中国有法律吗？“文革”中老爹被关进去放出来从来没有法律给个说法，只退给7麻袋材料，一气都烧了。但高西庆还是去学法律了。
1981年9月研究生毕业后高西庆选择留校，当时美国格杰律师事务所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有一个交换工作一年的项目，于是高西庆出国了。但一出去他马上就傻了眼：说起来还是学国际法的，到了国外就像一头栽进桑拿房，两眼迷离满头雾水，根本不明白人家玩的规则，连边都沾不上。
一年后，高西庆请示北京对外贸易学院领导要求留下来继续学习，获准。
高西庆被拒签，尼克松帮忙
美国有两个行当挣钱最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律师的报酬是了得的。在香港，有洋人咨询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前任董事长柳谷书，老头儿说：来吧，一小时500美元。老头儿儿女成行，其中一个儿子挺有名，叫柳传志。
倒没听说高西庆学法律是图赚钱。
1983年高西庆考上杜克大学法学院，揣着尼克松奖学金，还是全奖。法学院的暑假挺长，高西庆便去打工，找到了一家名为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Ferdon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是这里的合伙人。在美国，律师分三类：一类是华尔街律师，不一定是在华尔街开业，而是从事证券、金融类的；一类是华盛顿律师，主要是打政府官司的；还有一类是城关街律师，就是在大街上开个店，打商业官司。三类律师相比，华尔街律师是顶级的。
华尔街是纽约曼哈顿岛上的一条金融街，在一个街口竖着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一个公式：
24美元×370年=300亿美元
是这么回事——
1626年荷兰人彼得·米纽伊特（Peter Minuit）用珠子和小饰物从印第安人手里（有人怀疑印第安人并没有住在曼哈顿岛）买下22平方英里的曼哈顿岛，当时价值60荷兰盾，合24美元。300年后，仅华尔街的地价就达300亿美元，每平方英尺622.29美元。
如果说纽约满街流金，指的就是华尔街。别的街就不一定了，有的流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