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想通过做买卖把顾客狠狠地“咬”一口，到头来顾客得不到实惠，自然大叫上当，下次就再也不会光顾了。这样去做生意，最终能不失败吗？
看来，不论是经商或是搞服务，让消费者从本店出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实惠，心中留下良好印象，这才是利之所在。
俗语说：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对一家商店来说，“青山”仿如信誉，“绿水”好比财源。信誉常在，财源长流，这也是个规律。
针对天津人精买傻卖的特点，在与他们打交道时，相应的对策便是：精卖傻买。
在购买天津的产品时，一般可以放心大胆，不要有太多的后顾之忧。而在向天津人出售原料或其他产品时，要十分注意讲求质量，千万不要以次充好，以假充真。
4.嘴硬不如牌子硬
天津商人没有太多的“王婆”意识，他们的主要精力全放在商品的质量上。“天津三绝”，绝就绝在质量上。他们认为自卖自夸不可取，惟有货真价实才能立住脚跟。货好才能叫人挤破门，好货才能带来好生意。
“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桂发祥”的大麻花是天津三绝，远近闻名，声播海外，靠的就是它的质量。
如果你到了天津不吃这三种食品，那算白来天津一趟。然而，这些闻名遐迩的天津老字号，却蕴含着天津商人求实务实的商业精神。
天津“狗不理”包子铺的字号叫“德聚号”。创办人叫高贵友，小名狗子；狗子做的包子面皮薄嫩，十分好吃，很快远近闻名。狗子的包子不仅好吃，而且狗子本人也讲信誉。顾客来了之后自己交钱，自己取包子，狗子一向寡言少语，很少讲话。久而久之，人们纷传狗子卖包子——一概不理，一来二去，“狗不理”的绰号就传开了。但是，关于“狗不理”名字的来历，还有许多说法，无人考究。因为只要货好，消费者乐意接受，名字再别扭，也无所谓了。
古话说得好：货好不用吹，没有翅膀也能飞。天津三绝，绝就绝在货色好。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天津商人。
如今，天津人不再把心思精力放在商品的名字上，不搞花里胡哨的花架子，而是一门心思地将精力放在商品的质量上，再现天津绝活。
对东亚毛纺公司的创办者宋菜卿来说，诚信影响企业的商誉；商标代表着自己的企业信用，诚信和信用就是企业的市场形象。信誉就是安身立命之本，是企业的金字招牌。不讲信誉，失去了信誉，对个别企业来说，或许一时攫取了某些利益，但最终会为信誉扫地而付出代价。因为在契约社会，企业没有信誉便意味着没有市场，而企业没有信用，便没有了立身之处，其结局必然被逐出市场。没有良好信用的企业是难以生存的。东亚毛纺公司特别珍视“抵羊”品牌，因为“抵羊’’是信用的象征，必须时刻加以维护。
东亚公司一贯坚持抓好生产的每一道工序、产品成品的测算以及质量监测系统，以保证产品的良好信用。东亚公司的车间管理不同于旧时工厂中的“工头”，除监督工人以外，更主要的是负责统计工作。他们对生产工艺的各道工序，如从原料到成条，都有精细周密的统计，对原料投入、消耗，产品数量、质量，成品、半成品的储存，机器的运转情况等等，都有详细的统计报表。对于原材物料的领用，机器和工具的保管保养，不仅有严格的手续，也有一套统计报表。这些统计报表不仅成为宋柒卿进行产品成本测算的依据，也成为他控制车间生产情况的可靠途径。所以，东亚公司的车间管理从未用过包工头，而所用的人都是熟悉生产技术和机器性能的内行。因此，在抗战胜利后，中国纺织公司从东亚厂挖走的车间管理人员，既在薪金上比工程师少，在生产管理上又丝毫不逊于工程师。
东亚公司为了使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对产品的质量管理异常严格，不惜投资建立了一套较先进的质量监测系统。在使用原料时，首先要化验羊毛的含磷量，这是决定毛线成品的手感、弹力的关键因素。凡是经检验不合标准的羊毛，一律不准纺制“抵羊牌”毛线，对羊毛纤维的粗细度也有精密的检验设备，毛线的型号与羊毛的纤维粗细必须符合标准，凡毛号不够国际标准的，不准纺100号毛线。在染色方面，每新染一种颜色，必须经过日晒、肥皂水浸洗、耐磨、耐汗等几种试验，合乎标准后，方可正式投产。纺出的毛线又必须经过捻度、拉力、弹力等各项指标的试验，然后才能打包入库。
宋匪卿对东亚的产品执行的是当时的国际标准，而且坚持这个标准绝不动摇，这恐怕是东亚的毛线在海内外市场上享有极高声誉，历经风雨而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作为资本家，他追求最高可能的利润，作为企业家，他却不会以质量上的偷梁换柱去追求利润——那无异于败坏自己的信誉，放弃自己的市场。宋菜卿在经营东亚期间，投人市场的副牌产品不下几十种，那都是质量不够优等但尚属合格的成品，他就让市场去消化这类产品，又使人们不断忘掉这些新品牌，而使“抵羊”成为对顾客最可靠的承诺，印象更加深刻。
