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这种过分强调偶然因素和个人因素的说法。据我所知，早在我们回国之前，国内已经有不少人在琢磨建交易所的事。我相信，这些人都致力于改革，对形势很敏感，有一份好心；可很难说其中有谁对证券市场比这个以留学生为主的集体更明白，更没谁在这方面有过多少实践。我的意思是，在当时，证券市场的出现是一个客观趋势，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我们回来折腾，股票交易也在搞，交易所也会有。
让我们聊以自慰的是，我和波明毕竟真在华尔街工作过，王莉毕竟真在国际市场上操作过，还有青原、老汪等一批人，都在各自的领域有一定造诣；而且大家的责任心、对这件事的投入，并不亚于其他人。所以，有没有我们参加搞设计、搞试点，应该说是很不一样的。历史不可能退回去，所以没法假设如果另一批人来搞会是什么样。但可以作横向比较，比如和东欧、俄罗斯、东南亚以及拉美一些国家比，就不难看出，我们当年的追求和努力，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陈大刚（1988年为北京大学教师，1993年任中国证监会法律部主任、中国光大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1988年11月9日的汇报会，有两个印象特别深：一是汇报前我们商定了一个目标，要争取在中央的层次设一个领导小组，专门抓筹备交易所的事。会上，当有人提出这个建议时，主持会的依林和劲夫同志似乎也要认可了，记不得是哪一位老同志打了横炮，认为时机不成熟，结果就没能达成共识。第二个很深的印象是，主持会的依林、劲夫两位领导人的态度和会场上的气氛，给了我很大感染。
实际上，1988年11月9日中南海汇报会没有任何具体结论，不管是否有人出来打横炮，结果都不会有大的不一样。1988年中央上层着急的是什么？是双轨制闹翻天，钢材出厂价700元一吨，愣能闹到2000元，要不怎么狠心闯物价关，损兵折将？连国有长春百货大楼出租柜台都成了新闻的年代，还能指望证券交易所有多大出息？
中南海汇报会大体上有个说法：目前建立证券交易所尚不具备条件，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是必要的。
这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前，中国的股份制改革以及资本市场的建立，就在这样三股力量的推动下蹒跚前行——地方政府和企业，它们有发展的冲动，期望从市场筹资；知识精英层，他们理性感知，发达国家有的，中国也必定会有，与其后的精英层不同，他们也有发家致富的欲望，但更多的是事业心，是国家使命，至少，当时资本市场还没有给他们展示发财的样板；中央高层，一些开放的官员意识到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但意识形态及技术操作问题没有解决，有些官员大多年事已高，实际上并无高瞻远瞩的知识背景和魄力胆识。
一定要有一股新锐的力量，一个突然降临的机会，方能破中国资本市场之冰。
【人物】第一风投张晓彬病退
高西庆在美国是挣了点钱的，但回到北京，一干起事来，他就发现这钱不经花，跑来跑去，查资料、复印、开会，哪里都要钱。这时候就感到张晓彬的可爱，再热血沸腾也得有馒头垫底。张晓彬时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他说：“先拿10万元去用。”
张晓彬也熏过洋风。1987年年中，张晓琳作为中国第一个“艾森豪威尔交流基金国际计划”学员到美国跑了50天，研究美国投资银行和股票交易。“艾森豪威尔交流基金国际计划”，由美国大公司出钱，张晓彬的费用由波音公司提供。这一期共20多人，有土耳其总理助理、新加坡经贸局局长等。正是在美国，张晓彬结识了高西庆、王波明。张晓彬太明白在资本交易中钱的分量，也深感中国对资本市场需求之急，所以一掷10万实在是物超所值。
张晓彬1977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学机械；1978年调到国家科委筹办中国第一次科学技术大会；1981年到1982年在欧洲研习科技项目管理；198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主研风险投资；1984年开始筹办中创，打出“风险投资”旗号。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风投。风投的关键是上市，最后投资者要退出，要获得高额回报——这退出机制，没有证券市场，万事皆休。张晓彬鼓噪股市是有点私心的。
中创原本希望国家能搞出一个风投基金来，但没那么多银子，国家科委先给了开办费50万元，后来陆续又筹来3000万元，又有财政部等单位入股。这样，中创以1亿元的股本金每年举债10亿、20亿，主要是央行的政策性贷款，后来还有星火、火炬贷款。既然是债，就不可能作长期投资，而且债的性质就决定了不能冒风险，要有短期赢利才能维持住——中创的风险投资名不符实。
张晓彬于1994年7月离开中创，理由是心脏病。但香港同胞不这么看，香港《星岛日报》在头版右上角发文说，中创总经理张晓彬携巨款潜逃。张晓彬当时正在香港，大怒：“叫他们来看看我在哪逃着呢？”其实当时是首钢周冠五的儿子周北方出了事。“这帮人，第一天胡说八道登头版，第二天道歉在第二版只登了一小块。”
张晓彬说，中创是卷进海南房地产泡沫中了，但当时有多少公司没卷进去？其实中创还是做了许多事，1990年或1991年，中创弄了个中国置业在香港上市，那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基金，那时香港人根本不知道内地还有好企业。
张晓彬离开中创时42岁，他说他要退休了。这话说得轻巧，让人嫉妒得要骂娘。但他确实离开了中国金融业的前台，在美国给大公司做投资咨询顾问，他自己的公司名叫Venture Management Consulting Ltd.
