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知道，向上面讨鱼，不如自己养鱼。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朱镕基的这个念头日益明晰、强烈起来。
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有点像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轨迹。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历史上，革命根据地只有两个从未倒过，一个是延安刘志丹、谢子长，一个是海南琼崖纵队冯白驹。1934年瑞金革命苏区不行了，留下些伤残之士打游击，主力部队奔向延安。而孤悬海外的红色娘子军们，愣打着赤脚迎来了革命高潮。北京就是瑞金。上海就是延安。深圳就是海南。
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的李灏说：“一夜就这样过去了，我平生经历的最惊心动魄的就是这件事了。事情发生在小平南方视察后不久，如果游行队伍冲击边检，冲击政府机关，出现重大冲突流血事件，怎么向中央交代？事后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层层请示汇报，那死定了。要敢于负责任，当机立断，自己落处分就处分，不能出大事，不能造成严重影响，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第八回】·朱镕基发现上海没有钱
借浦东开发上交所出世
上海人跑北京要钱
上海领导人江泽民和朱镕基长期睡不好觉。1988年前后上海出了三件事。陆家嘴轮渡拥挤造成死人惨祸、肝炎大流行、火车相撞。所有这一切都令骄傲的上海烦闷。
上海的街道多以其他省市命名，上海所需原材料80%由国家调拨，名副其实全国支援大上海。与此对应，上海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是中国的加工厂。上海是大哥，每赚10块钱，几乎要交给国家8块。而国家每收入6块钱，就有1块钱是上海人提供的，国家再分给众兄弟，聊补无米之炊。
然而，改革了，众兄弟胃口大开，原材料自敛不及，价格大涨，怎肯再平价支援上海老大哥？这几年上海平价原材料只凑个30%。原材料涨价，而上海的产品价格却被捆得死死的。中央讲，上海产品价格稳住了，全国就不会大乱。腰包瘪瘪，上海人只好拿桑塔纳、彩电冰箱去和兄弟省市换原材料，连猪肉都要换，市府开会时还要通报猪肉库存。当时的副市长黄菊经常要往码头跑，看看运煤船来了没有。
上海还占不上改革先机，承包、租赁、金融、用工制度等改革多先在其他城市，如重庆、武汉、沈阳、广东试点，而不是在上海。开放也轮不到上海，不敢把中国的工业放到国际市场去冒险。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出现南移的趋势，广东将取代上海。
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劝告上海干部要克服老大自居、委屈埋怨、故步自封这三种情绪。市长朱镕基1988年5月1日正式到任，他说最怕听到救火车的警笛，上海老百姓的房子旧了，电线老化了，一着火就烧一大片。
朱镕基是从国家经委副主任任上来到上海的，到任后他发现自己没什么权，尤其没有财权，没有钱。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厅经理黄显贵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他记得一次朱镕基召集他们开会，说：“你们搞金融的，要多动动脑筋，到北京去，多汇报，争取给一点干货。”干货就是资金，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等一干人马，到了年底就不停往北京跑，要来多少钱呢？也就几千万元贷款额度。上海那么多企业，几千万元给谁呀，更别说用于危房改造了。
上海老了，上海喘不过气来。
朱镕基也知道，向上面讨鱼，不如自己养鱼。他的这个念头日益明晰、强烈起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干部王华庆回忆说，1989年12月2日，当时朱镕基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两职，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刘鸿儒也从北京赶来参加；朱镕基说，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
在这个会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组成。
龚浩成总结了当时对交易所的四种说道，道道见血。搞股份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发行股票，特别是向个人发售股票，会不会分散公有财产，会不会搞成变相的私有化？此其一；发行股票和债券，对储蓄起了分流作用，会不会影响国有银行吸收资金的主渠道作用？此其二；证券买卖带点赌博性质，会不会助长投机思想，不利于社会安定？此其三；开办证券交易所，会不会培育出一代资产阶级？此其四。
上海人的每一步都得小心再小心，一慢二看三通过。
陈毅打了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时逢上海正筹划开发浦东，便把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写进开发方案里了，在一个大筐里埋上个小辣椒，看北京怎么反应。
北京没有驳回。
上海加快了步伐。仅在1990年，上海就开了两个证券市场的国际研讨会。一个是5月与北京“联办”合搞的发展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中国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张佑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罗时林、法国里昂信贷银行证券公司董事长戴维逊、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香港总经理皮卡德等业内人士参会。半年后，10月中旬，发展上海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的规模更大，会议邀请到了美国国际集团（AIG）董事长格林伯格、美国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副总裁菲利浦·沙委朗等。在会上，朱镕基将16张电真空（即“老八股”中的真空电子，现为广电电子）股票送给了外国客人。电真空股票面值为100元。
注意这个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1992年其麾下友邦保险进入上海，并在之后20年里成为中国内地独此一家的外资独资寿险公司。
对证券交易所的造势不是给上海人看的，甚至也不光是给北京人看的，所有这一切也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愿。李祥瑞回忆道：“当时，朱镕基对我和龚浩成说，你们两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两位还在第二线呢。一年后上交所成立了，我遇见朱镕基又提起这件事，他告诉我，在筹建交易所之前，他曾当面向邓小平报告过，邓小平说：‘好哇，你们干嘛。’”
有人认为，当时搞交易所，政治意义大过实际意义。
如果说上海缺煤缺铁缺地皮，最不缺的就是股票，不缺交易所。
中国最早的股票记录是1859年，上海美商琼记洋行定造的第一艘轮船“火箭号”10万元造价中，就有中国人入股1万元，有点像今天的农民工带资入伙。洋务运动推出了第一只中国人自己的股票，1877年，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共招商股37万多两银子，与今天的国有民营类似。
