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西庆回忆道：“后来，王岐山来和大家聊过一次天，海阔天空大而无当，好像什么也没说，但过两年再想他的话，那是个高人，看得远。”
在另一些场合，王岐山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我觉得‘联办’存在本身就是工作，难是难一点，但是毕竟在进行改革和开放的尝试，所以我想首先应该从这一点上来评价‘联办’。一年来，不管怎么说，也有了个机构，有一些从海外回来做事的人，这些同志通过近一年来的工作也受到了锻炼和教育，把理论运用于实践，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而且通过调查研究，对中国证券业实际情况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们在不断地揣摩这件事是否能做，一有机会，得到尚方宝剑就不断地去推动，这些劳动，我认为都会取得一定的收效，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我们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然这件事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而言势在必行，我们就不要太顾及眼前的气候呀、挫折呀，或者谁同意、谁不同意，因为事情是人创造出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也没有谁给一个尚方宝剑，说你先上井冈山将来可以坐红旗，没有，所以说学习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应该从这一点学起。上次我和大宫带着‘联办’的同志一起学习邓小平的文件，讲的就是这个。如果领导同志讲，你们干吧，王波明任交易所所长，那你王波明也会觉得没多大劲，因为没你的劳动，没多大意思。”
“前两天参加了银行的盛会，我感到经过这两年的金融体制改革，目前真是到了黎明前的黑暗，许多问题积在那里，大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计划、金融，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摩擦系数最大的阶段，越是这样就越有可能发展，因为有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方向对头，我们应该是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干，你就不知道这水有多深，不下水，总在上面做动作，没用，但下水，就难免牺牲两个人，多喝几口水，要付出代价。我从始至终就没在外面，一直在里面。我觉得改革嘛，有的喝几口水还能救过来，有的喝几口水就喝过去了，不要怨天尤人，这就是现实，所以我主张现在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在干的过程中，才能练队伍，才能反馈信息，才能摸清实情，你们在国外干过，在华尔街干过，但毕竟国外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还有很大的区别，在练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能够积累一些经验的。”
“我不太赞成说没有尚方宝剑，尚方宝剑有过，从来没说过失效了，是认真听取的汇报，又不是在哪个同志家议论的，对不对？所以我认为现在可以搞，但是组织问题要解决。你不管怎么样，得有一个向上通的正式渠道。”
“联办”的老板公司出了问题
1989年8月16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康华、中信、光大、工商经济开发和中农信5大公司在经营中存在违反行政法规问题，被处以罚款和补交税金共5133万元。年底，康华公司更在一片喊打声中被关闭。这令“联办”不寒而栗：5大公司中有4大是“联办”的老板。而当时，“联办”的户口问题、法人地位问题越来越要命了。
当年成立“联办”时的设计是非营利性机构，这就和工商管理局挂不上钩，属于社团管理法的问题。“六四”事件以后，加上东欧发生的变化，社团管理的地位提高了，也敏感了。“联办”成立时，许多领导都表示赞同。但法人地位问题，将来没有人问起则已，一旦有人问起，“你是哪儿注册的、哪儿批准的、挂靠单位是谁，按社团管理法，你的登记手续怎么样”，就要命了，还谈什么开国际研讨会，参与建立证券交易所？
高西庆说：“我们同民政部社团管理司联系过，利用原来社团登记中的办法是可以没有挂靠单位的，可事实上，无上级单位是批不下来的，那么一定要有上级单位，而且必须是一家上级单位。我们说8家公司（康华被关闭了）都是我们的上级单位，他们说，不行，因为出了事还是找不到人。一定要登记，但又没有办法用8家公司的名义去登记，所以比较麻烦。我跟中国人民银行金建栋司长讲这个问题，希望金司长支持，金司长说，‘联办’可以归他们管，但我们现在是非营利性单位，是应该受社团管理法来管，还没有转给中国人民银行。”
其后就出现了李青原左突右奔把“联办”挂靠上体改委的壮举。1991年12月25日，国家人事部批复国家体改委称：“你委《关于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补办事业单位审批手续的报告》收悉。经研究，核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事业编制60人，经费自理。”——虽然不给钱，但好歹有个事业单位的名分。至此，王波明们终于正式找到了组织。这与王石摆脱组织的关怀正相反。
