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以自由市场闻名全国的侨乡石狮镇，4000余户的乡镇就有近千家的小摊贩，每天上市的有2.5万人，成交总金额达6.7万余元，比国营、合作商店的营业额还多一倍以上。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时起有时落
好运歹命
总吗要照起工来行
——闽南歌曲《爱拼才会赢》
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比作一场漫长寒冬之后的春天，那么正如大自然所透露的消息一样，最早的春意往往不是从高大的乔木开始萌芽，而是酝酿于最不起眼的角落，确切地说，往往是从夹缝中的几粒微不足道的草籽开始泛出生命的颜色。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史中，在东南沿海的穷乡僻壤，以石狮、温州和义乌为代表的一批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城市蓦然崛起，一个个有着相同的语言、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的特殊群体呼啸而行，它们用自己的血性和禀赋打下了一个个商业王国。
但在不断跋涉前行的道路上，它们无一例外都没有享受过多少政策的阳光雨露，反而是一次次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打击对象，它们的生存环境常常先天不足，无法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甚至无一不处在交通极不便利的地区，如果按照常规的发展理论，它们没有任何理由走向历史的前台，更不可能引领中国经济的潮流。但就是这几个意想不到的地区，30年来，却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写下了最鲜活的注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自古就有着浓厚私商传统的石狮注定要经受一次次突如其来的磨难，然而每次磨难过后，石狮人又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旁若无人地勇猛前行。
让我们先一起重温几个历史的瞬间，虽然今天的石狮人谈起这些往事时都伴以爽朗的笑声，但我们的意图并不在于简单地重复昨天的故事，而是想通过回首这段历史来提取石狮人的精神原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石狮人就与“资本主义”的罪名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最终成为全国范围内屈指可数的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典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石狮最终戴上“资本主义复辟”这顶“桂冠”，不是在“文革”期间最水深火热的年代，反而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集团之后举国一片欢腾之时，石狮的资本主义行为在当时成了揭露“四人帮”的罪证，而所谓的资本主义行为，实际上却与“四人帮”鼓吹的那一套根本背道而驰，由于当时的政治需求，当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为被完全生捆在一起，历史的诡异也就不难理解了。
1971年的一天，一个石狮汉子正在鼓捣着生意，一群气势汹汹的工作队人员突然闯进他的家门，还没等他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随即被送往闽北大山里进行劳动改造。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投机倒把”，而且是“罪大恶极”。他的罪证是，由于勤奋和精明，月收入竟高达700元，而当时省里的高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才不过57元。经过工作队核定，他的非法收入总计7000多元，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既然人赃俱获，罪行累累，那么判他几年呢？工作队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按1000元判1年，就判他7年吧。随后，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父亲上吊，妹妹被迫出嫁，兄弟上山下乡，好端端一个家顷刻间四分五裂。与此同时，工作队一口气查封了当地12家地下工厂，并逮捕了5名“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如果他的故事到此结束，那么我们只能报以轻轻的一声叹息，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十几年后他照样是一条好汉，由他的工厂所生产的工艺鞋和箱包一时远销国外。当有人问他当年的罪名有没有平反时，他淡淡地一笑说：“我没喊冤也没要平反，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受冤坐牢，过去就算了，现在上级给我很多荣誉，已经能说明一切了。”
这就是石狮人的典型性格，不屈不挠，即使遇到再大的打击也不怨天尤人。
如果说，1971年此人的遭遇还只是一个典型个案的话，那么1974年秋，石狮则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与意识形态下的“资本主义”发生了亲密接触，而这一切都与一位“大人物”的到来有关。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74年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十年动乱”逐渐接近尾声，阶级斗争的硝烟让人们多少感到有些疲惫，很多人开始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庞大的命题产生莫名的焦虑，整个国家正处在一个异常焦躁而微妙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
这场运动起源于太行山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在随后数年的时间里，大寨经验席卷整个中国，批判资本主义的浪潮再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涌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时代语录。随着大寨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推广，农村自留地被取消，农贸市场被取缔，一场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日益禁锢着所有人的头脑与思维。
1974年秋对石狮来说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当人们像往常一样下地、出海、聊天、烧香的时候，一块不大引人注意的乌云正悄悄向这个宁静而祥和的小镇袭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来到福建视察，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福建省南部晋江县一个叫石狮的地方，人们不务正业，公然顶风作案，竟然活跃着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王国。
当陈永贵的小车缓缓驶入石狮镇的街头时，这位创造了“批资兴社”经验的农民总理不禁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光天化日之下，在当地的农贸市场，一群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小商小贩乱糟糟地挤作一团，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摊点前兴奋地交谈着，彼此讨价还价，没有人注意到一位远方贵客的来临，也更没有人有任何回避的意思。由于道路狭窄，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们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陈永贵的专车无法顺利通行。一向敢于说话的陈永贵触景生情，说出了一句后来在闽南广为流传的话：“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对于远离政治中心的石狮来说，陈永贵的这句话无异于一声突如其来的棒喝，任何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掂得出这句话的分量。毕竟，那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狂热追求“一大二公”的年代。