另外，东亚公司那时就建立了各工种的安全操作规程、技术操作规程，未经培训和考核的人员不得上机操作。对机器设备也有定期检查和保养的严格制度。凡因违犯操作规程造成人身或设备事故者，责任自负。应该提到的是，当时确有几起工伤事故，其受伤工人均以违犯厂规受到论处，有的甚至被开除。如果说东亚对工人的规章制度严格，而对管理人员则近乎苛刻，这也是宋匪卿与旧时资本家网罗亲信的做法不同的独到之处。他对管理人员的职责有着严格规定，举凡生产中从化验、技术、安全的各个管理环节，一切均落实到人，由管理人员执行到位。例如：有关化验需化验员和有关管理人员共同签字于化验结果；机器保养后的验收，工人在安全和技术考核后的结果，都需有关管理人员签字，其文字材料上交保存，一旦出现问题，有关管理人员要受处罚。
宋匪卿对此有自己的解释：
工程师可以礼聘，工人可以招雇，唯有管理人员须是自家培养，而且要成为知道当家难的家里人。
“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管理人员就是发现和堵塞这蝼蚁之穴的人，这是不能马虎的。
因此，以科技管理、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晶牌战略是企业赢得信用，赢得市场份额的根本途径。任何晶牌都有一个科学的内部管理环境。正是建立了科学的生产工艺流程、产品质量考核、资金管理等管理制度，形成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抵羊”才能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迅速成长。
5.强烈的民族气节
“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天津自古是北方的重要商埠地。五门杂处的天津卫、商家荟粹的老城厢、异域风情的小洋楼、柔美好听的天津话、财富显赫的大家……这一切宛如满天的繁星，咬相辉映，构成了让人应接不暇、叹为观止的城市生活画面。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儒家文化的影响十分浓厚。精明而又谨慎的天津商人没有东北人的粗鲁，少了份江南商人的刁猾，他们大多温文儒雅，带着一身学者的风采。同样，他们也不像江浙商人那样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而是敬业乐群，伸缩有度。可以说，天津商人是集外交家的精明、实业家的执著、艺术家的精巧和政治家的责任于一身。
正直、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哲学和行为准则。这一点在历史上天津“永久黄”的创始人范旭东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
修身和齐家治天下，是范旭东对企业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他认为，一个企业要办得好，领头人一定要带头苦干，带头做出成绩来，这样才有信用；二是为人要清廉，若能做到清廉，便能博得人们的敬仰，事情也就容易推行。任何事情做到清廉二字，就是失业失败，尚可得到人谅解，得到人同情。他的言行深深感悟着同仁，从精神上把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
历史上，在与外商的斗争中，天津商人既坚决维护民族利益，不丧失民族尊严，又不鲁莽草率行事，而是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伸缩自如，活脱脱一个外交家的风采。
天津商人的国家民族观念一脉相传。比如，轰动中国的天津（与日本合资）光荣软件公司两位天津青年反对美化侵略、美化二战事件，曾令国人击节称赞。原来，日本天津光荣软件公司制造的游戏机里，有美化二次世界大战的内容和替战争辩解、翻案的嫌疑。
这些内容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而且不利于人们认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深刻历史意义。公司两位中国青年不怕失去高薪，不怕被开除，愤然向社会控告该公司，迫使日方向中国道歉，并停止生产和销售有美化二战的软件。
鉴于天津人的这些特点，外地人在天津打交道，应注意把做生意与做人和讲究民族气节联系起来，多做一些弘扬民族精神，有益于增长国威的事情，有助于提高企业和个人的知名度，这样做才能在天津夺取市场。
6.做生意，到天津