2000年夏天，张晓彬和时任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聊天，李瑞环讲当年他主政天津时遇到一个套汇48万人民币的大案，李瑞环硬挺着，还是把人头保下来了。张晓彬说，现在企业套什么汇？想要多少去买就行了，根本用不着违法犯罪。改革总要淘汰一些人，总要委屈一些人，但历史总要往前走。
曾张开双臂欢迎证券市场的4位青年官员，王岐山、周小川、宫著铭、张晓彬，后两位离开了战斗第一线，下海单干；或，更残酷地说，被淘汰了。每位爷都有自己的路。
【存档】宫著铭改革纲要
宫著铭曾少年得志，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工程系，后又在德国研习计量经济学。1984年，宫著铭38岁即任国家计委预测中心总工程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宫著铭官运最盛之时，曾先后任国家计委委员，国家体改委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成员、体改办主任、综合计划司司长等职。他还担任“联办”第一任总干事。其人豪气可以从带有另类味道的《中期改革综合纲要》中感觉到。改革开放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知识界，并为许多中国高层领导接受和欣赏，但也很敏感，毕竟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纲要》是宫著铭以中国人民银行体改办研究小组的名义写成的，未扩散。宫著铭于1990年下海，2000年就职北京建华置地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他衣着随意，身体不怎么好，微肿的眼睛透着散淡。
中期改革综合纲要（节选）
社会主义时期是独立于共产主义之外很长的历史时期，它不是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初级阶段。马克思关于公有制、计划化、按劳分配的描述是对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描述，不适用于社会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它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它是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结合。它的主要特点在经济上是自由市场经济。
A.它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特点：a.有明确的产权，而产权要落实到人；b.有自由竞争的市场；c.有经济活动和订立契约的自由。
B.它有社会主义的特点：a.国家保持对自然垄断性企业的控制，但以集体股份制为主、私有制为辅，国有制只占极少部分；b.用超额累进制的所得税、遗产税等较温和手段限制贫富差距；c.国家奉行“无为而治”、“积极的不干预”政策；d.职工对经理有一定监督权。
在政治上是平民民主政治：
A.它具有一般民主政治的特点。
B.它具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承认贵族式的特权，不承认财产和权力在竞选中的作用。
民主社会主义要50年才能实现，10年20年内要为自由社会主义而奋斗。自由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侧重于首先实现经济自由以便解放生产力，实现工业化，为过渡到后工业化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实现自由社会主义的步骤是：
1.明确企业的法律形式，即所有企业都应归入无限公司、有限公司、合作社三种形式。有限（股份）公司至少有五个股东，它是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形式。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应向集体股份制过渡，并在10年内过渡完毕，建成有法律秩序的以集体股份制为主、私有制为辅的企业群体。
2.放弃计划经济制度，使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与市场并存，“双轨制”在五年内过渡到单一的市场经济制度，并在10年内建立房地产市场、金融（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
3.政府奉行“无为而治”、“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只扮演裁判、秩序维持员的角色，放弃绝大部分的所有权和直接投资权；缩小福利开支的范围，实现财政平衡；要给地方以更大的自主权力，实行一国多制。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自由经济制度必将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认为只有扩大计划内投资才能促进发展的论点把发展与改革对立起来，是不顾事实的错误观点。
一、目标模式——民主社会主义（略）
二、中期目标——自由社会主义（略）
三、企业——集体股份制为主
国营工业企业法和承包经营责任制在落实厂长、经理的经营权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并没有解决财产所有权和谁承担企业亏损的问题。经验证明，一个小型的企业由于经营规模小，亏损也不会太大，这样的亏损可以由个人的收入来承担。但是对于稍大点儿的企业来说，企业的赢利与亏损与个人收入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个人是无法承担企业亏损的，即使个人的收入像西方国家的总经理那样高，也仍然负担不了企业的亏损。因此，承包经营责任制不能解决“自负盈亏”的问题，企业改革必须继续前进，必须明确财产所有权，必须有人负担企业的亏损，而不是完全由国家和社会来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