实际上，与当时全国的多数省份一样，此时的福建人民正在把火热的革命激情投入到“农业学大寨”的热浪中去。地处南方的福建满目青山绿水，自然条件无疑要比西北高原好得多，用陈永贵的话说，“田里随便插根扁担都能长出苗来”，但却一直没有摘掉农业落后大省的帽子。在一次福建省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上，陈永贵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福建为什么农业搞不上去呢？主要是人懒！”福建人民痛定思痛之后，一场“没收自留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起来了。
在举国上下一派学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的浪潮下，石狮人同样不甘落后。为了彻底改变侨乡面貌，增加粮食产量，有人提出了要把一年两熟的旱地改造成一年三熟的水田的伟大构想，尽管已经很久没人敢这样想了。稍微懂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却显得合情合理。有人不免对这种构想表示怀疑，“从来水田就是水田，旱地就是旱地，小鸟怎能孵出大鹅蛋？不要忘记1960年农改田失收的结果，想吃大米最后连番薯都丢了。”
在所有的质疑声中，石狮人的商品意识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有人马上算了一笔经济账，当地的土壤只适合种花生，如果把这些旱地都种花生，那么有了花生就等于有了大米，何必要枉费力气改水田呢？更有人干脆说，“钱靠南洋、粮靠市场，何苦多此一举？”这种朴素的商品意识在今天看来再自然不过，但在当时却被视为急需批判和纠正的落后思想。经过一番严肃而耐心的思想教育，人们终于想通了：“粮食是纲，大家都种花生，哪还有大米换？专要钱，不要粮，不顾国家计划的事情坚决不能干！”
于是，在大寨精神的激励下，一场改土造田的战斗打响了，男女老少夜以继日地在田间地头劈高填低，裁弯取直，人们似乎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奇迹。每一个夜晚，人们都在睡梦中一次次见到丰收的场景。终于捷报传来，亩产早稻从原来的400多斤增加到600多斤。但天不遂人愿，战天斗地的石狮人发现自己还是填不饱肚子，火热的激情换来的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
与碰巧来到石狮的陈永贵一样，石狮人同样没有想到，正当自己在大寨精神的感召下努力改变家乡面貌的时候，却因为一个小小的农贸市场坏了整锅汤，把自己变成了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活教材。这或许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但无论如何，当时石狮这个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两万的小镇，从此被人为地涂上了一层最不光彩的颜色，一种臭气熏天的颜色——黑色。
所谓黑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无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条万恶不赦的罪名。的确，在整个中国红旗飘飘的岁月里，在发誓要“让资本主义绝种”的年代里，有谁又能够容忍商品经济的胚胎蠢蠢欲动？
与其说石狮人被冤枉了，不如说这一次他们是刚好撞在了时代潮流的枪口上。陈永贵在石狮意外地看到了一条活灵活现的“资本主义尾巴”，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农贸市场，但在那个时代看来，这种放任自流的商品交易行为正与大寨精神背道而驰，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格格不入。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善于类比的陈永贵再一次以铿锵有力、毫不含糊的声音给石狮定了性：“石狮是什么？石狮就是资本主义身上的一块臭肉，只差插一面国民党旗了！”如果说“资本主义的车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还只是一种带有极强个人色彩的感性评价，那么后来的这句话就已经完全上升到理性，甚至是可怕的高度了。
历史一再表明，无论是什么人最终也无法阻挡住民众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洪流，尽管政府一再表示出严厉打击资本主义的决心，但事实上没过多久，石狮的小商品市场却又自然地再度萌发了。到1975年，石狮镇仍有上千名个体商贩在街头摆摊设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照经营。
石狮人似乎是一个我行我素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在他们的人生词典里从来就没有“驯服”这个词汇，但正是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我行我素的性格，一场真正的暴风雨很快倾盆而来。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石狮就出现了华侨从海外带回来的第一台手摇电影机；1945年，石狮第一次播放有声电影，同样是一位华侨从菲律宾带回一台16毫米电影机，向厦门电影公司租来《啼笑因缘》、《一江春水向东流》，让父老乡亲们大开眼界。但石狮人不会想到，事隔32年后，自己居然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成了一部电影的主角。
1977年春，作恶多年的“四人帮”覆灭之后，神州大地万物复苏，就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一部名为《铁证如山》的专题片在全国内部公映。在这部20多分钟的专题片里，拍摄者带着对“四人帮”的满腔愤怒从各种角度揭露福建所遭受到的严重破坏，一个个镜头令人触目惊心：被流弹射死的解放军战士，荒芜的农村，帮派大搞武斗所留下的碉堡和武器，人民生活惨不忍睹……
但就在影片快结束时，石狮人突然看见自己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了这部专题片中反面教材的一部分，当电影镜头切换到石狮时，观众们看到的却是当地自由市场的交易画面，在镜头里闪现的倒像是一次小商品的大会展，以及一个个看起来贼眉鼠眼的小商小贩。讲到石狮，画外音陡然以泰山压顶般的口气怒斥道：“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万元！这里乌七八糟、臭气冲天！”结尾处，解说员以更铿锵有力的语调总结道：“自由买卖是资本主义，你们自由买卖了，你们是资本主义；烧香拜佛是封建主义，你们烧了拜了，你们是封建主义。瞧，铁证如山！”自由市场的存在令石狮人无可辩驳，但同样令他们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这一切又与“四人帮”有什么关系？
在那个以政治宣传为舆论导向的年代里，一部全国上映的影片的杀伤力可想而知，从此石狮第一次在全国“叫响”，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石狮人的生活彻底失去了宁静。
很快，趁粉碎“四人帮”之后“两打两查”的势头，工作队又一次进驻石狮，任务只有一个：“打击资本主义复辟！”一时间很多个体商户纷纷蹲进了“学习班”，罚款的罚款，取缔的取缔，一些被认为情节严重者入狱判刑。这仿佛是一次历史的重演，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一次的打击行动要比以前更有组织、更生动、影响更大，对不安分的石狮人来说，也是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有意思的是，不查不要紧，一查连石狮人自己都吓了一跳。据当时统计，在所有的投机倒把分子中，非法获利万元以上的就有11人，可见在当时石狮就已经有20世纪80年代人人羡慕的“万元户”了，非法获利5000元以上的14人，千元以上的54人，事实胜过任何雄辩，一场地毯式的清查彻底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