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在接上篇“庙算”之后的用兵，即“先计而后战”之战。主要通过对战争依赖于经济的分析，论证了速战速胜指导思想的重要性，并进而提出了达到速战速胜目的的有效方法。
1.为“将”要重后勤
在战争中，后勤保障问题始终是战争胜败攸关的大事。因为没有充足的作战物质，用兵越多，困难越大，一旦供应中断就受制于敌。特别在进行战略、战役性的作战中，后勤保障显得更为重要。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译文：
凡用兵作战，一般情况下都需要大量的财力保障。如要动用四马拉的轻快战车千辆，用牛皮遮盖的辎重车千辆，出动步兵十万，还要向千里迢迢之外的战场运送军需粮秣。如此前方后方的费用，招待来往国宾使节、食客等外事交往的花销，制作弓箭矛盾等所需胶漆器材的补充，车辆盔甲的维修和保养，每天耗资都非常巨大，需千两黄金。只有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后，十万大军才能出动。
解读：
军事后勤，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大的作用。古今中外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对后勤建设无不非常重视。拿破仑在决战胜利后，曾把挂在他的后勤部长的胸前；毛泽东极力强调军队生产队的作用，等等。时至今日，军事后勤理论日臻完善，但追本溯源可见到，军事后勤这一思想理论体系框架，正是基于我国古代兵法名著《孙武兵法》而建立的。古代简陋的兵器和原始落后的作战方式与指挥方式，不仅没有阻碍，反而促进了先进的军事理论的诞生，《孙武兵法》至今仍被兵家奉为兵经。
战争是经济力量的对抗，是人与人之间在智力上的争斗和体力上的厮杀。尤其是在古代，由于生产力很不发达，人的体力与马匹的强弱甚显重要，因而作为将帅在谋略消灭敌人同时，必须首先考虑到保存自己。显而易见，饥困几天的士兵是谈不上有很强战斗力的，兵强马壮无疑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前提。而人要吃饭，马要食草，损坏了的兵器装备要有及时的补充，由此必须有切实可靠的后方勤务。对于这一点，2500多年前的孙武是独具慧眼的，他在兵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篇》）在那时，军事术语中还没有“后勤”、“军需”等词，但他在这里所列举的“辎重”、“粮食”、“委积”，却大体上包括了现代军队所说的后勤军需的基本内容。孙武的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向人们昭示着这样一句战争信条：军队无后勤不战自亡。
明太祖朱元璋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军队后勤的重要性，所以制定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作战策略。
在朱元璋的反元活动取得初步胜利后，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首要问题。
至正十七年（1357）攻占徽州后，朱元璋亲自到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请教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高瞻远瞩地送给他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是说，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暂不称王。朱元璋认为老儒的话很有道理，即提出了一个在两淮、江南地区“积粮训兵，待时而动”的行动计划。
“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按照老儒朱升的提示，朱元璋首先抓紧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的作战本领，尤其重视军事纪律的训练和整顿，强调“惠受加于民，法度行于军”。同时，朱元璋大抓农业生产。他设置营田司，任命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并且还抽出一部分将士，在战事之余开荒屯田；推行民兵制度，组织农村壮丁，一面练武，一面耕种。这样一来，军队的后勤军需有了保障，所生产的粮食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支援贫苦的百姓，改变了军队历来吃粮靠百姓的习惯，深受农民的欢迎。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朱元璋还礼贤下士，广揽人才。刘基、叶琛、宋濂、章溢四大名土被应聘至应天，朱元璋称他们为“四先生”，特筑礼贤馆，给他们居住。
此外，朱元璋为了避免树大招风、较早暴露自己，以防止在自己力量脆弱的时候被吃掉，他在形式上一直对小明王保持臣属关系，用的还是宋政权的龙凤年号，打的还是红巾军的红色战旗，连斗争的口号也不改变。直到朱元璋改称吴王后，发布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属。朱元璋经过如此数年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开拓疆土，巩固根据地，在外人毫不留意的情况下，培养了一支足以与元军相匹敌的军事力量。
随着朱元璋势力的一天比一天强大，原先的盟友，为了争夺利益，也逐渐变成了对头，变成了朱元璋改朝换代的强大阻力。于是，朱元璋在同元军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不得不对盘踞在周围的敌对势力进行清除。四周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部，以陈友谅部的势力最大。
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攻下了南京外围的重镇太平，杀了朱元璋的养子朱文逊及守将花云。他还在太平立国，自称皇帝，并调集舟师，从江州向东直指应天。声称此役有张士诚配合，攻陷应天，指日可待。在陈友谅的嚣张气焰面前，朱元璋的部将感到局势紧张。有的主张出城决一死战，有的主张弃城转移，也有的主张献城投降。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朱元璋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便问站在一边默不作语的刘基。刘基斩钉截铁地回答，先斩主降者和言逃者，才能破敌获胜。他说，陈友谅劫主称帝，骄横一世，其心时刻不忘金陵。现在气势汹汹，顺江东下，乃是向我示威，逼我退让。我们不能让其得逞，只有坚决抵抗。他又说，常言道，后举者胜，陈友谅虽兵骄将悍，但他们行军千里来犯我，既是疲军，又是不义，而我们后发制人，以逸待劳，待敌深入后，我以伏兵击之，自当必胜。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关系重大，一定要打好。刘基的一番话，坚定了朱元璋抗击的决心，他采纳了刘基的计策，巧出奇兵打败了陈友谅的进攻。朱元璋不仅取得了保卫应天的胜利，还一鼓作气收复了太平，巩固了金陵这块根据地。
陈友谅虽退守江西、湖北一带，但他和张士诚仍然是朱元璋的主要劲敌。为了扫平群雄，北定中原，最后推翻元朝政权，朱元璋军中对东张西陈两个战略方向，持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将领主张先易后难，即先打张士诚。这一战略思想对朱元璋也产生了影响。