上海的交易所更是多得可笑。汪荣祖和李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里提到，1921年夏秋之际竟有140多家交易所茁壮成长。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天津的证券交易所存活了三年，北京的交易所苟且了两年半，到1952年7月关掉了；上海最干脆，1949年6月10日宋时轮指挥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捉去了238个人，封掉了证券交易所。上海市长陈毅大笑：这是打了一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讲陈毅故事的人叫林乐耕，1990年时74岁。林乐耕16岁从乡下出来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做练习生，用毛笔写行情。到20岁时攒了点钱，就自己开了间叫做“乐茂”的证券号，好像也不用证监会批，做期货对敲交易。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把林乐耕抓了进去，有幸和上海纸头大王魏沛霖、林维屏和荣洪源关了59天，号称“四只老虎”，这荣洪源乃荣毅仁的堂哥。后来请得章士钊大律师来辩护，无罪释放。陈毅来的时候，林乐耕正好不在所里，有幸逃脱。
上面能批STOCK吗？
建一个证券交易所有许多活儿要干，招兵买马找房子，筹钱派款定规矩。甚至，当年需要50条电话线，还是上海市领导亲自出面才解决的。但什么是最重要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会员制还是公司制？上海可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只有三家，上海申银证券公司（简称申银证券）、上海万国证券公司（简称万国证券）和上海海通证券公司（简称海通证券），必须解决地域限制问题。另外，交易所的经营品种主要还是想搞股票，但当时比较成型的股份制企业才11家，能够上市的只有6家，原计划搞到二三十家，不知两三年内能否做到全国联网，是不是应该先以经营国债为主？再有，交易所的筹备经费如何解决，要不要市政府出资？最后一点，管理机构怎样设置，是否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如管理委员会，与市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应是什么关系？
当年上海的麻烦是，每年都有两三亿的资金外流，所以，上交所起步是先搞地方统一市场，还是一开始就吸收外地会员公司？这事拿不定主意。北京“联办”坚持只有建立全国性证券交易所，通过梯级辐射网络，形成集中统一的交易体系，才能够解决局部地区资金外流问题。
上交所的名字也关系重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一词的英文译名为Securities，意为抵押品，泛指证券、债券，而没有像国际上所通用的直指股票的Share或Stock。李祥瑞是这样解释的：“当时译成Securities也符合我们股票少证券多的实际情况，但也确实怕写Stock上面不批。”
申银证券总经理阚治东回忆：“上交所筹备工作展开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罗时林带队去香港考察，每到一地他就问人家，你们是证券专家，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股票价格涨得太快了，有什么办法把它压下来？在香港联交所，理事们听了很奇怪，问为什么要把它压下来？回答说涨得不合理。香港人说，只有人为制定的价格才是不合理的，市场通过供求形成的价格都是合理的。这个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行长性格开朗，善于言谈，一路上给我们讲养生之道，但回来不久便查出胃癌晚期，两年后去世，年仅48岁，令人惋惜。”
上交所开业三大券商捧场
上海股市阴冷。如果1987年11月1日股价为100%，1989年1月底就是116.6%，1989年7月底陡降至89.3%。许多人以为股票完了，改革要歇歇了。
谁知，1990年春，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朱镕基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交易所突然之间就要横着蹦出来了。如果朱镕基关于建立上交所的海外放言没能实现，对上海、对中国、对他本人，将造成何等影响？但他心里是有底的。当时国内急需重新鼓起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和热情，国际上亦要消除各方疑虑，特别是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创办证券交易所应该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响亮，瞩目，意味深长。
朱镕基当有此考虑，当受此托付。
1990年12月19日，上海举行上交所开业典礼，上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致开业词，副市长黄菊、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等出席，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敲锣开市。
上交所采用了先进的电脑交易系统，使交易指令传输、撮合成交、证券过户、清算交割、信息检索与储存高效运作。上交所是一张白纸，画啥都成。而纽约证券交易所等老牌交易所要玩电脑，先要废了传统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习惯，比上交所累。
开业当日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股票8种。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电真空股票，由海通证券抛出，3秒钟之内便被万国证券抢去，被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吃进，成交价365.70元。
相隔41年后，上海终于又有了股市。
上交所位于上海黄浦路浦江饭店底层，到1991年5月31日止，实际开市日114天。这100多天来，交易总额为32.29亿元，其中债券交易占了九成，股票交易占一成。也就是说，股票交易额为3.22亿元，日均交易额只有280万元。
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8家，股票面额不统一，有10元、50元和100元。浙江凤凰（600656）是唯一的非上海本地股，是浙江省兰溪市国有企业，市值1.275亿元，把它拉到上海是为了体现上海市场的全国性。爱使股份（600652）是一家制造仪表器材的公司，1989年的销售收入仅405万元。事实上，爱使股份原先的总股本只有40万元，中国人民银行起先不同意它上市，爱使股份通过1配1、1送2，股本一下子增加到270万元，终于上市，使得上交所开业时凑足了“八大金刚”。
8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飞乐股份（600654）和飞乐音响（600651），俗称“大飞乐”和“小飞乐”，前者有员工2700人，后者只有50人。“大飞乐”的总经理是“小飞乐”的董事长，两家公司整个一父子关系。实际上，“小飞乐”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大飞乐”的前身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但从股份制的资历而言，“小飞乐”成立于1984年，“大飞乐”1987年出生，先有子后有父。1986年邓小平送给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费伦的股票便是“小飞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