随着天津继香港，上海成为中国沿海第三大通商口岸后，天津再次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商贸都市。由于流动人口不多，他还保持着固有的、悠悠自得的“纯朴性”。天津人的意识，介于都市意识与乡村意识之间，不浮躁，不动荡，有条不紊，滋滋润润、踏踏实实。不论男人女人，恋家情结浓厚，稳重而热情。闲来无聊之时，便自编一段小曲，日子过得优哉游哉。全国涌动的“经商热”“炒股热”“炒邮热”在天津总是耒温不火，烧不上劲。我所接触的天津男人女人也大多具有北方人的显著特征，热情而又淳朴。虽是港口城市中人，天津人仍是存留着一股厚重的乡土色彩，他就像一个家道殷实却又不喜声张的农家子弟，默默地归卧在京东，守望着西面不运的首都。
天津人乡园观念很强，很少背井离乡，出市的少，出国的更少。极少数在外发了财的，也要回来购房置地守望家园。没发财的就更不愿落户他乡了。
天津一直是一个大型的工商业城市，就业的机会相对较多。过去的天津卫更是如此。你即便没本钱没本事，水陆码头上拉个板车当个挑夫，也就能养家糊口了。如今的天津虽然整体经济都不景气，由于天津政府有一整套平衡物价的措施，天津的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加之人们依然受着传统思想的禁锢，只要大人孩子饿不着，绝不愿意出门找饭吃。依然守着这个直辖市，吃着，骂着，有股子悲壮的味道。
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天津虽处于中央脚下，但天津商人大都与政府若即若离，不像安徽商人那样热衷于功名。而是堂堂正正，按规矩办事，不失法度和公理。
由于天津市民的构成来自于历代移民，所以天津人与其所生活的这块土地没有太多的地缘关系。近百年来，这块土地为这些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提供着丰富的物质及精神食粮，甚至大大超出了他们原本的家乡所能提供的。
在天津定居后，往往会对这块土地产生出深深的依恋。虽然许多天津人吃着天津骂天津，但是你问他爱不爱天津，愿不愿意离开天津，大多天津人会告诉你他仍爱着天津，不愿意离开天津。这也算是天津人文的一大特点，“骂着天津爱天津”。
天津有句老话“出门一日难”，道出天津人对故土的眷恋，和潜意识对闯荡的不屑。天津人胆小吗？不是，是倦怠。
这可以说是故土难离，也可以说就是倦怠的乡土观念。从某种角度说，极大地妨碍了天津经济文化的发展。这种倦怠，淹没了创意，淹没了激情。天津人组成的群体，好像都修炼成一种极为阴柔的武功，任何外力都会被化为乌有。天津人对任何事都满不在乎，只要还能吃饱穿暖。所以，天津一直也没出过什么大革命家或大反革命分子，海外的天津籍华侨也很少，甚至在外省的天津人都很少见到。“碰见个天津人不容易”、“天津人恋家”，这是漂泊着的天津人能感觉到的。互联网经济都突飞猛进着，这种田园经济的头脑却是与现代经济不能相容的。
但是天津人力资源丰富，资本存量大，科技产品的产出量稳居全国城市的前列；毗邻渤海，自然区位优越，基础设施完善；城市规模大，加工制造产业基础好，滨海新区增长迅猛；社会治安综合状况良好，个人权益保护度较好。而且天津的投资成本低，利润回报高，是跨国公司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据点，发展加工制造业及临港工业潜力巨大。如果能够加快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与相邻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努力营造勇于创新、敢冒风险、积极进取的文化环境，天津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腾飞于世。
天津商人崇科学、重信誉、讲实干的良好作风，以及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经营原则，使其具备了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此外，作为中国最大的人工港，天津港位居要冲，水深港阔，泊位多，集装箱专用码头运载力居国内第一。
由此可见，天津是一个很理想的投资城市。世界著名的瑞士雀巢公司、德国化工集团、美国通用电气跨国公司、韩国三星集团、日本工业株式会社纷纷在此独资经营。中外合资的天津大发、夏利、康师傅方便面、史克肠虫清、康泰克等先后在此落户扎根。
如今，天津作为一个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已跃出东方地平线，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外地人想要做生意或进行投资，天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