刘基的主张则相反，他认为张士诚生性怯弱，胸无大志，只求自保，这种人不足为虑。陈友谅野心勃勃，力量也强，又据长江上游，对我威胁最大。若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定会乘虚攻我；而如果先讨伐陈友谅，张士诚则不一定敢轻举妄动。故当先除陈。陈氏一灭，张氏自孤，存亡便由我了。陈张既平，就可拥麾北上，席卷中原，大业便可告成了。刘基的分析高瞻远瞩，应该说是朱元璋扫平四海、建立大业的唯一正确战略方案。朱元璋采纳刘基之计，决定先征陈友谅，再攻张士诚，在全面胜利的道路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四月，陈友谅战死。消灭陈友谅势力以后，朱元璋马不停蹄，立即又挥戈东进，征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张士诚走投无路，自缢身死。自此长江中下游地区尽归朱元璋所有。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安去滁州假意迎接小明王至应天，从瓜州（今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廖乘机把船弄翻，使小明王溺死江中。这样，又为朱元璋以后的登基，扫清了一个绊脚石。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制服了浙江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又乘胜南进攻克了广东、广西。在实现了整个南部中国除四川、云南外的统一后，不失时机地调集精锐部队实施北伐，同元朝政权展开了最后的大决战。
元朝政权虽然依靠地主武装，于至正十九年（1359）攻陷了宋政权都城汴梁（今开封），后又拔掉了宋最后一个据点安丰（今安徽），把北方红巾军也镇压下去。但它的统治基础，也在各支起义军，特别是北方红巾军的沉重打击下趋于瓦解。此时，它仅仅依靠几支地主武装支撑残局，且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已是摇摇欲坠、不堪一击了。
至正二十七年门367）十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北伐，大军出发前，他亲自制定了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先取山东，撤除大部的屏障；再回师河南，剪掉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如此一来，天下形势为我所掌握，然后进兵大都，元朝势孤援绝，可不战而胜。”
北伐战争按照朱元璋的计划顺利实施了。当年十一月，徐达就率军推进到山东，平定了山东全境；继而兵分两路，又胜利进军河南，所向披靡，元朝将领纷纷归附。至第二年三四月间，北伐军包围元大都的战略已告完成。
元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元顺帝眼看援军无望，孤城难守，慌忙带后妃、太子北逃。八月，徐达率领大军攻进大都，统治近百年的元朝政权宣告灭亡。明朝呼之即出。
虽然朱元璋从骨子里就想登基做皇帝，但却不好自己提出来，好在有一枇贴心的下属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
早在七月间，在朱元璋兴致勃勃地与熊鼎等文臣研究庆典雅乐时，李善长便率群臣上表，劝朱元璋即皇帝位。朱元璋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一统之势未成，四方之途尚便”，而没有采纳。到了十二月，在战场上南北大局已定时，李善长又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朱元璋自谦说自己“功德浅薄，自愧弗如，还不足以当此造福万民的皇帝重任”，而再一次推辞不就。第二天，李善长再率百官恳请，说道：“殿下谦让之德，已经著于四方，感于神明。愿为生民百姓的利益着想，答应群臣的要求。”朱元璋这才终于同意登基做了皇帝。
朱元璋在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下，退在后方稳步地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做好了战前的物质储备，一旦时机成熟，便一举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这时他的实力已经是无人能敌了。他在这个过程中，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充分体现出他出色的战略决策意识。
历史证明，没有经济条件与经济资源，是无法取得战争胜利的。古今中外战争都是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竞赛，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是较强的。战国时代，商鞅就认识到“国不富，不可以养兵”。经济是实施战争的基础，战争严格受物质条件的制约。只有在充足的物质条件保证下，才能确保战争的胜利。同时，战争又会严重地破坏经济，致使国家处于困境而无力再实施完成战争。孙武通过对战争费用的实际考察，认为充足的物资保障是实施战争的前提条件。所以，说明战争极大地依赖于后勤，只有物质齐备，方可兴众举师征伐。
2.看不到害处，也就看不到利处
战争不仅给对方带来灾难，也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在现代人看来，战争没有赢家。即使战争的胜利方，也必须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原文：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译文：
所以，不能详尽地了解用兵打仗有害一面的人，也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打仗有利的另一面。
解读：
在战国后期，赵国大将赵括正是违犯了孙子“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的告诫，呆板运用兵书原则，导致长平之战的惨败，成为“纸上谈兵”的代表人物。马谡继赵括之后，在街亭之战中再次“纸上谈兵”，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整个战略意图崩溃。这是我们很好理解“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并以之为警戒的典型战例。
街亭之战是诸葛亮对魏作战六出祁山中一出祁山战役中的一个子战役。身为前军先锋的马谡胶柱鼓瑟地运用兵法理论实施作战，被魏国大将张邰所败，失去了整个战役作战的关键地区，使诸葛亮伐魏的战略企图全盘付之东流。
夷陵战役之后，受刘备托孤的重任，诸葛亮加紧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上全面进行北伐准备。
公元227年3月，正当魏国文帝去世、新君继位和由于东吴攻魏牵制了魏军时，诸葛亮向后主刘禅上《出师表》，提出“北定中原”，率军北驻汉中。在招诱魏国新城郡（今湖北房县）太守孟达叛魏图谋失败后，根据积极进取、谨慎求实、逐步推进的原则，确定避开秦岭天险，首攻陇右的作战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