如果没有组织，当时“联办”连辆汽车连台彩电都买不了，有钱也不卖，要控办批。
1990年，一本叫做BILLION的杂志刊登了高西庆和王波明的照片，文章的大标题是《偏向虎山行》，提示道：两位活力充沛的年轻人被赋予了建立中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艰巨使命，其实建立股票市场的设想并不符合中国一直以来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概念的攻击，但矛盾的地方在于，股份制很可能是中国领导层摆脱经济不振的一剂良方。
老外就是天真，什么都敢扯——谁给了年轻人使命？谁是老虎？
【主张】弗里德曼的6点疑问
1988年8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听说中国深圳搞起了股票，搞起了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搞起了股份制发展银行，便特意来深圳发展银行参观，最后他表示有几点疑义：
1.国有控股的股份制是否能真正发挥股份制的作用？中小私人股东有没有话事权？利益能否得到保证？
2.没有证券交易所，股票怎么流通？价值怎么实现？
3.中国有没有相关的法律？譬如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等？
4.你们银行领导是谁任命的？是政府还是股东？
5.法律有没有划分董事会与总经理的职权范围？
6.你们股票设计得很漂亮，但是像货币，不像股票。
临走时，他说了一句鼓励的话：“已经不容易的一步。”
【存档】华尔街大亨来到人民大会堂
1986年11月17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刊出了该报驻京记者阮江宁的报道。此文与《中南海里购股票》有同样的政治意味，并且，更早。此文没有更正。但1989年秋，阮江宁离开了媒体行业。
华尔街大亨将金融市场带到人民大会堂
[本报驻北京记者阮江宁13日讯]我们确实亲眼目睹了历史的进程，而今天在这里，我们又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创造历史。美国前国务卿罗杰斯在这里以极宏观的口吻描述正在举行的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
华尔街的老板们被请到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开会，其事实本身就是重大资讯。
用罗杰斯的话说，这是一个本着新的共同的实用主义和合作的精神，来克服旧的政治隔阂和敌视的时代。
包了长城饭店的一个楼面，租用美国太平洋卫星向美国国内转播，会议地点在人民大会堂，这些都在说明会议的规格。美国方面的出席人物不仅有前国务卿，还有前商务部长以及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兼执行主席约翰·费伦先生在内的华尔街的头面人物。
一位中国官员对此大惑不解，没想到美国对此会议如此重视。作为中美研讨会，美国20多位金融界大亨准备了书面发言，而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作了书面发言。
然而，这并不影响研讨会的气氛，反而印证了在此时此刻召开这次会议的更为深刻的背景。
这种背景用我们每个人手腕上的时间表述更为恰当。24小时不停的全球外汇交易活动，按动办公桌上的电钮，通过电子程序，纽约、伦敦、东京等各地交易所的行情立刻出现。这的确是一个时代，全球性的金融市场诞生了。
下面是一位美国人的评价：
人类社会可能第一次到了这样一种境地：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结构的存在能减弱世界的紧张局势，并能和平地沟通全球的思想和资源。要知道，人类历史一直到现在，军事力量和商业力量一直是制造权势的有力工具。
具体到美国说，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三在股票市场上享受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同时，这数以万亿计的资金维持着美国经济的增长。
会议之所以在1986年秋天的北京召开，是因为外界认为，中国也正在迅猛发展。一个有生机活力的并具有世界最古老文化之一的民族，正在探讨用新的方法去利用其创造性的能力。
还有两件事应作为背景：1986年5月姚依林副总理曾对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几个星期前，王安博士在对中国的访问中与邓小平同志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王安是数据处理领域的先驱之一，就是这一领域使得全球性的大量资金转移成为可能。
中国正在寻求巨大的资本从事国内建设，中国正酝酿着对现行金融体制动点手术以适应这种需求。美国的金融巨子们对此是有感觉的。他们在发言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将要接近世界各种市场。既然有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中国应使自己做好充分准备，以增加管理、维护和偿还巨大债务的能力；
不难想象，股票市场将会在中国发展起来，我们将鼓励和支持上海等地的国内股票市场的发展；
无论国有的还是私营的，中国都应该尽可能有效地、更多地发展和利用市场。根据货币因素、贸易收支和政治考虑，选择适当的时候完全可以接近和进入市场；
中国仅仅依赖于商业银行是不行的，这当然是个好的资金来源，但很有限。中国需要尽可能多的世界范围的投资者，为得到这些投资，必须利用金融机构来帮助了解投资者的需要，这包括信贷的形式、期限、结构和币种；
从长远看，中国是个更大的市场和经济贸易的更大的一股力量，尽管现在贸易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还很低；
我们相信卖方融资技术会由于中国的某种需要而被引用，在长时间内，它是几种市场和投资者的组合，以便利用不同的、新的方法，这使中国能不断增加资金促进增长和繁荣……
看来，这一中美研讨会所讨论的许多市场机制和原则超越了一个民族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偏见。再用一句罗杰斯的话：这种了解和合作是在这样一些国家之间，这些国家制度和信仰有可能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使本国人民生活得更好一点，生活在美好的环境之中。
对这次会议的评价，还可以用美林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赛恩的话来形容：要想用几句话概括这样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很难的。但在此我想尝试一下，今天早晨我们所做的只是对世界历史上出现的真正新的东西瞥了一眼。
美国人也闻到了味儿，但他们说出来的话便串成另一种味儿。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吉米写了一篇特写《中国初出茅庐的股票市场向美国内行取经》：
上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不寻常的研讨会。会上，20个身着细条子服装的最高水平的美国证券商人、银行家和律师，向200多个穿毛式制服的中国银行业和金融官员，解释了难以理解的美国西部股票贷方市场基础知识。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会上说：“我们要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有用的经验！”
【第七回】·张劲夫主持汇报会
姚依林要紧锣密鼓
宫著铭夜访朱镕基
1988年，中国金融业“大管家”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急先锋是综合计划司，综合计划司司长是宫著铭。宫著铭1978年在国家计委工作时32岁，在“右派”甄别小组跑腿，经过他手的有一人叫朱镕基。1957年朱镕基是因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有一定道理”这句话，而被打成“右派”。那次平反，计委系统18个“右派”都一风吹了。
当高西庆、王波明在美国热血沸腾的前后，宫著铭等年轻人在国内也热血沸腾，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说，有很多人提起建立证券交易市场。作为领导，宫著铭曾带头买下深发展3000股。
1988年4月，交通银行成立80周年。当年上海人吃毛蚶闹肝炎，不怕传染从北京赶去祝贺的最高级别官员就是宫著铭。当晚，宫著铭到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家里，谈起上海金融改革。宫著铭说了两条：一是大力发展和利用地方金融机构：二是抓紧建立证券市场，有了交易所，钱就来了。
作为一个京官，宫著铭却提出这等壮大地方经济实力的招数，有趣。宫著铭还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银行业存款不过2万亿美元，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已达4万亿美元。10年后更不得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值加起来有20多万亿美元。也许作为金融业“大管家”，宫著铭认定不管是信用社还是证券市场，早晚都归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辖，不怕它们坐大，孙猴子能耐再大，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1988年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开证券市场座谈会，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宫著铭主持。这个座谈会囊括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外经贸部等。除此之外，更为积极的是国有却又资本味道十足的中创、中农信、康华等公司。这次会议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责成宫著铭、张晓彬等主持起草《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如此，高西庆、王波明们开始贴上组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